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觀點 | 李仁君：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思考十大辯證關係

專家簡介：

李仁君，教授，博士後，河南博愛人，現任海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海南國際旅遊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海南産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兼任政協海南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海南大學委員會主委。榮獲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名家、海南省五四青年獎章、海南省有突出貢獻優秀專家、海南省高校教學名師、海南省優秀精神産品獎等榮譽或獎項。

這次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來勢兇猛，其影響和危害十分嚴重。這不禁讓人想起2003年發生在廣東河源的非典型肺炎(SARS)。雖然兩次疫情都是人際傳染的傳播方式，但是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速度比SARS更快，從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院士呼籲緊急控制之後不過20多天，疫情已傳遍全國各地區與部分國外地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後的症狀並沒有SARS那麼可怕，在未研製出有效的治療藥物前，已有相當一部分患者治愈出院。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潛伏期最長達14天，目前對於疫情的防控壓力仍然很大。雖然世界衛生組織暫未將此疫情列為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但對我國而言，毫無疑問這已經形成對公共衛生的嚴重挑戰。老子《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有雲：“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是一場災禍，但透過災禍本身應思考與此相關的十大辯證關係。

一是避免恐慌與緊急隔離

公共衛生事關重大，如果出現疫情應對不當，極易出現兩難狀況，即避免恐慌與緊急隔離的兩難選擇。面對此次疫情，武漢在早期應對中存在僥倖心理，把“避免恐慌”作為制定政策的優先考量因素，強調“內緊外松”，貽誤了最佳的隔離防疫時機。如今主戰場仍在武漢和湖北，但戰線已經蔓延全國並波及到國外。我們注意到，早在2020年1月29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單位有關的專業人員共同在《新英格蘭雜誌》發表了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論文提出，最新一項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播動力學研究顯示，“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這篇論文發佈後引發網友質疑：既然12月中旬已出現人傳人，為什麼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的首則官方通報竟然是這樣的:“發現病例27例，其中7例嚴重，初步分析係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為什麼2020年1月1日武漢公安局通報8人散佈有關武漢病毒性肺炎謠言被查處？事實上從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直至1月20日，公眾才從鐘南山院士接受採訪的新聞報道中得知該病毒可以人際傳染。從最初的情況看，武漢沒能在第一時間將新型冠狀病毒控制在最小範圍內，首戰不利取決於諸多因素:一是出現了不熟悉的病毒，沒有任何病歷記錄；二是目前沒有任何可以有效治療的藥物；三是對病毒人際傳染性認識不夠；四是前期決策重在避免恐慌，沒有採取最堅決的全面隔離治療措施和封鎖全部傳染渠道，致使病毒向外擴散。

二是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

公共衛生從醫學角度內涵與外延明確:公共衛生是針對社區或者社會的醫療措施，它有別於在醫院進行的針對個人的醫療措施。比如：疫苗接種、健康宣教、衛生監督、疾病預防和疾病控制等。根據美國城市衛生行政人員委員會對公共衛生的定義，公共衛生是通過評價、政策發展和保障措施來預防疾病、延長人的壽命和促進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門科學和藝術。公共衛生工作就是防控公共衛生事件，即防控已經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對公眾健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損失的事件。主要包括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職業危害，動物疫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個人衛生相對於公共衛生，不影響別人，不傳染別人，是個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日常做法。比如：早晚洗臉、刷牙、清洗鼻腔；勤洗澡、勤換衣物、勤剪指甲；飯前便後洗手等等。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公共衛生是大家共用共存的環境，需要大家共同維護。個人衛生取決於個人選擇和生活習慣。二者之間存在著關聯與轉化，當個人衛生行為會影響別人時就與公共衛生相關聯了，比如，在家隨地吐痰是個人衛生問題，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就影響到了公共衛生。如果從經濟學角度，“公共衛生”一詞並不強調其醫學內涵，而是研究作為“公共産品”的“公共衛生”産品如何界定其內涵和外延，以及如何為“公共衛生”産品籌措經費等。我國儘管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現“公共衛生”的字眼，但是對其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目前並不十分明確。因此我們應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從體制上來界定公共衛生的內涵和範圍，明確中央和各級政府在公共衛生工作中的職責與經費籌措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導致口罩供不應求，2020年春節前後我國多地市場出現了哄抬口罩價格的現象以及售賣假口罩的不法行為，市場監管部門也紛紛出動並整治亂象。可是問題的要害在於:目前是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口罩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公共衛生用品，從經濟學來講就是公共産品。公共産品一般由政府提供。當然為了能儘快地戰勝疫情、解除危機，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産品，但商家決不應該趁機哄抬物價，大發國難財。所以政府有關部門在整治市場秩序的同時，也應加大力量組織防疫口罩的生産、供應以及有序發放，體現政府對公共衛生的職責。

