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恐怖主義的根源可歸納如下：

    1. 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衝突讓位於種族的與宗教的以文化價值為分界線的衝突。這種衝突是孕育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

    2. 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帝國，它的單邊主義政策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弱小的不發達國家的不滿與仇恨；

    3. 西方文化價值與東方文化價值的衝突是造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催化劑；

    4. 全球化使經濟不發達的穆斯林國家愈益貧窮，伊斯蘭恐怖主義是阿拉伯國家從石油聚斂的金錢與赤貧的政治與文化落後的穆斯林國家結合而生的怪胎；

    5. 美國親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激發起阿拉伯國家的反美與反猶情緒，這種反美與反猶情緒在原教旨主義中找到了極端的反映；

    6. 有些穆斯林國家教育極不發達，對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由宗教學校免費提供，而這種宗教學校正是灌輸原教旨主義和聖戰思想的基地，正是驅使穆斯林青年追從宗教狂熱的基地。

    美國無論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都是世界第一，成為冷戰後惟一的一個超級大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它面臨的最大的戰略問題是如何避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聯合起來反對它。如德國雜誌“Die Zeit”編輯Josef Joffe説的，美國現在與1871年統一後的俾斯麥的德國非常相似。美國的力量是史無前例的，是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與之匹敵。全世界花費在防務上的費用大約8千億美元，而美國的防務支出就佔3千8百億美元，比全世界防務開支最多的14國的總和還更多。美國在武器技術方面遠遠超過它的盟國，因此它極易傾向於單邊主義。

    從實質上説，美國在許多方面的單邊主義是由於其遍佈全球的利益所驅使的。在美國看來，全球的安全就是美國帝國的安全。“西方正在、並將繼續試圖通過將自己的利益確定為‘世界共同體’的利益來保持其主導地位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單邊主義的外交策略極易使美國成為眾矢之的。單邊主義使它得罪或失去盟友和朋友。同時，它在中東的單邊主義使它招來阿拉伯世界的廣泛的嫉恨。根據《國際先驅論壇報》與Pew研究中心在2001年11月12日至12月13日在世界範圍內的調查，77%美國以外的人士認為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是單邊主義的。就國際反恐鬥爭而言，美國需要建立最廣泛的多層次的聯合陣線，這也需要美國實行多邊主義，更多地關注共識，更多地關注別國的利益。未來的反恐戰爭的一段時期將是中美改善關係的一個契機。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曾經認為，歷史上所有的帝國由於過度擴張而走向毀滅。對自身安全的過度關注，在軍事上過度開支，是造成帝國滅亡的國內因素。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生院副院長Daniel Warner認為，美國目前正符合保羅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國走向衰亡的徵象。美國的過度擴張也表現在目前的反恐戰爭中。首先，美國將打擊對象從直接肇事者擴大到其“罪惡軸心”理論所涵蓋的國家。其次，這場戰爭的打擊目標在時空上是無限的，這是一場沒有地理界限規範的、沒有時間規範的戰爭。Daniel Warner認為，蘇聯因為過度擴張而走向了毀滅，而美國很可能步其後塵。

    西方文化價值與東方文化價值的衝突是造成穆斯林恐怖主義的原因之一。無庸諱言，西方文化價值是人類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它具有現代性的特點。一方面它是先進生産力發展過程中的産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現代性的種種弊端與缺陷。

    對於大部分經濟十分落後、生産力極不發達、文化十分落後的東方穆斯林民族來説，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文化價值無異於洪水猛獸。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是物質主義的，腐敗的，頹廢的和不道德的，竭力抵制西方文化對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影響。在美國社會中，離婚率高達50%。60年代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形成性解放浪潮。美國社會對性的公開性與容忍性，是傳統的保守的東方文化所無法接受的。這與對性事諱莫如深的伊斯蘭文化形成尖銳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無疑會被視為異端邪説。同樣，70年代之後的女性主義的興起，對伊斯蘭文化也是一個極大的衝擊。在傳統的伊斯蘭文化中，婦女是沒有地位的。在塔利班統治下，婦女的處境就是一個例證。美國竟然要掀起女性主義浪潮，全然屬於大逆不道了。美國的個人主義超越了東方的家庭價值，只有6%的祖父母生活在孫子輩的家庭中。這在傳統的重視家庭價值的東方文化看來，也是不可思議的。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無節制的工業生産，對全球的氣候以及大氣的生物化學功能造成極大的破壞。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僅5%，卻向大氣釋放25%的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人們對於以自然為代價的美國生活方式産生了疑惑。這一切，無疑在文化價值上使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産生了間離，成為少數恐怖主義分子實行恐怖手段的文化動力。正如塞繆爾亨廷頓説的，“冷戰的結束並未結束衝突，反而産生了基於文化的新認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團（在最廣的層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間衝突的新模式。”“冷戰結束後，文化取代了意識形態，成為吸引與排斥的磁石。”

