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開始，故宮將從6個方面進行維修。一是將大面積的地面與道路恢復原狀，將混凝土磚、瀝青柏油地面、路面更換成原來的粘土磚地面；二是對結構發生損壞、內外裝修殘破的武英殿、壽康宮、慈寧宮及慈寧花園等重點古建區域，進行搶救性修繕；三是對於藻井、天花板、花罩、隔扇等古建築內裝修進行保護修繕；四是對大量露天石質和銅質文物進行科學清洗和保護；五是修繕已經老化殘破的城墻及部分院落圍墻；六是完善已經落後老化的基礎設施，如消防報警和技術安全防範系統，地下水系統和供電系統也將進行相應的改造。

    國家文物局有關領導介紹，維修前的故宮博物院只是作為一種展室或者建築空間來使用，主要展示故宮豐富的藏品。這次大規模的維修後，博物院將盡可能完整地恢復故宮宮殿原狀，讓廣大觀眾不僅看到精美的藏品和恢弘的建築，還看到中國封建王朝是如何運作、外朝內廷是如何生活的；故宮博物院將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文物標本，還是生動的文化載體。

    故宮大修已然開始。現在，遊客們步入這一古老而輝煌的宮殿群時，會發現小型的翻鬥車裝滿渣土，從他們身邊穿梭而過，而工匠們則在他們腳邊修補石階。如果走到武英殿這樣幽靜的非開放區，會發現那裏除了喜鵲、烏鴉外，還會傳來電鑽的聲音。

    這樣的景象大約會持續7年之久，直到2008年。官員們希望，屆時故宮能有一個大的變化，呈現為一個“古老壯麗的古代建築群”。

    3月下旬，故宮發佈了即將進行全面搶救性維修保護的消息。據稱，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對故宮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維修。

    在通報給媒體的龐大維修計劃中，有一個資訊似乎被淹沒了，並沒有被廣泛注意。北京當地報紙一篇報道的末尾提了一句，説：“此次全面維修，有關方面還準備新建一個現代化地下展廳，讓封存在地庫的百萬餘件文物與遊客見面。”

    對於文物界人士來説，這句話卻意味著，一個幾年來頗多爭論的話題似乎有了定論。

    一個擱置五年的計劃

    修建地下展廳的計劃，故宮從1994年就開始醞釀，到1998年的時候，曾經距離立項只有一步之遙。如果按照當時的設想，用一年勘測設計、兩年施工，遊客應該在2000年就可以參觀這個展廳了。

    展廳選址在東華門附近，上駟院一區佔地約1萬平方米的地方。1998年透露的方案是修建地下兩層，約2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

    上駟院，也就是以前皇家養馬的馬廄，清代後期廢棄，民國時期地面建築全部坍塌，只留影壁一座，是故宮未開發利用的最大一塊空地。1998年，故宮曾經委託北京市勘察研究設計院對此地進行勘察，並據此分析認為：“此處土層分佈均勻、土質密實、承載力高，未發現不良地質現象。在此施工，對相鄰古建基礎影響最少。”

    根據這塊空地的位置，“相鄰古建”，應該是指文華殿、後三所和鄰近的城墻。

    4月的一天，記者從東華門進入故宮，從文華殿朝右拐，經過一座小石橋，就看到了影壁，進入到了這片開闊的空地。空地附近是一個苗圃，果樹和野花間堆著一些假山石。面對照壁，左邊是武警的訓練場，右邊是故宮博物院的幼兒園。

    故宮建造地下文物展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宮廷建築保護和文物展示陳列的矛盾。故宮現在有文物將近百萬件，但是真正展出的只有1%，另外99%的文物只有收藏在地下文物倉庫裏，不能和觀眾見面。

    故宮歷任院長都為故宮的展陳條件煩惱，因為古建築保護和文物展陳的要求正好相反，以木結構為主的古建築內，難以引進現代化的恒溫、恒濕等展覽陳列設備和防火防盜的安全報警系統，幾乎無法達到展覽陳列的現代化要求。

    對於絲綢、繪畫這些要求條件高的特殊藝術品，故宮的條件更不合適。書畫一般只能展20天到一個月，紫外線對其損害很大。織繡更為脆弱，許多幔帳、被褥、椅墊都被曬得褪了色。

    為解決這一問題，不少文物保護專家都主張另蓋新館，但在這一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地下文物展廳似乎是個合理的解決方案。1998年，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譚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只有開設現代化展廳，才既能保持了所有紫禁城的原貌不變，故宮的文物又沒有出紫禁城，同時也實現了現代化條件下的陳列展覽。

