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推進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保護利用

推進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和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利用，是近年來國家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一環。在過去的一年裏，我跟隨全國政協調研組赴山西與寧夏分別開展“不可移動文物的綜合保護利用”與“推進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主題調研，收穫頗豐，為此，在2022年的兩會上，我以《關於把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與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利用統籌兼顧的提案》為題，提出我的提案。在這裡，圍繞著這一提案，談一些我的思考。

通過調研，我深感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面，黃河流域黃河沿線的各個地區自然生態有差異，人文和歷史文化資源各不同，各地在新時代所面臨的高品質發展的目標和起點也互不一樣，因而建議黃河各個流段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在以“國家級”的標準來設計，體現“國家文化公園”的總體要求下，都應因地制宜，各顯特點；在展示黃河文明和歷史文化時，要突出本地區特點，盡可能顯示出它的“唯一性”。例如，寧夏地區，在文明探源方面的遺址稀少，但在漢唐時期的引黃河灌溉方面是其歷史文化方面的特點，而且與今天當地的水土水利等生態文明和高品質發展密切相關，所以寧夏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該突出這方面的特點。

不可移動文物，包括石窟、寺廟、古建和重要考古遺址等。通過赴山西省忻州市、臨汾市、運城市等地進行的調研，我看到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和利用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且還需要當地政府和文保部門長年堅持不懈才行。當地政府、文物部門、文保工作者也確實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在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和利用方面還存在問題。比如“修舊如舊”的原則是對的，但不能因擔心修繕有可能造成失真而不做定期修繕，致使一些著名古建特別是建築內的壁畫等長期衰敗，破舊不堪。又如有許多不可移動文物按計劃進行了修繕，使它得到延年益壽，但有的修繕之後，卻“一鎖了之”，沒有達到讓它“活起來”，使得保護和利用相脫節。

事實上，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和利用與黃河沿線九省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有多方面的交叉，把二者統籌兼顧，無論對於資金費用合理有效使用而言，還是對於九省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歷史文化內涵而言，都是最科學合理、行之有效、可持續發展的。由此出發，我提出一些思考供有關部門考慮：

一是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和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利用要與黃河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相協調，注重旅遊景點和名勝古跡的生態保護，不搞過多的水泥建築；增加城市內的生態文化公園，不搞用水泥建起來的假文物。新修建假文物，只能是費錢費力，曇花一現，而不可持續發展。

二是沿河九省各地可以通過當地重要的不可移動文物的修繕和活化利用而使得自己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因地制宜，凸顯當地歷史文化特點，使各地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既是“國家級”的，又有其獨特性和“唯一性”。這就需要各地在認真研究本地歷史文化、歷史遺跡的特點究竟是什麼，下一番工夫。

三是改變一些不可移動文物修繕之後“一鎖了之”的做法，讓這些不可移動文物活起來，作為當地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組成部分，對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開放，並完善解説牌和解説詞，傳遞其歷史文化，使人們在遊覽觀賞中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潤和熏陶。

四是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借鑒山西省永濟市利用普救寺和《西廂記》的關聯而打通歷史和現實的歷史遺跡活化利用方面的做法。把普救寺古建古跡與《西廂記》劇情相結合，這屬於利用歷史故事或情景再現來打通歷史與現實，在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和利用方面，是成功的，可以把它作為當地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一個組成部分。

五是把“大遺址保護”與“考古遺址公園”“國家歷史遺跡公園”等概念統一起來，為此可以進行小型的研討會或座談會，就我個人的意見，贊成用“國家歷史遺跡公園”的概念來統一“大遺址保護”“考古遺址公園”等概念。

我們國家有5000年連綿不斷的文明史，中華民族有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不可移動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恰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的展現；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沿河九省在充分注意生態文明的同時，在文化內涵方面，對於當地的不可移動文物在保護的同時加以多方面的利用，無疑會使自己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無論是在歷史文化的厚重和文化的璀璨上還是特色風格上，都是最佳的選擇，這樣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才是傳世之作。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