    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將其主要的矛頭針對美國，是一種狂熱的宗教衝動。它所指的是其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不管美國願意與否，原教旨主義所發動的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帶有強烈的反基督教反猶太的宗教動機。例如，漢堡一家清真寺的阿訇在向“911”恐怖份子阿塔等布道時，就説過，“要割裂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喉嚨。”廣而言之，西方面臨的是一個不同的文明 －— 伊斯蘭文明，而伊斯蘭文明面臨的是一個無比強大的擴張的西方文明，特別是美國文明。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兩個文明不可避免地處於更加尖銳的衝突之中。這種衝突使伊斯蘭文明産生一種深重的危機感。而衝突的結果之一是有些伊斯蘭社會更加自我封閉，對現代性産生恐懼。一個是強者，一個是弱者，一個是先進的，一個是落後的，這決定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只能採取隱蔽的恐怖主義的手段。

    全球化使有些穆斯林國家邊緣化，個人與過去割離，反而趨向貧困，墜入社會經濟階梯的最底層。人口過剩，在財富與資源消費中的不均使世界上許多貧窮的人無法享受現代化的好處。其實，只有當所有的人都能享受人類文明的成果，人類創造帶來的美好生活，否則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和一個國家會真正地繁榮，會真正地享受安全。真正的全球化應該是多元的，應該是一種全球民主，應該是平等的，在全球民主的框架下，各種獨一無二的民族文化，不分大小，都有存在的權利，有發展的權利。全球化意味著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只有這種思想才有利於人類的共同生存。

    美國與拉登的對立是世界上富有者與窮人之間衝突的反映。當人群和文化被窘迫得過於無奈，極端的思想在怪異的信仰驅使下就有可能應運而生。“基地”等極端組織的根源可以在全世界被遺棄和遺忘的人群中找到答案：民族分裂和人們被褫奪公權。在現代城市化運動中，發展中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從2000年10月到2001年10月，全世界由於戰爭造成的難民數達1490萬， 比2000年增加40萬人。仍然羈留在本國內的難民數達2200萬人。阿富汗和巴勒斯坦難民數分別達到400萬，佔全世界戰爭難民數一半以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是在這塊貧窮與落後的土地上生長的。《國際先驅論壇報》與Pew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52%非美國人士認為，美國政策造成世界上貧富的差距擴大，這是這些國家反對美國的主要因素。就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而言，財富的差距是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西方學者中，也有人認為國際恐怖主義與貧窮無關。如，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lan Krueger認為，恐怖與貧困並無直接聯繫。他調查了Hezobollah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死亡的129名激進份子後發現，他們的經濟水準都超過貧困線，都擁有中等或高等教育。他還發現在巴勒斯坦並不是貧困和未受教育的群體對以色列特別仇恨；而攻擊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定居者卻大部分是富有者。

    對於從1966至1976年報載的屬18個恐怖組織的350名恐怖分子的調查表明，2/3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在1980年，一位埃及社會科學家訪問了關在獄中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發現他們都受過教育，在社會中屬於上升的階層。Daniel Pipes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中用證據表明中東的激進份子大多出身於中産家庭。

    這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問題的另一面。即使Hezobollah激進份子是受過教育的，但他們的教育大多是在宗教學院中接受的，而這些宗教學院無異於恐怖訓練營。如在巴基斯坦，貧困的孩子入宗教學校(madrashas)學習，這些學校提供免費的膳宿和書籍。正是這些學校培養了塔利班和聖戰份子。

    根據世界銀行對1960年以後世界衝突的調查，如果經濟發展，如果人口壓力減少，如果10多歲的孩子有學可上，如果經濟多元化，內戰的可能性就減少，拉登之所以能在阿富汗生存，就因為混亂與無能的當局給他提供了極大的自由活動的空間。就這一點而言，恐怖與貧困有關。

