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黃河文化 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這是對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産生和發展中的科學定位。顧名思義，所謂根，就是説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文化；所謂魂，就是説中華文明的基本內核、價值觀念和黃河文化一脈相承。習近平總書記把黃河的保護和治理提高到了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的高度。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加深對“根”和“魂”內涵的理解，對於做好黃河文化遺産的系統保護，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涵的時代價值，努力做好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這篇大文章具有重要意義。

黃河文化之所以是中華民族的根，是因為中華文明産生於黃河流域，並留下了宏偉的物質標誌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脈。從代表人類進入文明時代標誌的文字、城址、青銅器製造三要素來看，從進入文明時代標誌的社會分工、私有制和階級、國家出現來看，從考古發現來看，從民族融合和治理能力來看，沿黃地區都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發祥地。從黃帝開始，直至北宋，沿黃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一直走在中華民族的前列，華夏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黃地區。

農業是文明之母，黃河流域農業的起源奠定了農耕文明的基礎。黃河流域的文明可以説是在旱地粟作農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在西元前6000多年以前，黃河流域就已經種植粟、黍等旱地作物。黃土具有土層深厚、質地均一、結構疏鬆等特點，因而易於耕作。土中含鈣、磷、鉀等礦物養分比較豐富，礦物表面裹有鈣質膠膜，有利於土壤結構的發育和植物的吸收。渭河、汾河、洛河等河谷和山前地帶的水肥條件都比較好，具有發展旱地農業的基本條件。華北平原和山東半島因為距海較近，雨量稍多一些。儘管河流時常氾濫，但在一些較高而近水的地方，同樣有發展旱地農業的基本條件。黃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成為種植這兩種作物的旱地農業起源的大溫床。穀物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會産生文明。農業的發生對人類社會生活産生了全面的影響，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口增加，文化生活的內容大為豐富。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革命，從而為往後走向文明社會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建築凝結了黃河文化的精粹，是中華文明的物質標誌。城市建築既是人群密集的生産、生活和勞動的中心，也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標誌。歷史學家公認，經過歷史長河滄桑歲月的風凋雨蝕，人類文明經過若干年後，留下來能看得見的東西寥寥無幾，其中主要物質見證就是建築，城市是其標誌。從夏朝都城依黃河及其支流建立並轉移，到元朝定都北京，再到明清，黃河流域很多地方成為都城，留下的建築成為文明的見證。

黃河文化之所以是中華民族的魂，是因為中華文明傳承了黃河文化的精粹，並凝聚融合成大一統的國家

以黃河文化為主體，形成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縱觀中華文明的傳播和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傳承黃河文化的精粹，並沿著黃河文化的文脈演進和擴展。政治方面，以沿黃古都為政治中心，中華民族由鬆散的政治實體逐步走向統一和融合。經濟方面，沿黃地區的居民發展了我國最早精耕細作的農業、繁榮的手工業和發達的商業。他們改進農業生産工具，推廣農業耕作技術，興修水利工程，治理黃河，避害趨利，使黃河中下游成為10世紀前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區，黃河上游逐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畜牧區。文化教育方面，從《竹書紀年》《史記》到《資治通鑒》，匯集了黃河文史之大成，錘鍊出賈誼、司馬遷、班固、左思、李白、柳宗元、司馬光等一大批文豪。沿黃繪畫、雕塑、篆刻、書法出現了《熹平石經》《蘭亭序》《女史箴圖》《步輦圖》《清明上河圖》等傳世名作和麥積山、敦煌、雲岡、龍門等藝術寶庫，涌現了閻立本、皇甫軫、吳道子、顏真卿等丹青大師，出現了孔子、荀子、程頤等教育大家。科學技術方面，由於農業生産和定時計數的需要産生了最早的天文曆法家和數學，治理黃河也達到一定水準，大禹、賈讓、王景等都是著名的治黃專家。《考工記》《禹貢》《水經注》《齊民要術》《夢溪筆談》等反映了我國工、農及地理學等方面技術成就。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是沿黃地區最為輝煌的四大科技發明，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寶庫的重大貢獻。思想學術方面，春秋戰國時期是沿黃地區思想最為解放的時代，産生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其中儒家思想對後世影響最大。黃河文化以其博大胸懷吸收著域外文化的精華，並不斷地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世界。正是依靠絲綢之路等文化橋梁，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和遠東文明才得以聯結、傳播，促進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人類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

