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的立場而堅守。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這是一個值得點讚的爭鳴，最起碼經濟學的圈子不至於是死水一潭。[詳細]
林毅夫、張維迎交鋒之點集中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之手到底應當放在哪。林毅夫認為，趕超階段，政府必須有所為，研究不是説不要産業政策，而是説哪種類型的産業政策可以成功。政府需要為企業家的産生提供公共知識和基礎設施。張維迎認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資助的。創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資助。政府現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産權制度的保證。
爭鋒一:
企業是企業和政府合作的結果嗎？
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企業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業家怎麼出現的？除了他天生的對市場發現的敏感度以及風險程度判斷之外，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經濟加快發展，有所謂R&D的説法。“D”，就是新産品、新技術的開發，這確實是企業家做的。但是企業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學的、對自然的認識的加深。由於投入非常大，風險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現以後是公共産品，所以企業家自己是不會做的。
林毅夫:
政府購買新産品，也對企業家發明的技術很快市場化産生很大影響。所以，我要補充一下，維迎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視，我是承認的。然後，從企業家精神本身，如果新産品等等要研發，您講的自由、産權保護這些，我也承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企業家要發展新産品前面的那些公共支援，要是沒有國家的投入，實際上也不會出現。所以，應該是企業跟政府的合作。
張維迎:
張維迎認為在産業革命時候，那麼大量新産品的出現，沒有什麼國家支援的。我們看英國，包括科學的出現，很多沒有什麼國家支援的。然後我們看很多基礎的研究，我們現在説要政府支援，而美國最好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的。如果我們在一九五幾年到一九七七年，所有都是離不開國家的，但不能證明沒有國家參與這個就不會有。所以説，這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創造的市場，但是我不認為這就證明沒有政府和國家參與，這個事情就沒有。我想，沒有國家和政府參與，這個事情可能變得更好。
交鋒二:
亞當·斯密談政府作用的理論過時嗎？
林毅夫:
林毅夫不同意張維迎關於只要保護産權，建設法律制度就夠了的説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1768年開始寫的，之前大概花了二三十年時間去研究文獻，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文獻，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所以，整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技術是給定的，然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然後分工細化。工業革命的標誌是紡織工業的機械化生産，最早是在英國的曼徹斯特。但是，亞當?斯密之後，最重要的變化是工業革命以後，技術變遷的速度加快，新産業不斷涌現，就像剛才維迎講的，兩百年前亞當?斯密的時代，産品只有十的兩次方，不到三次方，現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這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沒有討論的。
張維迎:
亞當·斯密研究的是兩百多年前，工業革命發生之前，沒錯。但是，科學並不總是在進步的，我不認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個世紀的一定先進。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人類本身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是免不了犯錯誤的。所以，我不認為凱恩斯的理論就比凱恩斯之前的理論更好。我相信，未來人類的時間越長，我們會越認識。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思想家，無論是哲學的、宗教的。所以，我認為不能説亞當?斯密那時候不具有現代的技術，他的理論比現在的更差。但理論技術方面沒有現在這麼精緻。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産權制度的保證。
爭鋒三:
比較優勢是政府擅長還是企業擅長
林毅夫:
現在大型的國有企業，實際上是符合比較優勢的，産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競爭，我們現在已經是每人平均6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再補貼就是錦上添花的，所以，補貼應該取消掉。但是，把國有企業失敗認為是國有的，我認為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很多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給的補貼更多。私有化以後，尋租的積極性更高，這不僅在前蘇聯東歐國家這樣。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張維迎:
發現比較優勢，利用比較優勢，恰恰是企業家最擅長的。如果這個比較優勢沒有利用，是市場不均衡。沒有一個企業家會傻得在北方種水稻、南方種小麥，一定是南方種水稻、北方種小麥。我們國家恰恰是政府經常亂點鴛鴦譜。如果論比較優勢的話，是政府和市場的比較優勢，相比之下，市場更擅長解決比較優勢。
林毅夫:
一個高品質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一方面強調有為的政府，但必須提出一個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預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不是討論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新結構經濟學中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就是想解決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問題。如果因為怕政府越位就反對政府的任何干預，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嗎？
交鋒四:
國有企業改革路在何方
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中小型國企應該民營化，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的問題。對於大型企業，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資訊。所以，他認為：“大型國企的改革首先要剝離政策負擔，如果剝離了政策負擔，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國企經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經營得好、是否盡心盡責，可以從企業的實際利潤和市場的平均利潤的對比中充分顯現，這樣國企也不一定經營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負擔，大型國企私有化以後，企業利用政策性負擔為藉口來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得到的保護、補貼會更多。在經濟理論層面，林毅夫的觀點頗具爭議，但在經濟實務運作過程中卻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國經濟迄今的客觀形勢也越來越證明了這點。
張維迎:
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覺得中國的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善，對未來有顧慮。張維迎建議的國企改革所有方案可謂“狠”：先推動國企上市，然後國家控股減持，從70％到50%再到40%，然後民營企業家進入董事會，慢慢開始從有發言權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業國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覺得最好是國家通過機構持股，但不作為直接的股東，不參與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過投資分享紅利。
總結:
評論認為，林毅夫的視角是世界的，而不僅僅是中國的。而張維迎和更多的中國經濟學家，與林毅夫産生了分歧。因為他們的眼光，更多的是中國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向內的，而不是向外的。中國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因為他們對應于中國過去的發展階段；但當中國奇跡走到今天，就需要擺脫過去某種成功模式的路徑依賴，而推行更多更深入也更合時宜的改革。 （報道綜合楊小凱逝世十週年追思 談話內容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