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市民化——— 社會成本視角的研究》作者張國勝博士認為，“目前，農民工市民化進展的緩慢，表面上是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土地制度等二元體制改革的滯後，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改革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應的社會成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稱，“根據對重慶、武漢、鄭州和嘉興四個城市的實地調研，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總共約8萬元左右。其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會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約為560元。市民化成本並非高不可攀，只要妥善安排，不會成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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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是什麼?

改革開放30年，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長大成人，成為新一代農民工。面對父輩候鳥一樣家在農村、人在城市的生活，新一代農民工渴望成為市民，把家搬到城市裏，子女在城市的學校接受教育。然而，他們舉家進城的門檻是那樣的高，住房、教育、醫療是一個個攔路虎，一般的農民工家庭難以跨越。

2011年初，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接受本報駐京記者採訪時稱，“農民工在城市裏工作，卻沒有醫療、住房等，城市只是農民工的一個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不是他退休養老的地方，也不是他家庭團聚的地方。農民工要在城市裏住下來，老婆、孩子聚在一起，教育、醫療、住房都要解決。現在的城市化、工業化，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的人;要農民工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

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在哪?《中國農民工市民化——— 社會成本視角的研究》作者張國勝博士認為，“目前，農民工市民化進展的緩慢，表面上是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土地制度等二元體制改革的滯後，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改革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應的社會成本。”“農民工市民化的最終實現，除了需要進行相關制度創新，逐步消除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礙外，還需要加大相關投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基本權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享受的資金需要，即需要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張國勝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