    譚斌在院內開會時也説，若這件事落到實處，“故宮就能脫胎換骨了”。“有70多年曆史的故宮博物院，從此將走向世界一流現代化博物館的行列。”

    譚斌當時對記者説，盧浮宮地下展廳的設計者、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曾經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對故宮文物專家説，“遲早你們也得走這條路”。

    看起來，地下展廳有點眾望所歸的味道。不過，奇怪的是，這個方案在1998年不僅沒有實現“飛躍”，反而從那一年開始被擱置了起來，而且一擱5年。

    破壞故宮格局？

    據知情人士透露，修建地下文物展廳的計劃之所以被擱置，是因為它遭到了來自文物保護專家和建築專家的廣泛反對，而且反對者不僅來自故宮之外，也來自故宮之內。

    首要的理由，就是這個做法不僅是對故宮原有格局的破壞，而且有可能傷害地上古建築。

    “故者，舊也。我們承認歷史的存在，還要對它有所繼承。所以，一定要保護好故宮原有格局的完整性”，故宮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專家對記者説。

    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改變故宮原有格局，這樣的事情在故宮不是沒有。比如説，現在西華門旁邊三座四層高的第一檔案館大樓，當年修建的理由也很“充分”———因為北京飯店要增高，所以需要在故宮修建幾座高樓，以遮擋俯視中南海的視線。

    這個想法今天顯得非常幼稚，“安全功用”已不復存在，可是，故宮的格局遭到的嚴重破壞卻是既成事實，這三座建築，成為故宮最大的不協調因素，一直有人呼籲將它們拆掉。

    相對於地上建築來説，修建地下展廳的考慮之一就是不破壞地表原貌，但這位專家認為，嚴格意義上的不破壞根本是不可能的，盧浮宮還要留一個玻璃金字塔的入口呢。另外，即使真的從地表看不出來，本質上格局的改變也已經發生了。

    在文物保護專家看來，遺址也是文物，也需保護，因此在遺址上動土就涉及到可逆性的問題。北京古建築研究所前所長王世仁説，所謂可逆性，也就是建築物拆了以後可以恢復遺址原狀。所以，他認為，如果非要搞文物展廳不可，還不如搞地上的，輕質結構的，以後覺得不需要了，就可以拆掉恢復原狀。而在地下挖掘顯然是不可逆的，挖壞也就挖壞了。

    比如這次故宮大修中的重修建福宮花園，就是在遺址上的重建。而故宮上世紀80年代投入建設的地下文物庫雖然發揮了巨大功用，卻還是留下了一些遺憾，這裡是已毀的清代內務府的原址，如果沒有破壞，在遺址基礎上還可以考慮重修，或者換一種思路，在恢復地上建築的基礎上修建地下文物庫。但現在毀則毀矣。

    “故宮是一塊玉”

    至於修建地下文物展廳帶給古建的影響，是包括記者在內的外行都感到費解的。上駟院明明是一片空地，距離周邊建築也有一定距離，它們之間有什麼必然聯繫呢？

    北京古建築研究所前所長王世仁、中國文物研究所總工程師付清遠等幾位古建專家回答了記者這個疑問。

    他們説，故宮的基礎是一個由夯土和城磚組成的整體板塊。正是這個板塊的整體對故宮地上建築形成了良好的支撐。北京故宮經過多次地震，主要殿座從未倒塌一間，這種地基結構就起了很大作用。

    關於紫禁城地下磚質結構，著名古建專家李學文所著《紫禁城》一書中有專門介紹。書中説，故宮地下磚質結構被稱為“橫七豎八”。明成祖朱棣營造北京紫禁城時，為了防止敵人挖地道進入皇宮，便沿著宮殿四週的地面挖了很深的地溝，再用山東臨清磚填埋溝內。填埋的方法是橫著七層，豎著八層，一塊挨一塊地擺在溝內。在填滿城磚的時候，還要加灌用江米汁加石灰水混合攪拌而成的“雪花漿”。這樣地溝內的城磚就都粘合成一個整體。

    故宮開放以前，“橫七豎八”只是一種傳説，始終沒有得到證實。1935年，日軍侵入山海關，迫近京津，國民黨駐北平的行轅主任何應欽為躲避日機的轟炸，便移居故宮文華殿，計劃在殿外建造一座地下避彈室。承辦這項工程的人挖到三尺深的土層下面時，發現全是一層橫著、一層豎著、密密排著凝固在一起的大城磚，面積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地基，百名工人挖了五天，其深度還不到五尺，萬般無奈，只得作罷。