三是公共安全與經濟損失

公共安全事關重大。由於此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人際傳染性，全國多地已經實施“隔離”措施，疫情嚴重的城市如武漢等地直接“封城”，一些地方甚至把公路挖斷，還有很多農村地區設置障礙和崗哨阻止外來人口進出本地區。這一切雖然手段嚴厲，但為了保障公共安全，卻是可以理解的。非常時期，非常措施。公共安全是我們從事一切活動的基礎，如果基礎崩塌，萬物不復。“傾巢之下豈有完卵？”那麼，在公共安全與經濟損失之間，如果必須做出選擇的話，只能“兩害相衡取其輕”。雖然是“取其輕”，但此次疫情仍然會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2019年我國經濟一路下滑，直到第四季度才勉強穩住。進入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響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再次加大，勢必會直接影響居民生活與投資者的信心。疫情拖得越久，經濟影響也就越大。消費減少、部分經濟活動中斷、失業率提高以及GDP增長減速，這樣宏觀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依據標準普爾的初步評估，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令中國的GDP增長減少1.2個百分點。首先是人口流動一旦被禁止必先影響消費。現在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人流減少導致消費萎縮，特別是服務業的消費，包括旅遊、交通、娛樂、零售和餐飲等都會受到衝擊。這次疫情正趕上春節假期，許多企業為春節商期儲備了大量物資，現在砸在手裏，這個打擊的確不小。其次是生産、投資活動的中斷或推遲而産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國務院辦公廳已發佈關於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學校推遲開學，企業推遲開工，很多供銷協議不能履行，很多活動計劃被迫取消，就業方面將影響到全國兩億多的農民工和數千萬的服務行業的就業者。最後是廣大中小企業面臨最嚴重的挑戰。大企業抗風險能力強，但對於許多中小企業而言，疫情簡直是不能承受之重。職工可以因疫情放假，居民可以因疫情宅家，但對廣大中小企業，難處不一而盡:工人的社保工資還得照發；國外訂單還得按期交貨；房租也不可能因疫情而減免；銀行也不會因為疫情就推遲還貸日期或減少還款利息……儘管疫情為大，但各地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時，應審慎評估一下企業的承受能力，盡可能減少企業的損失。企業背後是千千萬萬個飯碗，關係千千萬萬個家庭。對於遭受疫情重創的一些行業，疫後應儘快推出相關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四是口腹之欲與飲食健康

中國人吃貨多，為滿足口腹之欲，無所不用其極。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名言——病從口入！2003年的SARS疫情的起因就是來自野生動物。事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在雲南省一處洞穴裏發現一個菊頭蝠種群，經過5年檢測，在它們體內所含的病毒毒株中找到了傳播至人類的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組組分。經過17年的風水輪流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再次將輿論的焦點投向了餐桌上的野味。根據專家解讀，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身上傳染到人身上，進而廣為傳播開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致病的野生動物是隱匿于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為什麼海鮮市場會大量出售野味呢？馬克思説過，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據記者暗訪，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野味生意十分火爆。從捕獵、運輸到販賣形成産供銷一條龍。一隻野生動物從捕獵者手中被買下，再經由地下市場，端上人們的餐桌，最終價格最高可翻十余倍。甚至曾有犯罪分子形容這個行當“利潤堪比販毒”。經過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教訓，現在是下決心放過野生動物，杜絕吃野味、養成健康飲食的時候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説：“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故理智的人們不可因小失大，因為吃喝而耽誤大事。為此提出三個建議:首先，儘快從科普角度宣傳普及野生動物攜帶多種病毒以及危害人類生命健康方面的知識，引導消費者養成健康飲食心理和消費習慣；其次，取締所有的野生動物交易市場，從供給側源頭上斬斷野生動物交易的供貨渠道；最後，減少人類對蝙蝠等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侵擾、捕獵，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關係。

