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是“應試教育搞得好”？
９月的黃岡小城有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一年一度的高考發榜之後，餐飲業的生意變得格外紅火，多少上點檔次的酒家熱鬧地置辦著一桌又一桌的“慶功宴”和“謝師宴”，隨處可以見到貼著“熱烈祝賀”某某某“金榜題名”的紅紙金字大牌子。
此地的名校湖北省黃岡中學，當地人稱作“黃高”的，無疑是拉動了“高考經濟”的主力軍。黃岡中學今年高考再創輝煌，一共５６０人參加高考，６００分以上的有１９３人，過５００分重點線的就佔７０％。而且，在今年全國保送生總人數大幅壓縮到５０００人的情況下，黃岡中學的保送生反而增加到３７人，佔了全湖北２０９人的近１／５。
但在人們觥籌交錯、笑逐顏開之際，該校校長汪立豐卻需要面對一點不大不小的煩惱：本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竟然給母校送來了一個“地獄”的惡評！
“我肯定你愛你的孩子，你於是把他送進黃岡中學，但那裏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獄。黃岡中學的教學方法，堪稱應試教育的一絕！總結一句話，一切以考試為中心……黃岡中學的高中生活，實在是一個集中營……”
這段話出自一個推算起來應當是１９８８年高中畢業的黃岡校友、網名叫“西門吹雪”的在網上發佈的帖子，題為《黃岡中學：我的地獄生活》。
實際上，引出這次爭論的是８月份中央某大報發表的一篇名為《破解“黃高神話”》的文章。這篇本意稱讚黃岡中學的文章披露的一些材料，在教育界人士看來卻是“應試教育的典型做法”。文章出來之後，黃岡中學境地尷尬————很多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優秀中學反應都是不以為然，但是很多縣級中學卻要來“取經”。在這種情況下，黃岡中學校友對母校的惡評真是雪上加霜。
走進黃岡中學，第一感覺是這個學校確實“牛”。黃高很懂得怎麼炫耀自己———櫥窗裏貼著國家領導人的題詞和歷屆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得獎者的照片。而汪校長所在的辦公樓，一進來最醒目的就是一塊巨大的油漆木板，上面是２０００屆畢業生的名字和他們考中的學校，北大、清華等名校赫然在目———今年的最新版本大概還沒有製作出來。
黃岡中學出名正是靠了高考和國奧拿獎兩大“法寶”。高考歷年升學率在９０％以上，名牌大學比例高。今年年初，湖北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和考試院就此做了一個抽樣調查，結果使黃岡中學在湖北省的排名從傳統的第二位悄然上升到了第一位。
黃高的另一法寶是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拿獎，至今已在數學、物理、化學的國奧賽中一共獲得了５金３銀１銅的好成績。在黃高，全國、全省學科競賽獲獎已經不算什麼。
而黃岡市不過是位於大別山南麓的一個地級市，這為黃高的成功製造了神秘感———一個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一個師資條件較為普通的學校，憑什麼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現在，答案突然之間好像變得很簡單，原來是“應試教育搞得好”。自我辯護的邏輯
汪校長的手邊放著剛剛從網上下載列印的資料。他説，他們大體知道“西門吹雪”是誰，但他並不想譴責這個學生。“這就像是自己的小孩，父母親是不會怪罪的。”
但同時他認為“西門吹雪”的看法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並非主流。汪校長説，綜觀網上評論，他是欣慰的，因為“大部分人還是熱愛母校的”。當然，“熱愛母校”並不意味著“母校實行的是素質教育”，汪立豐也清楚這一點，他直截了當地説：“我們不僅不是應試教育的典型，而且是素質教育和創新教育的典型。”
汪校長對於這一説法的論證是從敏感的升學率問題開始的，即“素質教育和升學率並不矛盾”的理論。汪校長反問：“難道説一個學校的升學率低，就説明它的素質教育搞得好嗎？”
該校另一位著名的地理老師周益新則使用“三段論”對此觀點予以證明：“現在的高考改革，就是推動素質教育和創新教育的，這也是‘３＋Ｘ’和‘３＋２’的最大不同；如果素質教育和創新教育搞得好，高考就應當考得好；黃岡中學考得好，説明在這方面一定做得好。”
而黃高的另一法寶———在國奧賽拿獎牌，在年輕的特級教師劉祥看來，也是黃高素質教育搞得好的體現，因為“靠死讀書的應試教育方式”根本不可能，而“他們的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老師，這是真正對智力和潛能的開發”。
當然，僅僅理論是不夠的，汪校長又一一列舉實例，以證明黃岡中學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就進行整體改革，素質教育可以説比全國大部分中學開始得還要早。
平心而論，黃高列舉的並非只是臨時給臉上貼金。經過採訪，裏面至少有兩項給記者印象深刻。黃高的足球活動很有特色，學生們自由組合成立了很多球隊，起了在學生看來很“酷”的名字，比如“阿帕奇”隊、“北極星”隊、“ＵＦＯ”隊等等，每年學生會體育部組織承辦“俱樂部杯足球賽”，一賽就是兩個月，是校園的盛事。