    按照專家們的説法，在這樣一個整體板塊上打一個洞都是破壞，都可能會對地上建築産生影響，更何況大規模的挖掘？

    一位與已故著名古建專家單士元先生相熟的老專家回憶，單先生曾經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故宮就像一塊完整的玉石，不管動了哪，對玉石的整體就都造成了破壞。”

    “文物保護的事情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故宮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説，故宮地下的水文結構幾百年來發生過很多變化，大規模動工無疑會改變與現有建築相適應的水文結構。

    即使在理論上説現代工程技術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在建築工程品質事故百齣的時代，誰能保證工程品質百分之百沒有差錯？而這樣的差錯一旦發生在故宮這種地方，後果就不堪設想。

    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是在記者採訪的諸多專家中，對此事是態度最溫和的，表示自己是“有條件地贊成，有條件地反對”，只要能保證做到100%不影響古建他就贊成。但對於工程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他説：“那誰知道呢？”

    故宮，展覽什麼？

    “博物院要服從故宮，而不是故宮服從博物院。如果因為要展示藝術品而破壞故宮，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著名文物專家、國家文物局原顧問謝辰生説。

    地下文物展廳直接涉及到故宮定位問題。

    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故宮被定位為國家綜合性藝術博物館，以收藏古代文物和藝術品為主，相對而言對皇宮建築並不特別重視，但現在，大家普遍認為這個定位有偏差。

    謝辰生指出，故宮博物院與眾不同，它最大的展品應該是故宮建築群本身。展品內容應該以宮廷原狀陳列為主。藝術性博物館的性質不能壓過故宮本身博物館的性質。故宮收藏的很多東西也應該展示，這並無疑問，但是在比例上不應該超過前者。

    這個定位和觀眾的心理預期也是一致的，中國文物研究所總工程師付清遠就提出，現在參觀故宮的人主要以參觀古建築和宮廷原狀陳列為主，想看藝術品的不是沒有，但絕對是少數。另外還要考慮觀眾的體力問題。在故宮走上一圈，大多遊客已經筋疲力盡，還有多少人能走到東華門這個偏僻的地下展廳再去專門看藝術品展覽？

    故宮的某個館，就是因為長期沒有觀眾遊覽，管理者放鬆了警惕，結果在和別人聊天時，被人進去偷走了珍貴的文物。

    至於故宮古建保護和陳列的矛盾問題，幾位專家都認為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案來解決。冒著損害古建的危險、耗費國家鉅資建設地下展廳沒有必要。

    謝辰生、王世仁等專家都提到了國家已經批准立項的國家博物館問題。據知，國家博物館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基礎上進行擴建。

    有人推測，既然建設國家博物館，為了充實展示內容，肯定要從故宮調配文物，這對於號稱百分之九十九文物在地下倉庫的故宮絕對是一個“啞巴虧”。而地下展廳一旦建成，故宮就可以在未來國家調配文物時説“不”了——我們這裡已經不缺展示條件，沒有必要拿出去。當然，這不過是猜測而已。

    故宮方面的解答

    對於來自文物界的這些爭議，故宮博物院古建部主任張克貴作了部分的解答。

    關於地基情況，他説，傳統認為故宮地基是一個同一板塊的説法並不準確，經過勘測發現，一組建築的地基是和這組建築相適應的。個宮廷主體建築基礎的分佈也不一樣，荷載和建築的關係也不一樣。

    記者注意到，現在故宮方面稱地下文物展廳對周邊古建“肯定不會有影響”，這比1998年故宮的説法“影響最少”已經進了一步。

    在後來的採訪中，受故宮委託作地下展廳可行性報告的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經濟所負責人也是這個説法。該院也是故宮文物地庫的設計者，相關人士認為，地下文物展廳和地下文物庫施工難度差不多，所以不會有什麼問題。

    至於未來的國家博物館，張克貴認為和故宮修建地下文物展廳是兩碼事：“國家博物館可能有一部分故宮收藏的文物，但故宮收藏的文物不可能都進入國家博物館。故宮收藏有自己的特點，因為它是宮廷世傳收藏的文物，和國家文物有一定區別，國家文物可能分類比故宮多，蒐集的時間和空間範圍要比故宮大。它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形象。而故宮雖然是一個國家級博物館，但不能代表整個國家的歷史。”

    張克貴還強調了地下展廳建設中的一些積極因素。他説，地下建築可以節省外裝飾的成本，另外就是製造地下人工環境時，溫度、濕度都比地上恒定得多，能源是節約的。而管理成本如疏散、防火和地上是一樣的。在技術上説，無非地下建築要增加一些荷載，比地上處理要複雜一點。

