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者持大股”製造“新百萬富翁”

    ——秦皇島柳江煤礦中的長城礦以1040萬元出售後，原礦長邢文利佔股45％，達４６０多萬元；

    ——杭州市輕工工藝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為民，經過企業兩次改制，個人擁有1200萬元企業資産中的150萬元；

    ——紹興鹹亨食品有限公司余龍生買下企業240萬資産中有53％股份，折算為１２７萬元；

    ——湖北仙桃天輪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俊通過二次改制，擁有企業380萬股本金中的102萬股份；

    ……

    類似例子舉不勝數。最近記者到河北、浙江、廣東、湖北、江蘇等地採訪發現，國有中小企業産權改革中“經營者持大股”方式呈燎原之勢，席捲大江南北。一些將要或正在進行産權改革企業的經營者到江浙、廣東地區考察後認為，“經營者持大股”符合經濟發展趨勢，是有效的股權設置方式，其先進性不容懷疑，值得效倣；另一些前幾年已經完成産權改革，但股份比較平均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職工人人持股”等於“人人不持股”，是新的“大鍋飯”，不利於企業管理，無益於企業發展，從而著手進行“二次”、“三次”改制，以實現“經營者持大股”目標。正是這種一浪高過一浪的“經營者持大股”風潮，使得眾多中小國企通過股份切割、股份調整或者股份集中，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新百萬富翁”。

    地方政策是産生“新百萬富翁”的“催化劑”

    解讀國有中小企業改制中一個個“新百萬富翁”誕生過程，記者發現，許多地方政府發揮了關鍵的“助推”作用，可以這麼説，地方政策是國企改製造就“新百萬富翁”的“催化劑”。比如，嘉興市政府2000年1號文件明確規定：“鼓勵企業股權向經營者和經營班子聚集，其持股份額應佔總股本的50％以上”，之後又提出“企業經營者和骨幹最大限度地控股或入大股”。紹興市政府的改革力度也逐步推進，從“經營團隊入股，經營者持大股，人人有股”進一步轉化為“經營者持大股，經營層持股，職工可認持股，不提倡人人持股”。上虞市則提出“法人為梁、經營骨幹為柱”的“框架式”的二次改制方案，使企業的産權迅速向經營者集聚，一大批“新百萬富翁”驟然浮出水面。

    在這一趨勢影響下，已經完成改制的中小企業掀起了新一輪産權改革浪潮，採取各種措施調整股權比例，以達到“經營者持大股”的目標。比如，我省欒城縣政府對改制經營情況較好的企業，進行以“四擴一調”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股權改制，即“內部職工增資擴股，轉讓銀行貸款擴股，量化新增資産擴股，吸收社會法人參股擴股，調整股金比例”，以實現經營者持大股。並且明文規定，經營者群體的股份要佔到總股份的５０％以上，主要經營者的股份要佔經營群體股份的５０％以上。武安市政府也提出，“一次性買斷産權比繼續控股好，股權多元化比單極好，股權相對集中比分散好”的結論，從而採取“讓、送、減、剝、切、抵、變、引”八種方式，激活資本。

    各顯神通破解籌資難題

    對絕大多數長期在國有企業任職的經營者來説，將“可以購買”的股份量化到個人名下，迎頭遭遇的第一道難題便是鉅額購股資金如何籌措。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經營者解決購股資金從何處來這個難題時，主要採取了以下幾種方法：

    ——經營者本人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或以個人資産作抵押向銀行貸款等方式，以現金購股，個人承擔全部風險。如紹興鹹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余龍生、湖北仙桃天輪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俊等，採用的都是這種方式；

    ——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錢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給經營者一部分技術和管理要素股。如湖北省一些地方，對以往經營業績特別好，所持股份又比較大的經營者，通過政府從財政中借錢給經營者的辦法，解決部分經營者購股資金來源問題。紹興市則通過對貢獻較大的企業經營者激勵技術或管理要素股，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配股，形成激勵與約束並重的機制，有效解決經營者持大股後面臨的“錢從哪來”的難題；

    ——虛擬入股。主要有以下幾種操作方式：由企業作擔保，向銀行貸款購股；以股權做抵押，向銀行貸款購股；乾脆向企業借款購股。以上三種虛擬入股的方式，持大股的經營者都未出錢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錢；

