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昔日醫改“優等生”面臨挑戰

　　日本早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初的1961年，便實現了全民覆蓋的普遍健康保險制度，2000年又實施了旨在應對老齡少子化社會問題的國民看護保險制度，加上發達的醫學教育和高度的醫療技術，其國民長期以來一直享受以普遍醫保為依託的廉價優質的醫療服務，以平均壽命最長、嬰兒死亡率最低的持久紀錄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即使在OECD國家中，日本也是不折不扣的“優等生”。但是，種種跡象表明，“優等生”正面臨空前嚴峻的試練。

　　某天清晨，你一睜眼，突覺咽喉疼痛，頭昏腦熱。一測體溫，果然在低燒。可你並不怎麼擔心。公寓的對面就是私人診所，公司附近也有公立綜合醫院，視工作的情況，只要在自己合適的時間隨便去哪一家，都可以得到醫生的診療。然後遵醫囑，去藥房開些藥物，基本上就沒事了。而診療費、藥費的個人負擔額度，也就是千把日元(約合人民幣680元)上下。即使發現了什麼重大疾患，醫師會馬上出具介紹函，保證你在最短的時間能去最權威的專科大醫院就診，斷無延時誤診之虞。只要本人提出希望、要求，無論是誰，都可以以非常少的個人負擔額，享受到技術精湛且彬彬有禮的醫療服務……如此“和諧”的畫面，是2005年之前日本醫療現場的風景。

　　但從2006年起，對醫師的“強制性過勞”導致醫生大量流失、患者個人負擔額倍增、醫療設施銳減等問題日益凸顯，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和受用方之間各種矛盾開始表面化，“和諧”不再，江河日下，“醫療崩潰”成為噩夢般的現實及大眾傳媒長久的選題。隨著被稱為“下流社會”的社會貧困化問題的深化，日本正迎來一個“超醫療格差”社會：據社會學統計，到2020年，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將面臨實質性崩盤。屆時，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額診療費的患者可以在五星酒店級裝修的高檔病房中受用世界最高水準的醫療服務;但同時，有至少兩成的病患因無力加入民間醫療保險而無法享受哪怕是低級的醫療服務，即使罹患諸如痢疾、貧血或腸炎等普通疾病，也很可能會被奪去生命。

　　日本早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初的1961年，便實現了全民覆蓋的普遍健康保險制度，2000年又實施了旨在應對老齡少子化社會問題的國民看護保險制度，加上發達的醫學教育和高度的醫療技術，其國民長期以來一直享受以普遍醫保為依託的廉價優質的醫療服務，以平均壽命最長、嬰兒死亡率最低的持久紀錄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即使在OECD國家中，日本也是不折不扣的“優等生”。

　　但是，種種跡象表明，“優等生”正面臨空前嚴峻的試練。問題還不是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這次連能否“畢業”，都很難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