而且，《黃高青年》和《雪堂》兩個刊物的水準相當高。其中一期竟然還有不少學生寫的時事和文學評論文章，比如説《南中國海———東亞焦點》、《中國武裝現狀及發展新思路》、《金庸作品中的民族感情》等等，這類題目出自中學生，還是令人吃驚的。“地獄”和“天堂”的相對論。
汪校長也承認，相比黃高的學生，京滬等大城市中學生的自由時間要多得多了，壓力也小得多。但情況不可一概而論：
“首先，他們的錄取分數比湖北要低得多。北京上清華的分數在我們這裡只能上一般的重點，他們的重點在我們這兒是念不了書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學校可以解決的。”
“再者，城市裏面大多是走讀生，我們有那麼多住校的農村學生，不可能回去，不回去做什麼？所以要安排自習啊。”
另外，汪校長還有一個觀點：大城市的學生自由時間多未必等於輕鬆，有些學生在家學習的情況比在黃高還要苦，“我這邊晚上到了１０時多可是非熄燈不可！”
而且，記者採訪的黃高師生普遍認為，黃高的生活儘管緊張，比周圍其他中學卻要寬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説：“北京、上海我們是比不了，也可以説是‘地獄’，但在湖北，在黃岡，和周圍的中學比起來，我們已經是天堂了。”
一些老師還提請記者注意，黃高有大量的農村學生，對於他們來説，考上大學是最好的出路，可能也是惟一的出路。“畢竟我們要對孩子的父母有個交待。”物理老師鄒慧霞説。
也就是説，如果地獄是通往天堂的必由之路，對於今天的農村孩子們來説，大概也別無選擇。
早晨５時一刻，寢室長涂琰的鬧鐘響了。外面天色還未大亮，我費了好一會兒勁，才想起來這是高三（１１）班的女生寢室，現在應該起床，去上早自習了。在山東一所縣一中畢業１０年之後，我重新上了一次高三的早自習。
之前一天，儘管汪立豐校長對於我提出來的在女生宿舍住一晚的要求有些吃驚，但還是很爽快地同意了。只是他開始更希望我去高二的寢室，因為黃高的三部曲：高一“嚴”、高二“活”、高三“緊”，高二也許“更有代表性”，但我堅持選高三。
住進寢室的那天晚上，我和７位女孩子的見面很愉快，她們大概在９時３０分左右下了晚自習，進來時每個人都禮貌地跟我打招呼，稍有羞怯，但基本上落落大方。她們跟我説普通話，互相之間也説普通話。看起來她們對我並不戒備，而更多的是好奇。我們聊了一些話題，但我們的對話在１０時１０分熄燈之後被迫終止，因為一位女老師很威嚴地走了進來，催促大家趕緊入睡。這是例行的巡視。
下鋪的劉學蔚説，她們有時候還會在被窩裏打手電偷偷看一會書。劉是借讀生———在黃高，有很多來自各地的借讀生———她原來在武漢的一所中學，她説和黃高比較起來，那邊的物質條件要好一些，但課程安排甚至更為緊張。
回到開頭，５時３０分，寢室裏的日光燈大亮，女孩子們邁著急促的腳步去水房刷牙洗臉。我們到達教室的時候不到６時，而學生大多已經到了，正在大聲朗誦課文。６時到樓頂做完廣播體操之後，高三的一天正式開始：一節早自習，上午４節課，下午３節課，以及兩節晚自習。
和我上學時一樣，學生們把書擺在桌上，不過他們的書堆要小得多，大部分是課本。但記者也注意到，幾乎每個學生桌上都有《黃岡考典》、《黃岡名師學法點播》等３本書。董德松副校長曾對我説過，市面上所謂“黃岡密卷”，跟黃岡中學沒有什麼關係。
語文和英語還在上新課。班主任周曉老師上的語文課正講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朗誦、背誦，反覆多次，大部分學生都參與其中，但沒有人被點名，往往周老師問“誰來”的時候，就會有學生自動站起來。我發現，其他課程也是如此。周老師後來告訴我説，這種方式不會對學生構成壓力。
數學已經進入復習階段，開學之後首先就是讓學生測驗今年的高考試卷，講解試卷的時候，因為是下午第一節，一些同學有些精力不濟的樣子————中午，不少人沒有回宿舍休息————坐在最後一排的郭蘭斐睡著了，數學老師讓她的同桌把她叫醒，鼓勵大家要打起精神來。
我坐在課堂後面的一張椅子上聽課，課間，旁邊的男生趙浩鎮告訴我，進入高三之後自然而然地感覺緊張起來，對他們來説，壓力不在於升學，而是考上重點大學。趙是班級足球隊的成員，現在他必須犧牲一些這方面的時間補到學習中去。
看起來，高三學生的緊張程度並沒有根本的緩解。我記得我們那時一下課，嘩啦啦會趴下一片學生，大家練就了功夫，在１０分鐘內睡上一覺以積蓄精力。這裡也是如此，下課後很多學生還留在座位上，也總會有幾個人趴在桌上睡覺。
我注意到，很多人都隨身帶著一個大水杯，大多是提神的咖啡和濃茶。
苦，還是苦，但是和學生們的聊天中，他們對此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即使有的人説辛苦，也認為理所當然，“這時候不苦什麼時候苦？！”邱 還反問我。我相信他們是真誠的，在我高三的時候我也這樣想。和許多人一樣，在已經距離高考這麼遙遠之後，我還會經常夢到自己又參加高考，而且面對試題，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黃高的這些學生，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夢境。
不過，作為局外人和過來人，黃高之苦並沒有超出我的想像。至少以我的高三經驗看起來，黃高的學習安排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有一點是肯定的，黃高實施的是大多數中學都在實施的一種教育，而且是這種教育模式中的佼佼者。假如一定要讓黃高“入地獄”，整個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學也都難以倖免。
《南方週末》 2001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