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４月１０日，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和日本國內很多人反對，強行宣佈自４月２３日起至１１月８日止的２００天內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大蔥、鮮蘑菇、藺草席這三種農産品對日出口的超過限額（即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３年期間年均對日出口量）部分分別徵收２５６％、２６６％、１０６％的關稅。作為應對措施，６月２２日中國對原産于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機、空調開始加徵稅率為１００％的特別關稅。目前，中日雙方正在就兩國貿易爭端進行談判，與此同時，中日雙方人士對日本挑起這場貿易爭端發表了很多意見，特別是在日本國內，也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

    中國對日出口的新形勢

    從１９７２年中日復交以來，兩國貿易不斷擴大。特別是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５這３年，兩國貿易額平均一年上一個“百億美元”臺階，在１９９６年超過了６００億美元，形成了貿易與直接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１９９８年由於日本經濟衰退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原因，中日貿易額首次出現負增長，但在１９９９年又恢復到６００億美元以上的水準，２０００年達到８５７億美元（日方統計），比上年增長３０％，在一年間竟又上了一個“兩百億美元”臺階。目前，中日貿易額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達１８％，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日中貿易額佔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達１０％，僅次於對美貿易（佔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２５％），中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中日貿易的迅速增長充分顯示出中日經濟互補性之強。

    中日貿易的迅速增長包括了中國對日出口的迅速增長和日本對華出口的迅速增長這樣兩個組成部分。然而，當日本對華出口的迅速增長並未引起中方反應的時候，中國對日出口的迅速增長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應。這次日本挑起貿易爭端正是在中國對日出口迅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有必要觀察一下近年來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的情況。

    ２０００年中國（不包括香港、台灣）對日出口貿易額近６萬億日元（按１美元兌１２０日元換算，約相當於５００億美元），比１９９９年增長２２％，佔２０００年日本進口總額的１５％，僅次於美國（佔１９％）。

    中國對日的出口貨物中，按金額計算佔比重最大的是紡織品，約佔中國對日出口總額的３０％；其次是機械製品，佔２６％；食品佔１１％，在食品當中，魚介類和蔬菜佔了很大比重。中國離日本近，勞動力便宜，國土廣大，中國成為向日本提供廉價農産品的最重要國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國對日出口的商品不僅在數量上迅速增長（特別是有些商品的數量增長特別快），而且對日出口的商品品種大大增加，商品的品質也有明顯提高，日本的消費者對“ 中國貨”的“抵觸感”（比如因為嫌進口商品品質差而不願買進口品）大大下降。而中國出口商品品質提高的原因除去中國生産者的努力之外，日本等國的外資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産據點和生産技術，特別是日本的貿易公司實施所謂“開發進口”，通過向中國提供技術指導和生産設備，幫助中國生産者生産出符合日本消費者要求的産品對日出口，也是導致中國農産品及其他産品品質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中國廉價商品的大量進口，引起了廣大消費者和生産者的不同反應。例如日本經團連副會長鈴木忠雄説：“日本身邊有比日本大十幾倍的國家，那裏很多人的工資僅相當於日本人工資的幾十分之一，在那裏生産的廉價商品大量進口到日本，是導致物價下降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物價下降受到消費者的歡迎，但對生産企業來説是很大的懸念。”

    是重視照顧生産者還是重視照顧消費者

    二戰後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總傾向就是照顧生産者偏多，照顧消費者偏少，對此，日本國內輿論和專家學者早就展開了有力的批評，認為現在已到了必須從“生産者重視型”政策向“消費者重視型”政策轉換的關頭了。然而，這次日本限制中國農産品進口，又一次表明日本政府仍未能改變其輕視消費者利益的政策傾向。

    很明顯，從中國進口價格比較低廉的農産品及其他産品，對日本的廣大消費者當然是有好處的。多年來日本經濟十分蕭條，人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虧得物價有些下降，才使人們的實際生活水準得以維持，而且也對解決日本經濟長期存在的問題－－“內外價格差”（即日本國內的物價水準高於其他國家）大有幫助。加之中國生産的農産品採取有機栽培方法，也符合日本消費者追求健康食品的需求。

    然而，中國廉價農産品的進口對日本的農産品生産者卻造成了衝擊，這是因為日本的農業面臨人口減少，老齡化嚴重，勞動力難以為繼，生産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致使其農産品的價格競爭力很弱，因此，廉價農産品的涌入導致許多農戶經營陷入困境，甚至引起了一定的驚慌，導致農家及其他行業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提高關稅的緊急進口限制，而代表這些行業的利益的政治家更是竭力向政府施加壓力。

