幾天后，在老地方又見那年輕女人坐在路邊的長椅上，逢人就問：“做證嗎？身份證、戶口本、護照……”

    “護照也能做？”記者感到震驚，就去和她搭訕。

    “什麼都能做，老闆有機器，做出來和真的一模一樣。連我們的月票都是他做的，他每月買一張月票，掃描幾百張，每張10塊錢賣給我們，售票員查不出來。”“做一本護照多少錢？“得一兩萬。”“這麼貴有人做嗎？”“聽説老闆做過，上午還有人來打聽護照裏頭的章呢，説下午送護照來。”“這要被逮住罪過可大了，幹你們這活兒可夠危險的。”“可不是，唉。”女人嘆了口氣，“以前人家讓我來幹這個，我不敢來，害怕。可家裏蓋房欠了一萬多塊錢的賬，沒辦法了，幹吧。要不是欠賬太多，我家老公説什麼也不會讓我出來，他還是村幹部呢。我原來在家用白線鉤出口桌布的花，眼睛都花了，一天才掙兩三塊錢，哪有幹這個來錢。在老家一輩子死了都不知道北京什麼樣，出來可開了眼，什麼都見過了。”瘦女人笑了。“你去過王府井嗎？”“沒去過，王府井裏邊好看嗎？”“那是北京最熱鬧的地兒，都是大商場。”“到那兒去看要錢嗎？”女人問。“不要錢。你現在每天能掙多少錢？”“平均也就50塊錢吧。人家來的早的錢好賺，錢掙得差不多了就不幹了。這活兒擔風險，一齣事就麻煩了。我幹3年了，現在幹的人多，掙不著錢了。有的活兒能掙錢，我不敢幹，上次有個客戶介紹來的人，要做50套出國用的畢業證、公證書、存款單，做一套給500塊錢，我不敢接這活兒，就帶他找老闆。別人都説我傻，後來老闆給我1000多塊錢。聽説先做了10套。”“銀行存款證明和公證書的紙都有防偽標記，假的有嗎？”“有，老闆有專門刻章的、做證的、掃描的、排版的，上面蓋的各種章全能做。人家老闆賺錢多，一個月掙好幾千，人家吃飯都是好幾個菜，哪像我每天中午就在小飯舖花9毛錢買3個包子，喝點兒麵湯。不過萬一齣了事，老闆擔的風險也大，得判刑。我們這些拉活兒的，都不敢把東西帶在身上，坐公共汽車都先藏座位底下，到這兒也找個地方藏起來，客戶來了才拿出來給他。沒東西就是被逮著頂多把我遣送，不會關起來。“身上有東西可就麻煩啦。我們兩個老鄉被逮走了，到現在都沒消息。有個便衣拿來兩張照片讓做畢業證，給那男的一張，給那女的一張，他倆到老闆那兒去做，才發現照片一樣。那男的跟那女的説他不給做了，讓那女的做，實際上他也做了，他把證送去就失蹤了。那女的後來和老鄉把證送到一個飯店也被銬走了，那老鄉回來嚇得直哭。”

    女人指著路邊一個慵懶地靠著電線桿子的老女人説：“她也是我們老鄉，可倒楣了。她全家都幹這活兒，前天下午她大兒媳婦在‘北辰’門口被‘110’逮走了，她一夜都沒睡，説兒媳婦頭天把棉襖洗了，沒穿棉襖夜裏準得凍壞了。他兒子今天打聽著了，知道媳婦被遣送回徐州了，媳婦身上沒錢，他兒子得去徐州交300塊錢才能放她。她二兒子因為幹這活兒被判了幾年，關在南京的監獄。我們有個老鄉説認識公安部的人，讓她拿4000塊錢能把她兒子弄出來。她真相信了，還掏了3個人的火車費，最後錢被騙走了，人也沒出來。”

    一個孕婦走過來，女人悄聲對記者説：這就是她兒媳婦的姐姐，前天下午一塊兒被逮走的，東西都藏在這姐姐身上。”孕婦走到我們身邊，瘦女人問，“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昨天上午10點多。”“東西翻出來了嗎？”“我沒讓翻，，跟公安説懷孕8個多月了要生了，人家沒敢動，也沒罰錢就把我放了。哎喲，可把我嚇壞了！”孕婦狡黠地笑笑。“那你今天還敢出來？記者問。“這兩天活兒多，怎麼也得把車費掙出來回家過年呀。剛有人讓我給做電工證，我先回去了。”孕婦朝車站走去。一個穿黑大衣的胖女人把女人叫到一邊，記者看見她打開一本護照，指著裏面嘀嘀咕咕。女人説：“你要放心就把它給我，我得回去問老闆能做不能做。”

    胖女人説護照是別人的，不能拿走。女人讓她跟著一塊兒去找老闆。記者表示出極大興趣，説要問問老闆做護照的事。兩個女人似乎不願意讓記者跟著，記者對攬活的女人説：“咱們上回不是去你們村見過老闆了嘛。”

     女人説：“那就去吧，別説是我帶你去的。”

    又坐車來到那村，女人先給老闆打電話，約好在一家小雜貨店見面。一會兒老闆來了，但不是那個刻章的人，此人30歲左右，眉清目秀，穿著白襯衫，藍西裝。他拿著護照看了看，説：“這章我能做得八九不離十，這幾種顏色的印油我沒有，可以配，但不敢保證顏色一樣。以前我給人做過南韓護照的章，就一種顏色的好做。”“既然不保險就算了。”胖女人説，“還有個人讓我做護照上的小章呢，今天沒拿來。”

    老闆指著年輕女人：“你要做讓她給我打電話吧。”胖女人和年輕女人約好第二天下午見。（劉元）

    人民網 2002年2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