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距北京亞運村北約幾公里的一個村子，是制售假公章和假證件販子的集散地。這裡姑且稱之為“假證村”。

    如果購假者需要做的假證件不是學生證、身份證、畢業證書等“大路貨”，而是有特殊用途的證件或立等可取的公章，你將“有幸”被攬活兒的人帶到“假證村”去和“老闆”當面洽談。

    在村裏，男女老少嘴上説的，手裏拿的，自行車筐裏裝的，都是假證件和假章。村裏環境臟亂，除了制假販假的，據説還有賭博的、賣白粉的、抽大煙的、私人接生的……

    本報記者親歷“假證村”，探訪出的內幕令人震驚。

    在北京亞運村附近，常年流動著一些為做假證件攬活的外地人。見著過路的人他們就殷勤地問：“辦證嗎？”記者曾在北辰購物中心門口，聽見一個小夥子興奮地告訴給他做假學生證的年輕女人，用假證買半價火車票成功了。

    那女人很得意：“我説跟真的一模一樣吧，你還害怕，這陣子做學生證買票回家過年的人多啦！住我們院兒一個四川打工的，也讓我給他做學生證，他已經讓學校的學生給他訂了半價火車票，怕車上查。我給他做了個北大的。”

    “不過，做學生證最不賺錢，30塊錢得給老闆20塊，其實那章坯子是從河北進的，才一塊五一個。”

    “做一個畢業證多少錢？”記者湊上前問。

    “200塊錢。畢業證比學生證難做，上邊還得有校長名章，不能弄錯。老闆的大本子上都有記錄，按區分的，朝陽、東城、海淀，哪個學校的領導人是誰都記著吶。今天上午我剛給人送去兩個山東師範大學的畢業證，他給上海人做的，還得郵過去。昨天我在肯德基門口看見一個帶小孩的女的，她一看就認識我，她以前找我做過武警的駕駛證。她讓我給兩個男的做成人高考的畢業證，一個1998年的、一個2001年的，按她自己的真證做。”

    “做畢業證書非要用原件嗎？”

    “不用，你要哪個學校的，哪年畢業的，大學的、大專的、成人的、高中的都能做。”

    “能一模一樣嗎？”

    “能。不過剛才把證給那女的，她拿真的一對比，別的都一樣，就是假的紙薄點兒。”

    “做什麼證賺錢多？”

    “最賺錢的是車牌子，一個好幾千塊錢。上次有人讓我給他做警備車牌子，我不敢給他做。車牌子不是我們這夥人幹的，都是從溫州運來的，全部都是電話聯繫，隨便拿一副幾百塊錢，你要指定號得1000到3000塊錢，不過得做一個禮拜。那爺倆給人做了4副車牌子，掉進去了，公安跟他們家要8萬罰款，他女人不出錢，現在還關著沒判呢，多長時間才能掙出8萬塊錢呀！”女人侃侃而談。

    “你們每天什麼時候出來？”

    “公安的11點半下班，我們一般中午都在這兒練攤，下午3點半聯防的上班一過來，我們的人就撤了。”

     幾個小夥子走過來，和她打招呼。“都是我們這夥人”。她説。

    “這些小夥子身強力壯的，幹什麼不好呀，幹這個多擔風險。”

    “他們原來在老家幹瓦工，給人蓋房子，一天干十三四個小時，累死了也掙不了多少錢。現在一般都是老頭兒幹那個，年輕點兒的都出來幹這個了。這些男的比我們能掙錢，他們會侃，一個畢業證能侃到400塊錢。一個身份證要300塊錢，我才要150。”女人説，“做證都是我們江蘇人最先幹的，有幹好幾年的，現在還有朝這兒來的。河南的、東北的也跟我們學，但他們拉活也得找我們的人做。”

    “幹嘛都集中在這兒，不換個地方？”

    “中關村那邊活兒多，報上對那邊做畢業證的事兒曝過光，連外地人都知道那邊能做，來北京就奔那兒，一做就是好幾個。可那邊抓的太緊，便衣天天都在那兒看著，一抓就幾車人，像我們生道兒的不認識便衣，不敢去。”

    “這兒有便衣嗎？”

    “有，昨天就來了好幾個。”

    “你怎麼知道誰是便衣呀？”

    “看得出來，你要多少錢他給多少錢，還給你車錢讓你回去取。等你把東西一拿來，他‘卡嚓’一拷，就把你逮走了。”女人神秘地悄聲説。

    她朝一個走來的瘦男人迎上去，問：“帶來啦？”

    瘦男人點點頭，警惕地看著記者。女人説：“這也是打聽著想做的人，沒關係。”

    她帶著瘦男人和記者走進陽光廣場，指著不遠處長凳上坐的倆人説：“那也是來拿東西的。我們拉了活兒都上這兒來。”原來此廣場是他們交易地點。

    瘦男人拿出一張單位介紹信，説要照著做上面的公章，而且要馬上拿走。女人説：“那得按加急算。”

    “加急多少錢？”

    “100塊錢。”

    瘦男人嫌貴。“這還貴，上次那人要做全套公司的章，7個跟他要了1200塊錢呢。”女人説。

    “能做得和真的一樣嗎？”記者問。

    “做公章是最保險的，老闆都用電腦刻章，知道公章的規格，38的，40的。有個女孩讓我給做平谷公安局的章，説是開證明用，把我嚇壞了，夜裏都睡不著覺。後來她又找我做戶口本，我問她公安局的章用了嗎？她説用完銷毀了。”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以80元成交。女人讓瘦男人跟她找老闆去做，記者説也想去看看，如果做得像真的，以後沒準兒也做一個，女人同意了。

    坐了近半小時的車，下車後女人先在路邊一家刻字店把介紹信複印了一張，然後帶我們進村。村口一條街上兩邊都是雜貨攤。女人打公用電話找到老闆，約好在賣麻辣燙的地方見面。我們在那兒等了約10分鐘，老闆沒來，女人又去打電話，説得換個見面的地方，還説，他們和老闆都是單線聯繫，老闆一般不見外人。有一次便衣把一個拉活兒的逮著了，他供出了做證的老闆，公安到老闆租的房子裏把機器都抄走了，老闆被逮走判了刑。

    在一家飯館門口等了會兒，一個鬍子拉茬的中年男人朝我們走來，女人介紹我們都是她的老客戶，把瘦男人的介紹信遞過去。中年男人掃了一眼，説：“你們在這兒等會兒。”就拐進一條小巷。

    大約20分鐘，刻章的人來了，把做好的公章給了瘦男人，他仔細地和介紹信上面的公章對照，表示挺滿意。刻章男人腰間的BP機響了，他用飯館的電話回話，對方大概讓他做一套公司的章，他忙不迭地掏出小本記下了北京某公司的名稱，説得去趕活兒，就匆匆走了。

    “老闆活兒多，白天黑夜地刻也刻不過來，眼睛都刻花了。最多是刻財務章的，上次我一下子給了他15個，後來又給了7個，都是財務章。”女人邊説邊接過瘦男人的80元。（劉元）

    《中國青年報》200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