    另一方面，日本的貿易公司實行的“開發進口”，委託中國的農家生産面向日本出口的農作物等産品，也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的，這種方式不僅利用了中國的低成本生産要素（勞動力、土地等），而且具有流通環節少、效率高等優點；而日本國內的農産品流通卻存在中間環節多、效率不高等問題，顯然不能與開發進口商相匹敵。在“開發進口”方面更典型的是服裝行業，近年來一種價格低廉的時裝－－“尤尼庫羅”在日本受到消費者的極大歡迎，十分風行，這種服裝也是日本商社在中國的工廠生産的，隨著中國紡織業的技術水準的提高，中國生産的服裝品質已經同在日本生産的産品沒有什麼區別。

    因此，這場貿易爭執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爭執，也是日本國內不同企業之間的爭執（比如要求政府限制進口的毛巾行業中，就發生了在日本國內生産毛巾的企業同那些把生産據點轉移到中國生産的毛巾企業之間的對立）。正如日本有的學者所説：“日本一些流通企業大搞開發進口，即使壓低物價仍能賺錢，迫使其他企業為了競爭也不得不壓低價格。”“蔬菜、毛巾、領帶問題可能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日本企業所搞的‘開發進口’的作法。”

    在農業及其他行業生産者的壓力之下，最後，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視生産者”傳統的決策者仍然作出了與其得罪生産者不如得罪消費者的決定，因為生産者比較集中，他們與貿易問題的利害關係顯然要比廣大、分散的消費者同貿易問題的利害關係大得多，因而反應也強烈得多。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判斷廉價進口品是導致整個物價水準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對當前處於“通貨緊縮”（其定義是 “持續的物價下降”）狀態、萎靡不振的日本經濟來説，物價下降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被認為大於其正面影響。

    是國家利益優先還是政黨、政治家的私利優先

    日本政府如此偏向一部分生産者，是不是表明他們是真的在替生産者説話、真的關心生産者的利益呢？其實非也。

    日本是個“貿易立國”的國家，迄今正是日本自詡為 “自由貿易的旗手”，一直要求各國不要濫用限制進口、反傾銷等保護措施，然而這次又恰恰是日本自身動用了限制進口的手段，發動了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場保護戰實際上是為了保護一小部分特定生産者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更多生産者的利益、特別是犧牲在整個日本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出口産業的利益，從而損害以貿易“立國”的日本的整體利益。

    經歷過長期的、時起時伏的日美貿易戰、對貿易摩擦頗有“經驗”的日本，應該知道它挑起這場貿易爭端必然會引起中方的反應，有的日本專家在日本宣佈對中國農産品實施進口限制之後，立即就預料到中國可能會首選汽車等産品採取報復措施，然而，儘管明知中國會有所反應，日本還是把這場貿易戰挑起來了。

    既然預料到中方會作出反應，既然明知挑動貿易爭端可能對整個國家不利，為什麼還要搞貿易保護主義呢？這是因為對於政治家來説，還有比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政黨、政治家的私利。

    正如有的日本學者在談到中日間“蔬菜摩擦”、“毛巾摩擦”時所説：“應該看到這背後有政治因素，就是面對７月份的參議院選舉，政治家想通過保護産業的主張來收買相關産業的人心，一些媒體也在推波助瀾。其實這種保護對相應産業的發展不過是一種‘麻藥’，從根本上説是不可能保護得了的。”這位學者甚至要求中國“理解日本國內的這種政治因素，採取比較靈活的策略，在選舉前適當作些讓步，選舉後問題就可能相對平靜。”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説：“日本政府這次是再次屈服於日本的小農場主，以及執政的自民黨的那些有影響的支援者提出的保護主義要求。這是因為在參議院于７月即將進行選舉的困難時刻，自民黨政府特別需要這部分選民忠實于它。”

    在對華關係上出現的一些不正常的情緒也在誘導日本政府作出錯誤的決定。有的日本學者説：“日本的右傾化導致中日政治摩擦不斷，兩國的部分國民之間甚至産生了‘ 感情摩擦’，其原因之一固然是歷史問題，但歷史問題早已存在，為什麼到現在發生了感情摩擦？主要是因為日本自己‘失去了十年’，前景黯淡，國內政治、社會不安，而與之對照，中國大陸卻在崛起，為此引起一種對中國的害怕心理，情緒性的因素在上升。有的政治家故意通過右傾化的表演來爭取選票，這既有政治家本身的問題，也有日本社會問題、國民的問題。”

    其實，對大蔥等農産品，日本政府給些補助金也可使問題得到緩解，這在財政上並不難，然而日本政府卻寧可把矛頭對外，“寧硬勿軟”，以對華強硬姿態來迎合一部分國民的情緒化心理。