    ——經營者和職工購股時自己出一部分錢，然後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這些基金實際上是職工工資歷年分配的延續，是合理的，但一些經營者卻鑽了這個“空子”。職工購股操作方案規定按1：1配股，但由於經營者持的是大股，通過配股便把原來不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吃進。浙江省曾經發現一家企業的總經理，儘管到這家國企才一年，卻在資産量化中持有大股，並採用配股的方式，佔有職工工資節余基金數額達到普通職工的84倍，引起職工強烈不滿，後來在有關部門及時干預下，方案才停止執行。

    採訪中接觸到許許多多“新百萬富翁”，其中不少人能夠向記者敞開心扉，吐露心聲，使記者得以了解這一社會新生群體的複雜心態：

    “改制的確使我們賺了便宜”

    “説實話，改制也使我們賺到便宜，使我們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大大縮短了！”湖北仙桃天輪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俊的話道出了許多持大股經營者沒有説或者不願意説的心裏話。

    記者採訪中，無數次聽到人們，包括持大股經營者本人用“一步到位”“一夜暴富”字眼來形容這批“新百萬富翁”獲得的豐厚實惠。但是王俊對此作了進一步表述：“過去我們在這個企業也作出過貢獻，卻沒有得到相應回報，那時貢獻和收入很不對稱。因此，我們在改制中佔大股，得益於黨給我們提供了施展管理才能的舞臺，而且我們賺的心不虧，因為我們給國家和社會創造了更多財富！”王俊用數字佐證自己的觀點：2001年，天輪機械有限公司改制一年，上繳的稅收比上一年增長121％，職工收入比上年增長了21％，更比改制前的1997年增長129％。

    在與記者交談中，多數“新百萬富翁”認可王俊的説法，他們認為，花100萬買下的企業，與投資100萬新建企業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前者本身就是有效資産，具備“立即啟動”的條件，擁有熟練工人、廠房、銷售網路、品牌形象等新企業所不具備的生産要素。他們認為，即使是零資産的企業，也有潛力可挖！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新百分富翁”私下裏曾這樣對記者説，國有企業改制，對經營者來説，是“最後一次免費大餐”，“只有賣錯的，沒有買錯的”。相當一部分原國有企業經營者以較少的投入獲得了大回報，甚至有人用打“擦邊球”的方式，迅速聚斂財富，成為最大“贏家”。一些人因此迅速行動，要趁著沒有規範，爭相搶喝“頭口水”！

    “現在是為自己幹!”

    浙江一家外貿公司老總，通過企業兩次改制，名下擁有了100多萬元的股份，這位曾在國有外貿企業當了13年經理的“新百萬富翁”用“前些年太傻！”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他説，“我將國有企業當成自己的企業管理，獎金不髮發，收入不亂花，現在看，太傻了，應該瀟灑一點，反正虧了也不是自己的。”

    這位“新百萬富翁”痛陳國有企業種種弊病。他説：“公司1988年成立時國家只投資了15萬元，而這些年上繳稅收多達幾百倍，公司的一千多萬資産都是企業職工自身發展積累的，可是經營者個人收入沒法體現，業務骨幹一茬一茬地走。

    他説：“記得有一年公司創利潤4000多萬元，市經貿委獎給我個人5萬元，扣了稅也就是4萬多元，人們還議論紛紛，我也不敢往家拿。國企領導幹下去是會心態失衡的，失衡後，會很危險。在國有企業幹得多好都沒用。我母親是一位在國有企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領導，但是前不久得了病，住進醫院，企業只出了1000元，花了許多醫藥費，在企業裏就是報不了。這讓人很心寒！”“我在家裏對夫人也説，前些年不知道是為誰幹，自己那樣克己奉公，嘔心瀝血了，現在最好的一點是知道為自己幹，所以，我是再也不回去當國企領導了。”這位“新百萬富翁”的想法並不少見，河北另一名在改制中獲得近500萬股份的經營者也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為自己好好幹！”

    “同是企業老總，感覺完全不一樣”

    “雖然都是企業的老總，企業還是這個企業，職工大多還是這些職工，但體制變了，身份變了，感覺完全不一樣。”杭州市糧油食品土畜産進出口公司總經理顧光星説：“在國企時，考慮短期目標多，要完成上級下達的每一個指標。拿不出成績，自己就沒前途了。現在從企業長遠目標和整體規劃上考慮問題。”

    顧光星對記者算了一筆細賬：“改制一年來，我們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和長遠發展目標出發，將服裝、鞋子、文具、五金作為公司重點經營的産品，並辦了一個鞋廠和一個服裝廠，企業由此走上了蒸蒸日上的發展壯大之路，1998年改制前出口額只有3000萬元左右，2001年，突破一億大關，利潤將近一千萬元。”

