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復旦大學舉行的紀念楊小凱教授逝世十週年追思會上，林毅夫、張維迎兩位著名經濟學家，關於政府要不要干預市場和經濟的激烈交鋒，曾引發輿論廣泛爭議。一個月後，林毅夫發文闡釋觀點，指出他和張維迎乃至國內多數經濟學家的差異在於：應該回到斯密的觀點還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這再度引發媒體關注，赫然在目的標題是“我和張維迎相反，認為絕大多數政策是正確的”。

　　政府的絕大多數政策正確還是錯誤，差異顯而易見，但以此作為林毅夫和張維迎之間的區別，也有失片面和簡單。當然，是不是張維迎就回到斯密的觀點，而林毅夫就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恐怕也只能歸於嘴仗。重要的不是兩人説了什麼，而是兩人為什麼這樣説，這才是他們的真正區別。

　　不難發現，林毅夫的種種説法其實有“以成敗論英雄”的強烈色彩。在他看來，正確的政策應以政策的結果，而不是以先驗的標準來評定，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事實來看，“應該肯定中國政府過去35年採取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

　　林毅夫為什麼要以“成敗論英雄”？這很大程度上，源於他的“榜樣情結”和“原創情結”。所謂“榜樣情結”，即林毅夫將中國這種務實的能夠同時達到穩定和快速發展的轉型策略，作為世界上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希望中國經驗能為他們分享。按照經濟學家華生的説法，林毅夫到世行工作後，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

　　所謂“原創情結”，即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經驗，違背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具有值得總結的創新價值。林毅夫一直認為，現有理論尚難解釋中國“奇跡”，他構建宏大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也顯示了他作為外界評價的“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的雄心。

　　如是觀之，林毅夫的視角是世界的，而不僅僅是中國的。在這個角度，很難説該不該“以成敗論英雄”。問題在於，以什麼樣的成敗論英雄？就此而言，林毅夫又有“以經濟高速增長論成敗”的色彩，因為中國經濟的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速增長的奇跡。

　　正是在這一點上，張維迎和更多的中國經濟學家，與林毅夫産生了分歧。因為他們的眼光，更多的是中國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向內的，而不是向外的。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奇跡，有犧牲長遠發展的代價，比如人口危機、産業結構等，也有社會成本的代價，比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如果説全球層面“以成敗論英雄”無可厚非，在中國層面單純以“經濟高速增長論成敗”則弊端凸顯。

　　同時，這也體現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的確，中國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因為他們對應于中國過去的發展階段；但當中國奇跡走到今天，就需要擺脫過去某種成功模式的路徑依賴，而推行更多更深入也更合時宜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