五是自身免疫與藥物治療

雖然醫務人員全力以赴，但目前針對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仍然沒有解除隔離狀況。因為不論是預防還是臨床治療都暫時還沒有取得突破，都還沒有找到針對性的疫苗和藥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全部病例中70%的患者症狀相對輕微，絕大部分可被治愈。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時，國家衛生健康委收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1791例(江西省、陜西省、甘肅省各核減1例)，現有重症病例1795例，累計死亡病例259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243例，共有疑似病例17988例。目前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136987人，當日解除醫學觀察6509人，共有118478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累計收入境澳臺地區通報確診病例30例：香港特別行政區13例，澳門特別行政區7例，台灣地區10例。在治愈的病例中一般採取的治療方式是使用一般的抗感染藥物，止咳化痰的藥物。同時，在醫生疏導後，患者的情緒也比較穩定。借助這些藥物的輔助，利用人體免疫系統作用治愈出院。當然，對於那些重症病例，主要集中在年齡偏大或體質較差的群體，這部分病例因為自身免疫系統比較弱，不容易治愈。

六是財政政策與金融風險

財政的本質是滿足公共需要。目前疫情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行，也給公共財政工作帶來兩難境況。一方面，經濟不好，財政收入勢必減少，而越是這種情況各地對財政補貼的要求反而越高，所以財政赤字增加的壓力會越大，根據經合組織的兩條財政警戒線，即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低於GDP的60%，這是正常情況下的標準，特殊或緊急情況下可以有所突破；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形勢下行，總量基數縮水，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産可能會隨之大幅增加。由此，杠桿率被迫加大，金融風險的預警系數也在加大。雖然財政能力下降，但在現實情況下，財政政策仍然有相比較而言的優勢，財政的資金是“好鋼”，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目前宏觀政策要做好精準施策的重頭戲。運用財政力量應對疫情，就是要穩大局、穩社會和穩民生。設立專項基金用於救災防疫。主要是幫助受疫情衝擊的弱勢群體，特別是對於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可以幫助他們尋找再就業的機會或提供臨時性的生活補助。還要有針對性地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將使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對於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等公共産品需求還會有持續增長，政府應該未雨綢繆，增強未來防範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的應對能力。

七是制止謠言與疫情通報

眾所週知，敏感時期容易産生謠言，特別是在自媒體時代，個人發佈消息短時間內可以快速傳播，這客觀上為謠言的産生提供了溫床。所以，政府應該大力制止謠言，並懲戒造謠者。而制止謠言的最有效手段當然是官方在第一時間進行權威發佈，使謠言不攻而破。謠言也叫虛假資訊，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出現以後，關於此方面的資訊非常多，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一時真假難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第一個“謠言”居然是8位醫生所為，並被官方“辟謠”和懲戒如下:“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部門發佈關於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隨後，多名網民舉報有人在網上傳發不實資訊。為查明情況，公安機關先後對8名行為人進行了調查、核實。根據調查情況，8人分別傳發了“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等未經核實的資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因上述8人情節特別輕微，當時，公安機關分別進行了教育、批評，均未給予警告、罰款、拘留的處罰。”隨著形勢的演變，上述懲戒卻變得越來越尷尬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2020年1月28日發佈一篇對疫情中謠言治理的文章，談到武漢公安機關處罰8名發佈“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的事件。文章認為，8名資訊發佈者發佈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主觀上並無惡意，考慮到該類謠言在客觀上對一定範圍群體自我保護意識的提高有一定積極影響，且澄清該類事實較為容易，執法機關對這樣的“虛假資訊”理應保持寬容態度。事實上直到1月30日，這8位“造謠”工作人員依然奮戰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抗疫鬥爭一線。這8位工作人員基於職業敏感性和專業的素養覺察到病毒的危險性，可惜有關部門卻武斷地壓制並懲戒了他們。這真是應了“假作真是時真亦假”的無奈。儘管後來確認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並不是SARS，但是資訊發佈者發佈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及早隔離、佩戴口罩、嚴格消毒和不再去海鮮市場採購野味等措施，那麼，今天我們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形勢就不會這麼嚴峻。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謠言層出不窮，主要是編造感染人數，感染地區和人員動向等，有關部門查實後均實行了嚴厲處理。此外，還有諸如一些“鼻子抹香油可以預防新型肺炎”、“鹽水漱口防肺炎”、“喝酒吸煙防肺炎”和“新型肺炎只傳特定人群”等謠言，鋻於該類謠言的社會危害性較低，且沒有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主要以正確引導、加強科普為主，沒有進行法律懲戒。