    幾乎所有被採訪過的經營者都異口同聲地用“不同”兩個字來形容改制前後的變化與感受。杭州市輕工工藝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為民説：“原來是為上級領導幹，因為是他們給我‘烏紗帽’。可那時心態也不穩定，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張16開紙就把我調走了，自己沒有長期幹下去的打算。”余龍生的話進一步印證了張為民的説法，“在國有企業，經營者對政府要有交待，這是主要的動力，必須把每年的指標搞好，利稅、項目、投入，這個指標，那個指標，名目繁多，沒辦法就得做表面文章。”王俊直截了當地説：“即使企業做不好，爛攤子往上一交，自己換個地方照樣當領導。”

    “現在完全不同了，要自己找市場，自己負盈虧，我操心的是職工工資發不出，企業效益不太好，關心的是企業的發展。”“現在壓力主要來自於職工和市場。”在採訪中，記者聽到經營者在描述改制前後差異時，雖然表達方式不盡相同，但對以往的描述總也離不開“政府”、“政績”“短期目標”等字眼，但現在，“長遠”、“市場”、“職工”等成了使用最頻繁的字眼。

    身份的轉變引起“新百萬富翁”心態的變化。王俊告訴記者，“改制後的一個月，兩個車間的職工就集體罷工了。他們認為，你是資本家，我是打工者，矛盾很容易激化。雖然事態很快平息下去了，但也教育了我：企業要尊重職工，職工才會支援企業。”

    “財富的積聚就是責任的集聚”

    “財富的積聚就是責任的集聚。”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開門見山地説。二次改制後，汪力成的名下擁有了數百萬的鉅額資産，但是，他坦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隨之更大。

    “每天看到員工們潮水般地涌了進來，一股責任心油然而生。不把企業辦好，怎麼對得起職工？看著公司的股票漲漲落落，滿腦子就是如何回報股民。”

    “這些年來，是政府給我一個又一個舞臺，鍛鍊出來的。我沒有特別的嗜好，個人用的錢早就夠了，也不準備給兒子留什麼錢，要他自己去闖。富不過三代嘛。所以，名下的財富雖然多了，但我卻要更拼命幹，説面子也好，説成就感也好，説追求自身的價值體現也好，畢竟，人是需要一種精神動力的。作為一個企業家，創造價值，回報社會，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榮譽。但是，産權一定要清晰，這樣權責才能分明。”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的話，代表了相當一批“新百萬富翁”的想法。

    曾使3家國有企業起死回生的浙江紹興鹹亨食品有限公司余龍生，是當地赫赫有名的扭虧能手，在改制過程中，余龍生眾望所歸，成為紹興鹹亨食品有限公司大股東，他不僅沒有與一個職工解除合同，還為所有的職工都交了養老金、醫療費、住房公積金，職工除了不薄的收入，每人一年還能分紅近３０００元。現在不但企業職工的醫藥費可以報銷，家屬的醫藥費也可以按一定比例報銷，對退休職工一視同仁。

    余龍生説：“大家信任我，我就應該對他們負責。企業裏的資産，名義上是自己的，實際上是社會的。所以我搞企業要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職工，要依法繳稅，提高職工們的收入，使企業持續發展。”

    由於“新百萬富翁”群體誕生於國有經濟進行戰略調整的特定環境中，是國有中小企業深化産權改革的直接産物，其産生、演變過程與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與廣大職工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在當前，“新百萬富翁”現象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焦點。

    “對這種現象，心裏真的感覺很矛盾……”

    一些政府官員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的一種有效方式，可以較好地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只要在改制過程中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就無可厚非。但是，也有不少官員流露出了複雜心態。廣州市經委企改處處長張繼生坦言：“對這種現象，心裏真的感覺很矛盾，這種改制辦法實際上對經營者個人是一次機會。一個新企業運營起來很難，即使有了廠房設備，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不容易集中起來。換句話説，經營者買下一家評估資産為一百萬元的企業，與自己投資一百萬搞企業絕不一樣，就是零資産企業，實際上也有很大的潛力；另外，我不贊成所有企業都推行這種改制辦法，改制的關鍵是落實責、權、利的統一！”浙江省經貿委企業處副處長黃京秀則認為：“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從公平原則講，經營者持大股沒有道理，應該人人平均，你怎麼就該佔那麼多？但有的經營者是真有能力，持大股是可以的。不公平就不公平吧，對企業有利，對職工也有好處，也就算了！”

