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古道上的昭君渡

　　如今位於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的“昭君渡”(資料圖片)

文/莫久愚

在內蒙古黃河沿岸有多處被稱之為“昭君墳”的地方。除了位於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外，最著名的大概要數位於今天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黃河南岸的昭君墳了。

在陰山腳下一路向東奔流的黃河，途經今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西北與包頭市西南的地段時，突然向北盤繞出一片“山”字形突出部，將昭君墳攬入南岸。

“昭君墳”位於這片“山”字形地塊的東部，在它東南約2公里的地方就是昭君渡，這是一個使用了兩千多年的黃河渡口，至今仍然是這一帶黃河兩岸往來的重要通道。只不過由渡船變成了浮橋。在渡口東北方向約20公里處，是位於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鄉的麻池古城，今天的歷史、考古學者們大多認為，這座古城就是秦代的九原郡和漢代五原郡的郡城。而在南面稍遠的鄂爾多斯漫賴草原上，可以看到很多被當地民眾稱作“古路豁子”的遺跡，一些互不相連的梁阜，被挖開寬50米左右的豁口，豁口之間遙遙相對，連成一條筆直的線，那就是“秦直道”的孑遺。

如果仔細梳理、揣度有關歷史記載，會發現有些重要的歷史活動與這裡有關。

秦直道北端的渡口

西元前215年，為秦始皇入海求仙、尋找長生不老藥的一位方士，在東海中沒有找到神仙，卻帶回一幅有文字的圖，上面寫著一句讖語：“亡秦者胡也”，這提醒秦始皇注意到匈奴問題。當時在陰山南北、鄂爾多斯高原乃至陜北活動的各遊牧部族，正經歷著一個匈奴化的過程。“匈奴”正成為眾多遊牧部族的共同名稱，他們正在集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讓這位剛剛掃平“六國”的始皇帝很不舒服。於是他發兵30萬，讓大將蒙恬統領北擊匈奴。蒙恬先是收復了秦昭襄王時就曾佔有過的“河南地”，即今天的鄂爾多斯地區，然後越過黃河向北擴張，將匈奴驅趕至陰山以北，接著沿陰山一線修築長城。這條西起甘肅臨洮(今岷縣)東至遼東的長城，多數地段都在今天的內蒙古地區。東線的幾段長城是利用了戰國時代的燕、趙長城加以修繕、連接而成。到了秦王朝後期，由於帝國的迅速擴張，原來的農牧交界地帶幾乎都被這個新興的帝國所佔據，大大壓縮了匈奴人的活動空間。同時，大規模的移民和農業開發也在這一帶展開。對於秦王朝而言，防範匈奴人捲土重來，甚于防範六國貴族的復辟。北方長城地帶成為秦帝國至關重要的北大門。

長城防禦體系的重要支撐是交通，為使邊疆守禦系統貫通一氣，便於向陰山一線邊地運送糧草裝備，調集兵馬，秦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212年)下詔蒙恬修築“直道”。從秦的首都咸陽向北，經陜北黃土高原上的子午嶺山脊進入鄂爾多斯高原，一路削掉山丘，填平溝壑，由昭君墳旁的渡口越過黃河抵達九原郡，將帝國的心臟區與新拓展的北方邊地連接起來。這個渡口就是這條秦直道北端越渡大河的要津。

然而，這條寬敞氣派的北方大通道並沒有將秦王朝引向更輝煌的前景，相反，秦始皇和秦帝國似乎就是在這條路上走向終結的。西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年)，秦始皇開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巡。原計劃在東遊後折向北方，巡視北方邊塞、然後由九原郡經秦直道返回咸陽。不料始皇帝出函谷關循太行山前大道東行至沙丘(今河北巨鹿、廣宗一帶)時，便暴病而終了。按照正常的情理，這支龐大的出巡隊伍，本應立即由原路返回關中發喪。可是，為了隱瞞秦始皇的死訊，運載他遺體的辒辌車卻捨近求遠，仍然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沿北方的代郡、雁門、雲中諸郡，一路西行，由陰山腳下的九原郡南下秦直道，回到都城。在這支繞道而行的車隊中，一個事關秦帝國命運的陰謀也醞釀成熟了。一道道假冒秦始皇的詔書從這支車隊中發出，逼迫帝國的合法繼承人扶蘇自殺，剝奪了大將蒙恬的軍權。

陰謀家們忌憚的是手控強兵的蒙恬，和秦始皇的嫡長子扶蘇。當時秦帝國最強大的力量是駐守在北方邊郡的武裝，作為駐軍監軍的公子扶蘇，是胡亥篡位的最大障礙。應該説，這個陰謀也是十分縝密的。在胡亥、趙高、李斯等人抵達九原郡之前，已經得知扶蘇在接到“詔書”後順從地自殺了，蒙恬也被囚係在獄。這時，執掌北方邊防軍的主帥，已經換成蒙恬原來的裨將王離。一次離奇的篡位，就這樣在一個行進中的車隊中完成了。陰謀家們的成功，卻是秦王朝走向末路的起點。後來發生的事情已經廣為人知，這個歷史上最卑鄙的陰謀最終葬送了秦帝國的前途，“亡秦者胡也”這句讖語是在秦二世胡亥身上應驗的。

當時這個簇擁著秦始皇遺體的車隊由九原郡南下秦直道，也一定是自今天的昭君墳旁的渡口渡過黃河的。這是秦直道鑿通後第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