    是大力推進改革還是繼續保護落後

    正如日本在追趕歐美的過程中，經歷過同歐美各國、特別是同美國的貿易摩擦一樣（而且這種摩擦至今也並非沒有再次激化的可能），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在追趕日本的過程中，由於中國生産水準提高和日本的一部分産業從“比較優勢産業”向“比較劣勢産業”轉化，在中日之間出現貿易摩擦也是難免的，是很自然的，這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説是“歷史的重復”，只不過日本取代了當年美國的位置，而中國取代了當年日本的位置；當年美歐各國一些人視日本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獸”，而今日本一些人則視中國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獸”。

    可見，這種表現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的貿易摩擦，實質上是在各國經濟一浪接一浪的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跨越國界的“産業與産業之間的摩擦”，即比較優勢産業與比較劣勢産業之間的摩擦。按照自由貿易的理論，一個國家必須適應其經濟和産業的不斷發展，相應地調整其經濟和産業結構，促使生産要素從已經淪為“比較劣勢産業” 的那些産業部門向新的比較優勢産業轉移，然而，這種調整和轉移不會很順利，必然使一部分劣勢企業乃至行業被淘汰，一部分行業的就業人員失去就業機會，這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必然會找到他們的政治代表併發出要求保護的聲音。

    然而，如果搞保護主義，日本經濟是無法搞活的。例如，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農業採取了各種保護措施，並未能解決農業生産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價格競爭力的問題，這説明通過限制進口産品向衰退的産業進行保護，絕非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只有通過厲行經濟結構改革，促使勞動和資本從勞動生産率低的産業部門轉移到勞動生産率高、附加價值高的産業部門，努力培育有發展前途的高新技術産業（包括具有規模和技術優勢的農業），加強受到廉價進口品“威脅”的那些行業的競爭力，這才是日本經濟的根本出路。

    對廉價進口品實施限制，還會導致購買日本産品的世界各國的反對（這顯然不是對中國一國的問題），從而直接威脅到日本現有的比較優勢産業的出口。這意味著對落後産業實施保護，不能不付出強迫優勢産業作出犧牲的代價，其結果就是阻礙日本産業結構的改革和升級。總之，是保護落後，還是堅持改革；是停步不前，還是向産業結構高級化邁進，日本政府必須對這個“何去何從”問題作出明確而及時的回答。

    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還是反其道行之

    日本搞進口限制，挑起貿易爭端，是對經濟全球化這個時代潮流“開倒車”。因為全球化經濟早已超越商品貿易而形成為包括直接投資、技術合作、開發進口、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內的、十分廣泛的經濟交往的洪流，特別是跨國公司內部的“企業內貿易”正在形成為自由貿易、保護貿易（這是包括過去的日本在內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為培育本國産業而採取的一種貿易方式）之外的“第三大貿易系統”，比如在２０００年，全世界貿易（進出口）總額約１２萬億美元，佔世界各國ＧＮＰ總和的約４０％，其中商品貿易佔３／４，旅行、運輸、金融、專利等服務貿易佔１／４，而在商品貿易中，跨國公司的“企業內貿易”約佔２０％。以日本為例，１９９８年日本製造業的海外子公司從日本採購中間産品的金額佔日本出口總額的比例高達２７％，日本製造業的海外子公司向日本的“出口”金額佔日本進口總額的比例為１４％。

    顯然，在世界各國經濟日益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背景下，如果簡單地説廉價進口品 “是對日本企業的威脅”，那麼，這個“廉價進口品”的生産者是誰？受到威脅的“日本企業”又是誰？實際上被認為是對日本的“威脅”的“廉價進口品”的生産者恰恰包括日本企業自身，正是日本的企業在“威脅”日本。

    為了防止日本的企業“威脅”日本，一個辦法就是讓走出國門的日本企業“卷鋪蓋回家”，回到經濟全球化以前的時代去，實際上日本某些官員在某些問題上已經表現出這種傾向。例如今年５月底日本經濟産業省大臣平沼赳夫對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向中國湖北省的化纖工廠建設項目融資表示“遺憾”，説“在日本國內紡織業為了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迅速增加而苦惱之際，日本有的人居然還在幫助中國的紡織業，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本來考慮必須撤回這個項目，但既然已經同中國政府簽訂了合同，要撤回也難了”。經濟産業省大臣的這個主張同日本政府對中國農産品搞進口限制如出一轍，都是在經濟全球化潮流面前退縮的表現。

    其實，日本同中國開展的各種合作項目，包括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都可能被理解為“幫助中國來同日本競爭”，然而，這種競爭其實也在幫助日本自己，而且事實必將證明，唯有通過參加這種全球性的市場競爭，大力吸取東亞等地區的經濟增長活力，日本經濟才能真正恢復其生機和活力。

    新華社 2001年0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