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租房客中的“新青年”：別人的房子 自己的生活

租房客中的“新青年”

畢業第一年，95後杭州姑娘文藝換了4份工作、3個住所。

就像城市候鳥一樣，她拉著行李箱，徘徊在高檔單身公寓和家之間，會因為開始或結束一份工作而頻繁更換住所。文藝的換房路徑與求職路徑一致。她做過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個月，而決定“租哪兒”的時間常常不過幾個小時。

她幾乎不考慮換房成本。為了離工作單位更近，先後入住過35平方米和56平方米的兩間LOFT公寓，每次簽完租房合同，都住不滿4個月，違約金累計逼近萬元。

去年年底因為長期“敗家式”租房，文藝花光了身上所有積蓄，灰溜溜地住回了父母家。

對於文藝這類“換工作就是換房子”的消費式租房人群而言，住所和單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其次才是租房成本。

日前，閒魚發佈《租房幸福感報告》，針對閒魚租房的平臺用戶進行了為期13天的調研，內容涉及搬家頻率、月收入水準、房租水準、年齡層次、租房偏好，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最終回收問卷1.5萬份。數據分析發現，新的時代背景下産生了一些租房新人類：如行李箱式租客、包工頭式租客、廁所佔領者、群居派等，他們均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係教授吳帆表示，年輕人注重生活品質、崇尚自由、隨意、不受約束等喜好體現了不同的住房安排，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租客。這些不同的“租房偏好”恰好反映出年輕一代的自主性、獨立性和張揚的個性。他們通過“租房”體驗不同的人生：或廣泛交朋友，或看重私密空間，或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在高房價的重壓下，靈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地滿足年輕人對生活品質的差異化需求。

不熱鬧不舒服的群居派

第一次租房，文藝選擇了高檔小區裏的單身公寓，月租3600元，佔工資的一半。為了追求“熱鬧”，她還是咬一咬牙搬了進去。

沒多久，她便發現同一樓層的20多位住戶，誰都不愛搭理誰。每個緊閉的房門背後，都是各自的世界。

一個人看劇、做飯，文藝覺得自己被孤獨“打透”了。她想著，要是有鄰居能和自己一起打個遊戲，一起打發時光就好了。每天總有那麼幾個時刻，“想要扯開嗓子放聲大喊。”她還希望自己的住所有檯球桌、咖啡廳等公共空間，可以結交更多的朋友。

文藝評價自己“嚮往熱鬧，愛交朋友”，是典型的“群居派”。有時，她的微信一天就能“擴容”十幾位好友。

“城市候鳥的出現，是順應著‘拎包入住’的租房趨勢出現的”。在閒魚租房業務負責人張世民看來，城市越來越大，上班路途越來越遠，許多租客選擇在工作地點周邊租房，在工作、夢想及生活間自由切換。他們不想買更多的生活用品，希望租房像住酒店一樣方便。

工作第三年，設計師梁美與5位朋友租下了一套240平方米的房子。這套“超級大房子”有6間臥室，2個客廳和7個衛生間。“因為太孤獨了，每天和人沒什麼交流，週末大部分時間都在加班或者補覺。”此前，梁美和陌生人租住在單位附近的小兩居。她想要“熱氣騰騰的生活”，想擁有像美劇《老友記》一般的生活氛圍。

兩個閨蜜和她有同樣的想法，3個“有趣的人”也加入她們。

搬進房子是在冬日的一天。第一個月，她們特意少加班、早回家，每天聚在一起吃飯，給房子攢人氣。但沒過多久，大家就體現出了“社交之累”，決定“少點刻意，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就是各自加班，偶爾家庭聚餐，無法每天都熱熱鬧鬧的。”但梁美“一點兒也不失望”，一次急性腸胃炎發作，3位朋友一起將她送進醫院，這讓她覺得溫暖。

梁美覺得6個人的群居生活“獨立又美好”，既保持著各自的生活方式，“也都在距離彼此1.5米的地方。”

“獨居和群居一樣都是北上廣等都市青年典型的生活形態。對於群居青年而言，由孤獨感産生了合租的需求，慢慢演變，市場上就出現了集中式公寓的形態，許多年輕人愛上了這種生活形態。”張世民説。

100%的衛生間佔有者

胡尤是一個100%的衛生間佔有者。在月薪跨過1.5萬元那年，他以每月4000元的價格在上海徐匯區租到了一間15平方米帶有獨立衛浴的主臥。

這間每月“耗資”1000多元的3平方米衛生間，滿足了胡尤對生活私密性和穩定性的需求。他可以不用經常和陌生室友打照面，還不用再花心思擔心他人的衛生情況。過去沒有獨衛時，胡尤覺得室友們輪流用後的衛生間潮濕、臟亂，衛生狀況十分堪憂。

北京0.55個、上海0.49個、杭州0.61個、廣州0.62個、深圳0.46個、成都0.81個……基於租房平臺數據，調研報告顯示了各地區租房青年平均擁有的衛生間個數。

《報告》顯示：衛生間佔有率100%成為租房幸福感的分水嶺，分享衛生間的情況與租房幸福感密切相關。一個可貴的獨立衛生間，成了新時代租房青年追求幸福路上，租房配套中的“硬杠杠”。

