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修改的《商標法》已於今年12月1日正式實施，這與此前修改公佈的《專利法》、《著作權法》一同構成了我國智慧財産權保護法律體系。隨著我國的入世，商標權等智慧財産權的保護會遇到更多的問題，新的《商標法》將給我們帶來什麼？

    記者：新《商標法》剛剛公佈，深圳已有100多家企業競相在海外註冊，您怎樣看待這個現象？

    趙學清：進入WTO後，可以説所有商品都已經國際化。目前，國際經濟競爭很大程度上是拼品牌、拼附加值，許多國外廠商進入中國前，都首先打通商標等智慧財産權的保護通道，往往是“未見商品，已聞品牌。”而我國恰恰相反，在國外，中國産品很多，但品牌卻很少聽説。修改後的《商標法》對商標，尤其是馳名商標增大了保護力度。深圳百餘家企業海外註冊是一個信號，説明我國的企業已基本具備了對專有權保護的意識和參與WTO競爭的能力，開始走上創品牌的道路。

    記者：您剛才提到馳名商標，以前我聽説同仁堂、“狗不理”都曾在日本被搶注。新《商標法》對改變這種被動局面有何意義？

    趙學清：WTO中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産權協定以及《巴黎公約》都對馳名商標的保護有特殊的規定。如最近歐洲法院在審理涉及彪馬、佳能的侵權案時，首先對其是否是馳名商標進行認定。《商標法》修改以前，我國馳名商標遭到國外侵權，還得遠涉重洋到外國跟人打官司，動輒花費幾十萬、上百萬美元。而新《商標法》規定，只要侵權行為發生在中國，就可以在中國尋求法律保護和救濟。這將更有效的保護我國的馳名商標。

    記者：新《商標法》除了您剛提到的變化以外，還有什麼重大修改？

    趙學清：重大修改之一是取消了必須有“主觀過錯”要件的規定，實行“無過錯原則”。即商標侵權行為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只要發生就得承擔法律責任。目前，我國很多商標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觀過錯”舉證困難。實際上，無過錯原則也是整個WTO相關法律的一個趨勢。以前，我國在反傾銷訴訟中常處於被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享受WTO“無過錯原則”的規定。説明白點，就是有錯想賴，更難了。

    記者：許多商標糾紛無法解決還與執法力度不足有關，請您就此多談一點。

    趙學清：保護商標等智慧財産權要司法與執法緊密結合。WTO執法原則之一是統一性，要求執法的方式、程度都要一致。這包括時間和空間的一致。一些不法分子“風聲緊了，就縮。風頭過了，就幹。”現在中央對侵犯智慧財産權行為的打擊保持高壓態勢，這就很符合WTO思維。執法空間上的不統一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同樣一種行為，在這裡打擊、在那裏卻鼓勵，為犯罪提供庇護，這個問題很嚴重。其實，這些地方應當認識到，加入WTO後，別説全國要統一執法，就是國外廠商告你侵權，也得按國際法規辦理。等拿到一張天文數字的判決，後悔就晚了。WTO執法的另一個原則是透明度原則，所謂“陽光執法”。案子怎麼辦的、結果如何，必須公開。這樣可以防止執法人員的腐敗。我國現在實行的案件督辦制度，就是一個很積極的變化。

    記者：由於我國剛剛進入WTO，進一步與國際接軌，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您覺得《商標法》等智慧財産權法律還有哪些應逐步改進之處？

    趙學清：新實施的《商標法》和已經公佈的《專利法》以及《著作權法》一起構成了我國保護智慧財産權的法律體系。與WTO的最終要求相比，我國還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行政決定不能是終局。比如，我國專利申請中70％是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而認定這些專利是否侵權，國家專利委員會的仲裁是終局，當事人沒有機會申訴。要改變這種現象，就必須完善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判決才應該是終局。二是關於商業秘密的保護在我國還很欠缺。WTO相關法律規定“未公開資訊”都應給予保護，而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就沒有類似的明確規定。比如，重慶的嘉陵集團有一位工程技術人員，由於參加了與日本合作的全過程，對摩托車的關鍵技術以及銷售方式和渠道這些核心商業秘密都很了解。但後來他被另一家民營企業挖走，嘉陵集團因此損失巨大。而這種情況在國外是有明確法律依據可以進行訴訟的。三是對出租權的保護。知識經濟條件下，電腦軟體以及影視拷貝等商品都有可反覆消費的特點，因此出租權就成為實現其價值的重要手段，而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規定尚屬空白。四是有關網上經濟活動的智慧財産權保護問題，這個各國都在積極研究，美國已經審理過此類案件。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更有時間研究和制定相關法律。

    《光明日報》 200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