八是地域歧視與疫情防控

中國的地域歧視由來已久，這次如果説武漢遭遇地域歧視，卻是與傳染病疫情相關。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出自武漢，所以被網路命名為“武漢肺炎”。在強大的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此命名一發不可收，迅速傳遍全國，而這一點深深地刺痛了每個武漢人的心。相比較2003年SARS，起源於廣東，重點在北京，但從沒出現過“廣州SARS”或“北京SARS”這種體現地域歧視的命名。因為那時雖有網路但沒有現在發達，也沒有移動網際網路和自媒體；而且武漢地理位置獨特，有“九省通衢”之説，人流特別大，傳染也特別快。於是這種地域歧視愈演愈烈，各地紛紛拒絕武漢人進入。實際上這種地域歧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地域歧視。因為這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染病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對感染者或可能的感染者進行隔離是當務之急。武漢畢竟是病毒的首發地和高發區，謹慎隔離並沒有錯。實際上大部分的武漢人是深明大義的，如果明知有感染還有要外跑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這不是地域歧視的依據。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主動隔離。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全國人民攜手武漢共渡難關！大量的支援物資和捐款匯往武漢，各地組織醫療隊迅速馳援武漢。這些都説明全國人民並沒有歧視武漢。當然地域歧視和隔離防控之間有個度，不可偏執。現實當中也有個別行為過激者，在網上有對武漢人攻擊謾罵的行為，雖然是少數人，但這種徹頭徹尾的地域歧視卻要不得。還有，如果疫情過後仍然對武漢人採取行動上的隔離或態度上的隔離，那也是名副其實的地域歧視。

九是事前防疫與臨床診療

二者的關係在於真正做好事前防疫就不會有臨床診療的機會；對於不幸已經感染的患者不必恐慌，要積極配合臨床診療。對於廣大的未感染的普通人而言，事前防疫是重中之重，畢竟新型冠狀病毒是人際傳染的疾病，而且病發的高峰期又適逢春節期間，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儘量減少感染機會：儘量減少出門機會，因為宅在家裏最安全；如果必須出門，務必戴上口罩，儘量少去人員密集的場所；在室內注意通風，做到常消毒、多喝水和勤洗手。對於已經感染的患者，要重視臨床診療，目前已有不少治愈出院的病例，所以恐慌大可不必。其中的要點是:一旦發現感染者，務必第一時間隔離治療，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早發現早隔離；開始出現症狀時要馬上去醫院就診，如果耽誤了時間，發燒嚴重了才去醫院就診，病情就會更加嚴重，不利於臨床診療；據鐘南山院士透露，關於臨床診療已有幾種藥物經確認是安全的，但具體療效還需進一步觀察；網傳一種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一夜之間導致該口服液脫銷，但抑制不等於療效，況且實驗效果與臨床效果有很大不同，此事應慎重對待。

十是保護生態與永續發展

在地球這個大生態系統中，人類目前無疑是處在生態鏈的最頂端。然而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卻揭示出了人類在大自然中脆弱和渺小。地球大生態系統已經有46億年曆史，而人類從直立行走開始，依據露西化石，至今不過350萬年的歷史。多少生物生生滅滅，萬物更替，而地球依然在轉動。人類從一開始就與大自然形成征服與報復的關係。從“改造自然”到“人定勝天”。人類的早期進步大多是建立在對大自然的掠奪基礎上的。人類能源革命開發了煤炭和石油，然而無休止地挖掘開礦，使地下形成空洞，地震頻發；為了自己的利益無節制地燒伐獵牧，最終造成水土流失，沙塵暴和洪水氾濫等等；工業時代到來，人類在生産産品的同時，直接把污水排入了江、河、湖、海，造成了水資源的嚴重污染，可用水資源急劇減少，二氧化碳的過量排放擊穿了南極上方臭氧層，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北極的冰蓋、巴西的熱帶雨林都在以驚人的速度逐年縮減；地球上的那些不可再生資源也在逐漸枯竭；還有大量野生動物被獵殺，很多物種瀕臨滅絕……如果人類不能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繼續以這種方式對待大自然，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就是自然將災難反彈到人類身上的一個警告。所以，我們必須告別這種不可持續發展模式，轉向永續發展模式。永續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好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著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歸。我們要給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和水凈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