昭君由此出塞北

昭君墳隔河東北方向的麻池古城，在漢代是五原郡的郡治所在。古城周邊曾出土過“單于和親”、“單于天降”瓦當，這些瓦當面文作為歷史上漢匈關係、甚至是昭君出塞的實證，被學者們一再引用發揮。比起唐代才見之於杜佑《通典》的呼和浩特“青冢”，這座昭君墳與昭君出塞的真實歷史似乎有著某種更為直接的關聯。

西元前209年，也就是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發動反秦起義的那一年，劉邦正式稱帝的前三年，匈奴王子冒頓殺掉自己的父親頭曼自立為單于，這是匈奴帝國正式建立的標誌。秦滅亡後，當劉邦和項羽忙著爭奪天下的時候，陰山南北草原上的匈奴人正逐漸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幅員遼闊的草原帝國。

楚漢戰爭結束後，漢王朝也將目光投向了北方。西元前200年，躊躇滿志的漢高祖劉邦挾著戰勝西楚霸王的余威，親率30萬大軍向匈奴示威，他顯然低估了匈奴人，結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的白登被匈奴人包圍了七天七夜，不得不派人向單于的妻子行賄，才逃出重圍。這次讓他驚恐不已的白登之圍，導致漢王朝在以後的幾十年中被迫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當時在秦直道上經常出現的，除了運送糧草的輜重和來自內地移民隊伍，應該還有漢匈之間送親迎聘的儀仗。

整個漢代，秦直道仍然是關中地區通往邊郡主要道路。漢初幾十年間。大致是在陰山以南一些戰國、秦代的故塞舊壘與匈奴對峙。從漢武帝元光六年(西元前129年)開始，漢軍連續向匈奴發動進攻。將防線推至陰山以北的草原地區。西元前110年(元封元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曾兩次途經這裡巡視，第二次是登封泰山之後，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然後從遼西西行九原渡河。這一次是歷史學家司馬遷陪侍著漢武帝沿直道歸還長安的，渡河地點也應該是今天的昭君渡。

隨著西漢王朝的勢力進入塞北草原，長安通向邊地的道路，也在秦直道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北方延伸。

昭君渡口東北方向是陰山山脈中大青山與烏拉山分界的昆都侖峪口，《水經注》中所説的“石門水”就是流經這個峪口的一條季節性河流，今天稱“昆都侖河”。這條河道兩側溝谷平闊，可通車馬，一直是穿越陰山南北的重要隘口。出昆都侖山口，即《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的“石門障”，過了石門障就是漢武帝太初三年(西元前102年)光祿勳徐自為所營建的“光祿塞”。《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固陽縣條下注雲：“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實際上道出了光祿塞防區塞外列城形勢。由此觀之，光祿塞與位於今天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的居延塞相似，是由一系列烽燧、關亭、障城、塞墻組成的守禦系統，這類守禦系統一般是沿著交通要道修建的。光祿塞和居延塞的北端，是由橫亙在今天內蒙古烏拉特草原和蒙古國南部戈壁草原上的長城連接在一起的，這是歷史上漢族王朝所修築的最北部的長城，故又稱“武帝外城”。它與東西兩邊的光祿塞、居延塞一起，如同萬里長城上向北探出的一個巨大馬面，震懾著漠北草原。而這個“馬面”的東西兩邊，恰恰是當時漠南地區通往漠北草原的重要通道。

光祿塞及光祿塞中的光祿城、范夫人城、頭曼城以及受降城等地名，作為北方邊塞的意象符號，常常會出現在漢唐之間的邊塞詩文和昭君詩文中。因為光祿塞所防衛的這條線，地處關中地區正北方向，相對於偏西的居延道而言，在西漢後期已成為往來大漠南北的主要道路，為人們所熟知。由於昆都侖山口南接漢五原郡北部的固陽縣和固陽塞城，這條陰山以北的草原路，也被稱之為“固陽道”。

近年來，在內地一些文物市場和文物拍賣圖錄中，又出現了幾片帶有“單于和親”、“單于天降”面文的瓦當殘片，有的甚至是完整的瓦當面，來路可疑。我總覺得，帶有這類文字的瓦當，只應出現在漢匈之間往來的通道上，出現在這些通道上專門接待匈奴來使的客館驛站遺址中，或是在為迎接來使而搭建的闕門上。它們應該是漢朝人出於禮儀考慮，為這類建築特意燒制的瓦當。

從《漢書·匈奴傳》及《宣帝紀》《元帝紀》的相關記載看，光祿塞和五原郡似乎都有專門接待匈奴來使的客館驛舍。甘露三年(西元前51年)在匈奴內部紛爭中落敗的呼韓邪單于入長安覲見漢朝皇帝，《漢書·匈奴傳》謂其“款五原塞”，應是經五原郡北的光祿塞而來，或停駐在光祿塞等候。所以呼韓邪單于自長安返回漠北時，才會請求留居光祿塞上。這也説明在和平時期，漢匈間聘使往來，多取道於此。西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再度由光祿塞覲見漢朝皇帝，請求和親，導致又一位漢朝宮女遠嫁匈奴，這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也是一次讓後世文人吟咏不絕的和親，在中原與北方民族關係史上具有象徵意義。

達拉特旗昭君墳旁的昭君渡，是當時連接“直道”和“固陽道”的一個關鍵的水陸節點。遠嫁匈奴的王昭君出了長安城，沿秦直道一路走來，也必然要從此渡河，經固陽道進入漠北草原。

今天的昭君渡雖因附近的昭君墳而得名，若考慮歷史上這一帶的實際交通情況，渡口取名“昭君”，可謂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