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克圖，蒙古族著名攝影家。中國畫報協會副秘書長、學術研究部主任；“視覺記憶”叢書《中國紀實攝影家作品集》主編；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聯合國“清潔能源改變生活”國際攝影展金獎獲得者。
中國網/中國扶貧線上訊 （特約記者曾雅琪）圖片是記憶，是鏡子。一張圖片，到底會有什麼作用？那就是續寫歷史，保存對這個世界的記憶。
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幫助8億人脫貧。把農村貧困線（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口從1980年的7.75億降低到2016年的4300萬。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在2020年，所有人都不再生活在貧困線下。
我國在扶貧方面的工作成效是顯著的，幫扶到戶幫扶到個人，結合每一家的實際情況制定合適的脫貧計劃，新聞上示範村示範縣一個接一個的告訴我們，中國在發展，人民都在朝著好日子努力。
移民遷入地寧夏農墾局長山頭農場敞開胸懷迎接這些來自大山深處的人們。陶克圖 攝
可是一次到寧夏西海固地區的旅行，讓陶克圖發現在這苦甲天下的地方還有很多人在生存。
“天底下還有寒冬臘月雪地裏光著腳跑的孩子，還有光著屁股的，還有家裏沒有飯碗就在炕沿兒上挖個坑……苦啊！”陶克圖説。
1993年，陶克圖因工作調動進入寧夏畫報社，成為一名專業攝影記者，用鏡頭開始了長達20年的寧夏扶貧記錄。
由於乾旱少雨，玉米這種耐旱高産的作物就成了興武營村家家都種的當家品種。陶克圖 攝
記者：陶老師您好，很榮幸能夠採訪到您，第一次看到您的攝影畫冊《告別貧困紀事》，很感慨，從您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很強的故事性，同時又強烈感受到發生在祖國西北邊陲寧夏回族自治區扶貧脫困事業的發展與變化。那麼您是如何在從眾多新聞採訪事件中找到與發現，並長期關注與拍攝紀實攝影題材的呢？
陶克圖：攝影的本質是什麼？攝影的本質就是用光影記錄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這對從事新聞攝影事業的人來説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
我是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從事專業攝影工作的。從1987年到1992年，我幾乎跑遍了寧夏所有的工礦企業，尤其是機加工企業。當時幾乎所有的機加工設備我都認識，一看就知道型號，什麼是貳零的床子，什麼是立式車床，什麼是磨床刨床搖臂鑽都認識，就連很少見的加工中心也熟悉的一塌糊塗。為什麼要弄得這麼清楚呢？一是好奇，二是為了拍攝起來順暢。因為你知道它最精彩的瞬間會在什麼時候出現，抓住了那一個“決定性瞬間”就能幫助我更好的挖掘主題。
黃玉軍家的灶房再也不是過去那個緊巴巴的樣子了。陶克圖 攝
1993年，我的拍攝題材開始轉向中國貧困問題，在寧夏稱作扶貧脫困。為什麼轉向會這麼大？因為早在1986年1987年連續兩年的元月最初的十幾天我都是在西吉縣的興隆度過的，那時候看老作家艾蕪的《南行記》，衝動啊，受不了了，就約著北京、西安的哥們兒到寧夏回族最多的地方去溜達。這一溜達出事兒啦。天底下還有寒冬臘月雪地裏光著腳跑的孩子，還有光著屁股的，還有家裏沒有飯碗就在炕沿兒上挖個坑……苦啊！可苦也不是個辦法，國家得想辦法不是。
2013年1月5日，殘疾人邵金羊在紅寺堡區南川鄉菊花臺殘疾人照料中心吃飯。陶克圖 攝
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國家扶貧綱要，簡稱《八七扶貧綱要》。這個“八七”不是指1987年，是指當時我們國家有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確定的貧困線以下人口8700萬。學習，還是學習，找有關方面了解，深入了解。漸漸思路開始清晰起來。貧困問題是全人類面臨的世界性難題，是阻擋社會發展進步的障礙，不解決社會進步就是句空話，發展就無從談起。更為重要的是貧困又和自然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是山大溝深，生存環境惡劣，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日趨凸顯，不是人進林退，就是林進人餓。
通過拍攝貧困問題不但可以記錄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同時還可以記錄人與自然的關係，用一個又一個的選題講述社會的變遷。選題就這麼確定下來了。接著前面的話講就是拍什麼的問題解決了！誰也想不到這一拍就是20年。
老虎溝村人口增長速度很快，致使人地矛盾日趨突出，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陶克圖 攝
從貧困狀況到扶貧工作，從90年代初的《三上廟坪》《無言的小學校》到90年代末的《紅羊鄉雨中看大戲》；從生態移民搬遷的《冰溝記事》到《移民張志民的幸福生活》，一直到2014年的《怎一個水字了得》，20年裏我的相機連同我這個人幾乎都交給了南部山區的溝溝岔岔，峁峁梁梁。這期間，也就是2008年開始我又將鏡頭聚焦到了《京都議定書》、碳減排、大氣環境、生態安全、生態建設、生態保護以及生態文明、清潔能源、節能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