    記者將這些説法轉述給一些專家，但並不能解除他們的疑慮。

    擱置了5年的方案又重新啟動，看起來，故宮方面的理由更能打動決策者。而且，記者發現，與5年前相比，故宮地下展廳方案已經由原來的2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增加為3萬平方米，原來的地下兩層現在可能要增加為局部三層。顯然，原來預計的造價二三億元人民幣現在肯定也打不住了。

    誰來決定大修方案？

    故宮作為世界宮殿建築的典範，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又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載體和東方文明的光輝典範、世界人類文明的瑰寶。l961年，國務院公佈故宮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世界遺産委員會將故宮列入“世界遺産目錄”。

    當我們品味以上文字的時候，更覺得在故宮大規模動土應該慎而又慎。按照想像，一個如此重要的項目到了可以對外公開宣佈的階段，應該經過故宮博物院院內院外專家們的充分討論和論證。但是在這次採訪中，記者發現的情況恰恰相反，這件事情存在著故宮院方和專家之間嚴重的資訊割裂現象。

    一方面是，包括故宮部分專家在內的專家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其廣泛程度超出了記者原來的想像；另一方面是，故宮的領導聲稱自己並不知道有反對意見。故宮博物院某副院長在談及這個問題就曾很不高興地打斷了記者的話。他非常肯定地説，他沒有聽到任何反對意見，所有的一流專家都同意這個方案。“故宮開了三次專家論證會，沒有人表示不同意。”他説，如果有人反對，“那他們肯定不是一流專家。”

    故宮院方領導對地下文物展廳的事情是非常重視的，故宮博物院另一位負責人就在1998年院內開會時説過，“(地下展廳)這件大事如辦成，即使只開了頭，不可逆轉，哪怕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樣的情況，比如説，我被匿名信給轟走了，或者説我在這兒工作不合適，另有安排，我也覺得自己沒有白來故宮一趟。對列祖列宗，對子孫後代，對故宮歷史發展，為官一任，我做了力所能及應該做的工作。”

    從這次講話中可以看到，故宮院方最迫切的是儘快“開了頭，不可逆轉”。

    故宮的領導是真的不清楚那些反對意見嗎？可是某副院長偏偏又把故宮地下展廳與國家大劇院作類比，他表示不希望方案未定之前，引來那麼多的爭議。後來記者採訪另一位負責人，他也説不希望地下展廳弄成國家大劇院那樣的局面。

    現在故宮地下展廳的方案還在作可行性報告的階段，這位負責人説：你等立項以後再來採訪吧。

    　看來，故宮的領導也許是擔心爭議太多影響了地下展廳的立項和建設。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此重要的一個地下施工項目，其實故宮只搞了一次專家論證會———古建部主任張克貴糾正了某副院長的説法，告訴記者説專家論證會只在1998年開過一次。而且，據記者後來了解，那次並不能稱作嚴格的論證會，只能説是“座談會”，參加者主要是故宮的專家。

    但張克貴補充説，院方就此事和一些專家多次溝通過。

    記者讓張推薦了幾個贊成此方案的專家，張推薦了羅哲文和杜仙洲兩位老先生，並説羅哲文參加了專家論證會。可是當記者向羅哲文求證時，羅哲文明確回答，他並沒有參加有關地下文物展廳的論證。

    作為國家文物局古建築保護專家組的組長、著名的古建築專家，羅先生和故宮有著良好的關係，此次故宮大修中的建福宮花園修復，羅先生就參加了論證。

    “可是這次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沒有找我。”他説。另外，羅對此事早就態度鮮明：“有條件地贊成，有條件地反對”。

    而杜仙洲老先生就説自己根本不了解這個事情。

    杜老先生拒絕談這個事情的態度，記者在此次採訪中已經多次體驗，儘管有的人有禮貌地拒絕，有的人生硬地擱了電話，有的人則是意味深長地嘿嘿笑著婉拒。一向和傳媒界配合良好的這些專家為什麼此次態度如此反常，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一直希望尋找一位明確擁護這一方案的故宮外專家，卻沒有找到。

    任何事情都難免有爭論，而且，在事情確定之前，充分的爭論應當是有益的。即使如故宮引為先例的國家大劇院方案，在激烈的爭論之後，畢竟還做了很多有益的調整和修正。

    看來，故宮是把這件事當作自己單位內部的事情進行操作了。可是，以回避爭議、封閉操作這樣的一種態度來處理如此重大的問題，是否有失謹慎？

    而問題在於，故宮到底是誰的？可以這樣説，故宮既屬於故宮博物院，也不屬於故宮博物院，歸根到底，故宮更屬於中國，屬於世界。因為，故宮博物院只是一個被委託的機構，對故宮作為國家級博物館和人類文明載體的有關事宜負有具體責任，而不意味著它對故宮擁有所有權和一切處置權。畢竟，我們只有一個故宮。

