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郝芳芬是四川雅安市漢源縣九襄鎮的一名村民，在成都市從事家政服務已近8年。談到落戶成都或者雅安市，郝芳芬顯得有些猶豫。她坦言，雖然這幾年收入從過去每月的1500元漲至2500多元，但她還是希望將戶口留在家鄉。“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老家高多了。在老家，自己有地，吃喝不愁。”

在國務院新出臺的《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將在2020年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作為一項重要目標。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陜西、江西等地採訪時卻發現，儘管各地均出臺了政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相當數量的農民卻因擔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損和難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顧慮，“進城不落戶”的現象突出，甚至出現了原有城市戶籍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逆城鎮化”現象。

戶口利益鏈此消彼長 農民落戶城鎮顧慮多

浙江省公安廳人口管理與服務總隊總隊長阮文廣認為，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建設不斷加快和社會利益格局持續調整，農村戶口背後的利益鏈越來越長，城鎮戶口背後的利益鏈越來越短，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意願不強的趨勢還可能進一步加劇。

和郝芳芬一樣，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數農民工對在城鎮落戶“顧慮較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2013年底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儘管當前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的意願較為強烈，超過八成的農民願意在城鎮就業生活，但在城鎮落戶的積極性並不高，商丘市願意落戶城鎮的農村轉移就業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於擔心不能在城鎮長期穩定就業，對流出地農村的既得和預期利益又難以割捨，在流入地落戶的意願也並不強烈。據2014年2月該省流動人口流動狀況抽樣調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戶的”僅佔8.5%，大部分流動人口更看重務工收入、子女就學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河南省許昌縣尚集鎮羅門村村民完海亮“一輩子窮在戶口上”的遭遇正是許多農民“進城不轉戶”心態的注腳。近4000口人的羅門村，2000多個勞動力全部在外務工，800多戶中在市縣購房者多達100多戶，但戶口都留在村裏。2004年農業稅廢除後，完海亮借在鄭州工作之機，花費數萬元將全家4口的戶口遷到了鄭州，此後企業倒閉，失業多年連社會保險的費用都難以為繼，無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費2萬多元為村裏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許可，又重新將戶口遷回了農村。

落戶成本成“硬骨頭” 城鎮承載能力有限

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中國城市化發展報告2012》，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配套上，農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為10萬元/人，進入大城市的成本還將成倍增加。《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追蹤採訪時發現，落戶成本高是許多戶籍制度改革參與者們最大的顧慮。

教育問題一直是進城務工人員最關注的話題。近年來，各地大力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就讀問題。隨著大量農民工子女流入城鎮，給地方財政帶來了一些負擔。成都市教育局局長呂信偉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成都現有義務教育階段外來務工子女36萬人，每人每年財政轉移支付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萬元以上。

“只要農民工落戶南昌，其子女入學和當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學並無政策上的差異。”南昌市教育局義務教育工作處楊雪飛介紹。經測算，若南昌新增100萬城市人口，預計學生將增加20萬人。而要在短時期建立一批師資合格的教師隊伍、能夠提供合格教育品質的學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礎設施的配套也成為戶籍改革後城鎮化面臨的突出問題。以自來水供給為例，今年以來，鄭州城區因乾旱問題已發生兩次供水危機。按照規劃到2020年，鄭州市中心城區人口要達到700萬，而目前僅為300多萬。鄭州市自來水公司的規劃顯示，為了配套人口增長，鄭州市將新建7個水廠，供水能力達到214萬立方米，為目前鄭州市供水能力的數倍。但一個尷尬的現實是，目前僅有一座水廠在建，其餘規劃僅停留紙面，周邊水源呈現枯竭態勢。而河南省電力公司也反映，當前，隨著人口向城鎮的集聚，鄭州等大城市和縣域農電的迎峰供給也都日漸緊張，大城市限電和農村超負荷區域存在擴大化趨勢。而龐大的電網新建和擴容投資以及供地等問題都日漸凸顯。

“當前城鎮承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較有限。近年來浙江省各地的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房價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學就醫資源緊張等‘城鎮病’已逐漸顯現。”阮文廣説，“以2300萬流動人口基數計算，全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總成本將達2.3萬億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財政收入為3797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