    Krueger認為，因為經濟原因，貧困的人最可能有犯普通罪的動機，而受教育的人最可能從事恐怖主義，因為他們擁有複雜的思想並形成政治激情。然而，為了減少這種針對美國的政治激情，至為重要的仍然是減少穆斯林國家國內社會不公正的現象，促進當地政府更為開明，更為公正，更為民主。美國要更為關注伊斯蘭國家人民的福利。而這一切仍然與減少貧困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所以，為了減少國際恐怖主義，對貧困的穆斯林國家施以援助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美國在中東對以色列的支援，是造成阿拉伯人仇恨美國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人仇視美國也不是自今日始。這種仇恨早就存在了，是根深蒂固的，特別在美國施行反恐戰略後，以色列搭車，也展開了它的針對巴勒斯坦人的反恐戰爭。這種以暴易暴的政策加劇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與反猶情緒。例如，據《先驅論壇報》報道，美國對以色列在被佔領區的軍事行動的支援引發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對美國商品的抵制浪潮。通過網際網路和行動電話短資訊號召抵制美貨的組織大多是非政府組織，如學生團體，網上號召人們特別抵制麥當勞，星巴克和微軟。《國際先驅論壇報》和Pew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表明，大部分美國以外的人士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對美國以色列政策的一個反動。在中東高達95%的人這麼認為。

    同時，美國國內猶太裔美國人對布希態度的改變也從另一方面説明這一問題。在2000年大選時，80%的猶太裔選民選舉戈爾，傾向於民主黨。然而，經歷了17個月之後，美國的猶太組織轉向支援布希，正如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主席Howard Kohr説的，這是因為“布希對以色列的深深的同情”。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感到屈辱與侮辱的根源。可以説，如果巴以之間不和解，未能找到雙方和平共處的途徑的話，如果以色列不退回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邊界以內的話，那麼反以色列的情緒，以及由這種情緒而衍生出來的對美國的仇恨，將延續下去，國際恐怖主義就不可能銷聲匿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成為一種反猶和反美的結合體，他們把以色列人與美國人都統稱為“異教徒”，擔心沙特的聖土被美國軍人異教徒非神聖化，就可見其一斑了。正如“911”事件策劃者之一Zacarias Moussaoui在自我辯護中表白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美國”。

    有些穆斯林國家政教合一。阿拉伯人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受到宗教上層人士的管制。他們無法容忍自由精神，無法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人。知識缺乏與自由缺乏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痼疾。這樣的閉關自守的文化環境是産生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溫床，是培養追求殉道者道路的最佳環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Jessica Stern認為，恐怖主義領袖人物將宗教作為一種動員教民的手段，通過特殊的宗教語言來表述他們的政治與經濟訴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追隨者在精神上去進行一場“聖戰”。他們運用宗教來傳播他們的反美和反猶思想，鼓勵追隨者通過暴力去追求一種更高的宗教目標。而恐怖主義者之所以死命追隨他們的思想有的是出於精神的、情緒的需要，有的則是由於赤貧，是出於經濟的需求。他們相信，雖然他們在這個世界生活得很不如意，在自我爆炸之後，將在“下一個世界”中獲得新生。對於“下一個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是這些恐怖主義份子的最高的精神寄託和驅動力。這些人一般來説在這個世界的生活十分貧窮並沒有希望。他們生長在一個充滿暴力的環境中，是社會中被污辱與被損害的。精神創傷與被污辱的人生是驅使他們走向恐怖主義與暴力的精神原因。恐怖主義者往往以真主的名義行事，對於世俗的人道主義、女權主義和以個人自由為中心的西方價值觀在世界上的傳播感到恐懼，認為這是異教徒的勢力在擴張，將危及他們根本的信仰。驅使恐怖主義分子進行聖戰的原因在於他們所感到的無助感，他們在社會與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他們的焦慮，他們對於前景的絕望。死亡成為他們在聖戰中追求和崇拜的終極目標。這就是為什麼在有些跨國的調查中，有恐怖主義信仰的人對本國政府比對美國更為不滿。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形成有其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與文化的原因。因此，對付恐怖主義也應有政治的一手。由於恐怖主義沒有國界，來去無蹤，隱藏很深，混雜在一般民眾之中，政治的一手就更為重要。英國上議院議員Shirley Williams認為，在“911”事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期望布希總統宣佈這是一次對人類的犯罪，這樣可以團結全人類進行一場文明框架內的一次戰爭，而不是一場文明之間的戰爭。然而，布希總統宣佈恐怖主義的行為是一場戰爭行為，這樣，這場反恐戰爭成了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反恐戰爭應該是兩手的，單純依靠軍事手段將被證明是一場花費昂貴的災難。美國如果將打擊目標擴大到伊拉克，這更會激起阿拉伯青年的反美情緒，更會激起恐怖主義的政治激情。

    (朱世達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中國網 2002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