以黃河文化價值觀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是我們民族和國家融合統一的靈魂。中國傳統政治和倫理道德的理論基礎是儒學，儒學是黃河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是春秋時期孔子首創的一個學派。漢武帝為適應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便由私學一躍而成為佔據正統地位的官學。此後的歷代王朝，均大力加以提倡，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倫理道德的理論基礎。經過漫長歲月的浸潤，儒學滲透到中華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秦漢至南北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黃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擴展。這時，黃河文化的覆蓋面已遠不止黃河流域，而達到了兩漢的疆域，其文化的影響力遠及西域、日本與南海。從隋、唐至元末，中國境內又再次掀起一個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黃河文化的覆蓋面進一步得到擴展。至清朝建立，黃河文化與周邊的諸種文化相融合，便進一步成長為中華民族文化。

培“根”鑄“魂”，弘揚黃河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

九曲黃河，塑造了中華兒女隱忍包容、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性格特質，形成了獨特的民族精神。

民為邦本、政在養民的思想。黃河文化的內涵存在於黃河的自然母體中。作為一條自然河流，它為人類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和發展基礎，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為中華農耕文明形成提供了有力保障。“黃河寧，天下平”是不同歷史發展時期人們的共同心願。黃河的治理歷來是興國安邦的大事，一部黃河治理開發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發展和進步的奮鬥史。治理水患，減少洪水災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和制約，極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大力發展農業生産，為人民生存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障，這些都是“民為邦本”思想的直接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同中國傳統中“民為邦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取向。“天人合一”是人們對人與自然平等，人與自然協調、平衡關係的初步探索。長期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人們，在與自然相處的過程中，通過觀察和研究，總結出春種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變化規律。由此，黃河流域農耕社會的人們依照時令進行農業生産，追求天、地、人三者合一，即是天時、地利、人和，在這裡強調自然與人類社會達到秩序、平衡與和諧，從而顯現出樸素的生態保護意識。這種“天人合一”觀，承認天道與人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密切的聯繫，是相類相通的，要注意調節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這是黃河文化的一大優秀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這種新時代的生態保護觀念，也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自強不息、勤勞務實的精神。在與黃河的無數次鬥爭中，中華兒女形成了不屈不撓、堅忍不拔、自強不息、敢於拼搏的民族精神。土生土長的華夏兒女，在黃河流域長期的農耕實踐中，認識到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從而形成了勤勞務實、埋頭苦幹的價值取向。同時，黃河沿岸的人們在與黃河的抗爭和融合發展中，形成了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精神。在當代社會同樣涌現出值得我們學習的時代楷模，例如，帶領群眾修建紅旗渠的楊貴等。這種不怕苦、不怕累，愚公移山、勇於創新的理念，無不是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精神的體現。

中華一家、團結統一的觀念。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一直以來，多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交流、相互融合，從而形成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格局。這種“大一統”展現的是中華民族強大的包容性，是和而不同、同中有異、多樣統一的理念。在文化演進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黃河文化也正是吸收、容納了不同地域的草原遊牧文化、農耕文化、民族文化，從而形成了多元統一的文化體系。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母體和主幹。黃河文化以其主體性與核心性展示著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支柱與文化主軸。黃河文化誕生於人與河流的互動，成長于豐富的社會實踐，孕育了萬姓同根、萬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大一統大融合的主流意識和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民族品格，並構成了中華民族認同感的來源和團結奮進的精神文化支柱，成為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力量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恪守對黃河文化本源的敬畏，固本守正；就是要弘揚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鑄魂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個民族的真正復興，也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深厚的文化積澱與傳承，自覺的創新與發展都是我們文化自信的來源。傳承和弘揚黃河文化，守好全球中華兒女共同的心靈故鄉，守住海內外炎黃子孫共有的精神家園，對於我們國家統一和民族的繁榮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有不斷弘揚、傳播才能促成文化的整合、增值、積澱和變遷，才能讓我們的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話語權，維護我國的文化安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係水利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田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