    由於“新百萬富翁”中為數不少的人，是通過“特殊辦法”獲得股份。比如，向政府或企業借款購股，將管理要素折算或獎勵股份，以企業資産或股份作抵押向銀行貸款購買股份等等。這些購買方式受到人們普遍的質疑。中鐵山橋集團有限公司企文部部長官靖一針見血地説，“用買的股做抵押，交給國資局，等分了紅再還貸款。這違反了投資原則，偷換了‘出資人’概念。投資企業就像‘母雞下蛋’，沒錢買雞，先借個雞來，生了蛋，孵了雞再還給你，雞就成了自己的了。這違反了投資規律的。”但他同時又無奈地感嘆：“也沒有辦法，因為國有企業這個‘雞’已經不能下‘蛋’了！”

    石家莊制藥集團有限公司人事總監叢培東的關注點是：“這些人購買企業的價格是否合適。有些國有企業評估資産時問題很多，往往只將不能拿不能偷的那部分評估為國有資産。我很懷疑這種企業的持久性，許多持大股的人不能把國有企業搞好，將企業變成自己的就能搞好了？職工也不服氣！”

    “持大股可以使經營者增強責任心”

    不少國企經營者對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方法表示認同。唐山醫藥站總經理閆士玉認為：“經營者持大股符合發展趨勢。因為産權不變，機制就變不了，人們的觀念就變不了！”廣州副食品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子浩説：“我贊成個別持大股或者個別法人單位持大股。這樣管理上比較集中，責任也比較集中。人人持股，人人都是股東，‘嘴巴’厲害，沒法管理！”

    有些人認為，經營者持大股還不如一步到位，將企業賣給個人。中國耀華玻璃集團公司宣傳部副部長李譜説，“如果能把企業搞活，與其讓經營者持大股，還不如把企業賣給他，死也是死，死了對社會損失更大。上海玻璃行業有一家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班子幾個成員投資成立了一個新公司。新公司找業務，給老企業生産，通過這種方式養老企業的職工，老企業欠新企業的賬越來越多，最後就把老企業‘頂’下來了！”

    浙江中大集團董事長李潤雲闡述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子公司中經營者持大股帶來的問題：“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內部，這是好辦法，一是經營者沒有承受能力，經營好了可以，差了沒有辦法；二是經營者既是股東又是經營者，問題很多；三是幹部交流增加了難度，持的股不好退；四是經營者持大股後遇到利益問題後，就會從大股考慮和出發，損害小股東利益！”

    浙江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俞芳紅提出：“要看持大股的目標是什麼？是為了個別人賺錢？還是為了搞好企業？”她認為，對“新百萬富翁”一定要風險與利益共擔，責任與權利並重，“決不能為改制而改制，為持大股而持大股”。

    “這是合法的佔有和掠奪！”

     對“新百萬富翁”群體猛烈抨擊的聲音同樣十分強烈。浙江體改辦産業體制處江嘉陵認為：“這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理論依據。股是國家的，憑什麼就讓某個人持大股？你有能力，將企業經營好了，可以通過期權、期股的辦法，從增量中切一塊給你，不能動存量。再説，什麼人能持股，應該讓他持多少？沒有定量，很不科學。許多人認為這是‘政策傍大款’的好機會。改製成了少數人資本積累的機會，不公平！”浙江三獅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姚季鑫也認為：“經營者持大股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一些人借改制的機會，一夜之間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成了‘老闆’，這不好，搞好企業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全體職工的事，要靠職工發展！”

    記者在採訪中也明顯地感覺到，驟然拉開的貧富差距使許多職工心態嚴重失衡。他們認為，企業的資産是職工多年來積累起來的，讓經營者一下子切去一大塊，一夜之間變成了大老闆，這是合法的佔有和掠奪。更有一些職工言詞激烈：“我們在國有企業中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最後下崗回了家，你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公理何在？”

    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們對“新百萬富翁”現象也提出異議。不少私營業主不平地説：“我們的原始資本積累充滿了心血和汗水，但這批國企經營者卻利用國家和職工鋪好的舞臺，在一夜之間便完成了！”一些在國企改制中成為“新百萬富翁”的人自己也承認，這種辦法使自己賺了一筆：“省去或者是縮短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

    “新百萬富翁”群體的誕生深深觸動了那些尚未改制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有些人表示：“反正國有企業是要退出的，遲退不如早退！”另有一些國有企業經營者則説：“我辛辛苦苦把企業搞得很好，收入寥寥無幾；而一些人把企業辦垮了，反而一轉製成了‘百萬富翁’，這叫什麼理呀？”

    新華社 2002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