    故宮安全嗎？

    張忠培説他去故宮當院長那一年真是“流年不利”。1987年8月，剛上任兩個月，故宮的景陽宮就被雷電擊中，燃起熊熊大火，張帶頭衝進火中搶救了陳列的玉器，但宮殿最後還是化成了廢墟。張説那次見識了什麼叫“滾地雷”，同時知道古建築裝避雷針裝多裝少了都不行。不久，宮裏又進了小偷，幸好被抓住才沒有造成損失。

    第二年，故宮的城墻倒了一片，開始説是故宮的責任，後來查明是外面的民房所致。

    這兩件事給剛剛調過來的著名考古專家張忠培兩個“下馬威”，當時他的精神緊張到了極點。“我原來是搞考古的，考古都要改變地質狀況才能發現真相，説不好聽是搞‘破壞’，這回可知道保護的重要性了。”

    中國只有一個故宮，而這個故宮已經582歲了。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説：無論是紫禁城這一古代建築群的本身，還是紫禁城內珍藏的各種文物，都是罕見的曠世之寶。

    要留給後世一個完整的故宮，兩者都不可偏廢。

    對藏品的安全在皇權時代即受重視。據説乾隆皇帝這樣規定過：宮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準丟失。為了讓這句話變成事實，他拿了幾根草放在宮中的案幾上，叫人每天檢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為標”。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後，廢帝溥儀為了解決經費困難，不惜大肆拍賣宮藏珍貴文物。1923年，溥儀擬在宮內進行各宮寶物的檢查，沒想到隨即建福宮花園就起了大火，將建築和收藏付之一炬，據説這是太監們為了銷毀偷盜證據而縱火造成的。

    1924年，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當時政府和清室組織了清室善後委員會，負責清理清宮公産、私産及一切善後事宜。這一浩大工程對皇宮向博物院的轉變起了重大作用。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

    現在回憶起來，故宮博物院為了保護祖宗留下的寶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罕見的文物“南遷”。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統轄北平之後，故宮博物院進入第一個輝煌時期。不幸的是，這個階段不長，日本侵華戰爭就使故宮博物院事業重又陷入空前災難。1932年，平津告急，故宮文物面臨戰火威脅。從1933年開始，故宮文物開始南遷。

    文物遷至南京僅僅半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上海事變相繼發生，中華民族進入全面抗戰，於是，文物不得不繼續西遷至四川、貴州等地。這次西遷分為南、中、北三路。西南地區氣候潮濕，白蟻等蟲害嚴重，更有敵機空襲轟炸，條件極為惡劣。故宮人是用汗水甚至生命保衛了祖國的文物。

    抗戰勝利後，西遷文物于1946年陸續東歸南京。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之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當局又下令故宮博物院將這些文物運到台灣，當時運走三批共2972箱約20多萬件文物。

    北京故宮博物院在1985年建院60週年之際，宣佈經過核對的文物共1052653件。

    改革開放之後，故宮博物院事業得到振興和繁榮。到90年代末，故宮基本上完成了全部古建築的進一步維修，完成了護城河治理工作，在消防安全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文物保管的安全問題通過地下文物庫的建設也得以解決。

    1998年，故宮曾經提出了一個在太和門設立大螢幕電視導遊系統的設想。此事在國家文物局一位副局長的主持下召開了文物建築專家鑒定會，遭到了專家們的一致反對。理由是：不僅破壞明清皇權遺址的整體環境和氣氛，電線和大螢幕本身可能成為火災隱患，而且裝置這個大螢幕將破壞古建築地面。

    但是，在故宮博物院後來向國家文物局上報的有關補充報告中稱“與會同志包括原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均高度讚揚故宮領導班子的改革思路和魄力，深為故宮的新氣象而高興，也高度評價故宮為觀眾著想、從觀眾需求出發的服務精神，認為設立電視導遊大螢幕，是古老的故宮博物院採用現代化技術提高管理水準及服務水準的一個重大標誌性改進措施，確有必要”。

    專家們一時大感驚訝。如他們所願，這一計劃最後沒有實施，但它提醒我們，在大患除去之後，一些貌似合理的做法，也可能會威脅故宮的安全。

    《南方週末》200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