於此相呼應的是，過去一年，閒魚租房量增長2.8倍，其中“一居室”租房增長近4倍。

胡尤對此深有同感，更多的時候衛生間的這個“三平方米”讓他減少了流動，提升了幸福感。兩年來，與他合租的80後、90後青年租客換了又換，只有他屹然不動。

“一套房子裏住著五六個租客、男女共用一個衛生間，衛生和方便程度都過不去。”胡尤認為女性租客的頻繁“逃離”和沒有一個獨立衛生間有很大關係。2014年留學歸國後剛到上海打拼，拿著7000元的工資，胡尤最開始只能租個次臥，每天一早醒來最尷尬的時刻莫過於和室友“搶”衛生間，大家都趕在8點上班，有時等上十幾分鐘廁所門還關著，他只能選擇去附近的公共廁所。

胡尤認為，畢業5年後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自己不再熱衷於社交，更享受孤獨和自由，要是再選房子，他會優先考慮住所與公司距離及是否有獨立衛生間，其次才是價格和房間朝向。

“95後、00後進入社會後，整體的需求與80後有明顯不同。新都市青年更在意自己的體驗和需求是否被滿足，而需求也越來越呈現多樣化”。調查中的大數據反映出新趨勢——“孤獨派租客”的出現和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空巢青年”群體十分吻合，離開家鄉獨自在異鄉打拼的年輕人，有了一定經濟能力之後，會主動選擇更為孤獨自由的生活方式。

別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

“奔三”的江雷一面創業，一面準備著MBA（工商管理碩士）的考試。一年多前，他租下一間23平方米主臥，房間裏有獨立衛浴和小陽臺，每月4800元租金。在他看來，自己租的房間雖然通過隔斷改成了四居，但更像是“沒有廚房的一居室”，是屬於他的完整、獨立的生活空間。

入住前，他決定全裝一番。在“大環境”上，他鏟掉了原先有些腐掉的木地板，換上性價比較高的複合木地板。墻壁則選用了和地板風格一致的墻紙。嫌燈具風格太老，江雷又購入品牌燈具。此外，衛生間的花灑、大理石臺，江雷都一一更換成了自己喜歡的“歐式風格”。

一個月後，房子呈現了他理想中的樣子。前後他共花費1.1萬元，加上佔用一個月的租期，實際成本近1.5萬元。 房東沒有制止這位“包工頭式”租客的行為。究其原因，江雷覺得，因為沒有破壞房子，而且換後的物品都高於原物價值。

入住後，他又添置了單開門的小冰箱、恰好放進衛生間的洗衣機。“我寧可多掙錢，不能少花錢，很多時候在家裏辦公，環境要舒服一點。”江雷説。

自大學畢業以來，江雷一直在創業的路上。他調侃自己，項目死了很多個，屢敗屢創。去年，新的項目有了起色，他搬離了之前老舊的出租房。在那個小區環境老舊，只能作為畢業時過渡期的房子裏，他只添置了簡易衣櫃，“那時還不到談生活的時候吧。” 他感慨道。

“我的工作強度大，不能接受陰暗及今天這塊墻掉皮、明天那塊掉皮的環境。”江雷覺得，如今“有了一定的生活理念和資金支援”，自己可以按照心意改造自己的生活空間。

“房子是租來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工作的第九個年頭，王樂樂隻身來到杭州，入職一家知名的網際網路公司。她暫無購房指標，只得暫且租下了一套89平方米的兩居室進行過渡。

房子帶簡裝，經歷過幾波租客。王樂樂還記得第一次看房時的情景：瞧著剝落的墻體，挂滿了油漬的灶臺、油煙機和散發著異味的空調。自己一度打算作罷，但瞅著價錢合適，最終還是租了下來。

簽完合同後，她決定“花點錢，讓生活更美好”。先將墻體刷成白色，在裂縫處鋪上壁紙，隨後購置了新的馬桶和洗衣機，同時將空調、冰箱和油煙機做了深度清潔，一前一後花了8000多元。

“環保問題”是王樂樂最在意的。她花了兩天時間在小區周邊的大型建材市場裏，挨個問了一圈後才放心購入了3桶某牌子的乳膠漆，就連壁紙也是自己去建材市場精心挑選的。

經過兩個週末的考察，王樂樂發現，建材市場裏，壁紙的價格參差不齊，有的極高，有的極低。最終，她選中了一款帶有淺灰色底紋的環保型壁紙，因為是“尾貨”，商家打折出售，屬於中等價位。

王樂樂覺得淺灰色看上去乾淨、素雅，符合內心對美的追求，最後，了解到貼壁紙的膠更重要，她還特意買了環保的糯米膠。

王樂樂算了筆賬，花兩個月的房租把房子改造一下，過渡兩年，平攤到每個月才幾百元，而換來的是較高品質的生活。

“不改造你會覺得你對生活是將就的。”她認為一個人“背井離鄉”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決不能虧待自己，“工作一天回去，你要是不把自己的生活弄好一點，多委屈自己啊。”

最開始工作的幾年，與朋友合租，王樂樂也會動手簡單地給房間換個窗簾，鋪個地毯。如今房間的燈泡壞了她也選擇自己出錢找人修理，她始終認為，“生活是自己的，過渡期也要舒舒服服。”

“無論是職業選擇還是住房形式的選擇，新時代的年輕人將越來越多地跳出傳統的社會期待與束縛，更加注重自我感受、生活品質與人生樂趣，遵從自主性選擇，充分享受當下的人生”。吳帆認為，在這些年輕人眼裏，住房既不是一種資産，也並非一種投資方式。一方面，他們不願意做蝸牛，背負住房貸款的重壓，艱難前行；另一方面，通過靈活的租房形式，他們極具創新力，讓住房回歸生活本身，從中尋找喜歡的居住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