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習近平和你們住在一個窯洞裏，平時業餘生活是什麼樣的?有沒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時勞動歸來，我們就在窯洞裏聽收音機，有時候村裏的同齡人來找我們説話。我們這幾個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關係都很好，我們不僅從來沒有發生過矛盾，沒吵過架，沒打過架，而且關係非常親密。
我們平時在窯洞裏看書，就用那種墨水瓶做的煤油燈來照明。有時我們也橫七豎八地躺著聊天，唱《外國民歌200首》，當時那本書還有手抄本，我們學唱裏面的歌曲。
近平帶了很多書，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靜靜的頓河》，是四本硬精裝的大部頭，我借來看了一段時間，這也是我第一本認認真真、從頭到尾讀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網路上看到近平在訪問俄羅斯的新聞報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們的房東張太平結婚，我們知青去鬧洞房。那年的春節前後，梁家河有三家結婚的，一個是張太平娶劉金蓮，村民讓我們幾個知青都坐在炕上，稱呼我們是“中央來的”，把我們當上賓款待，讓新娘子給我們點煙。其實，我們也沒怎麼鬧，因為我們對農村鬧洞房的習俗也不懂，就是跟著湊熱鬧而已。在農村，生活都比較平淡，像房東家娶媳婦這樣的新鮮事，我們這些年輕小夥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過了幾天，溝對面有一家結婚，他家的成分是富農，因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劃為“羊富農”，但是他家結婚也挺熱鬧，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樸實，不管上面“階級劃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結婚的是張衛龐家，他是到梁家河的到府女婿。沒多久，我們就和張衛龐熟悉起來。有一次，我跟張衛龐開玩笑説：“我還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張衛龐笑著説：“是，是!”張衛龐的岳父是村裏的老書記，也是一位老革命，為張衛龐操辦婚禮之後，沒兩年就去世了。那時我已經離開梁家河了，後來聽説，近平專門到張衛龐家裏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當年還有一件小事，我記不太清楚了，有機會可以考證一下。我們幾個知青在插隊時有一張闔影，所有人都在照片裏，只有近平沒在照片裏。當時具體在什麼情況下拍的這幅照片已經記不清了。後來，我們都很奇怪，為什麼會沒有近平?有的知青記得當時情況，説：“這張照片就是近平給咱們照的!”
採訪組：您覺得插隊生活艱苦嗎?這段知青歲月，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隊生活，對於我們這些知青來説，主要是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們像農民一樣在黃土高原貧瘠的土地上勞動，缺吃少用，甚至還要為燒柴發愁。而對於近平來説，這還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壓抑，比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們這一撥北京插隊知青，八一學校的學生居多，幹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體到我們幾個知青裏面，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級別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國務院副總理。其他人的父母，級別都不是很高。我的父親是一個北京司局級幹部，在“文革”時期，我的家庭遭遇的衝擊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壓力就沒有近平他家那麼大。
我們不難想像，近平所處的家庭環境，與插隊下鄉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會有多麼大的落差。
1970年，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我們幾個知青都在窯洞裏聽收音機，當廣播裏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裏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勳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説什麼，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麼，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鬥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於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麼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一兩年之內，跟他一起來插隊的知青陸續都走了。我們都是先轉回老家插隊，再從老家當兵走了，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從老家參加革命，孩子要當兵比較容易。而且當兵這個出路是非常好的——那個年代，當兵是最光榮的，社會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習仲勳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衝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説，實在是太艱難了。這種困境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是一種精神上的磨難，這種苦遠遠超過了體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近平沒有消沉。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紮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這七年時間內，他靠自己的苦幹實幹做出了一番成績。
後來，近平在接受採訪時講到了剛插隊時的迷茫和後來的轉變，這些我都非常認同，他講得非常實在。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每個人也都有一個礪練和成長過程，沒有“天生偉大”這一説。這也就是近平所説的“過五關”當中的“思想關”。
採訪組：能談談您對習近平説的“思想關”的理解嗎?
王燕生：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插隊下鄉這一代人，親身體驗過農村艱苦日子，親眼見過中國最貧困、最原始的生活。
對近平來説，他所經歷的，遠遠不止這些。在“文革”期間，父親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視，被困在陜北窮山溝裏，忍受著各種各樣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蛻變，實現了精神上的昇華。他從一個迷茫的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成為一個飽嘗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懷為民謀福利的抱負，這就決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後來返回北京上學，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卻放棄了看似更平坦舒適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層、沉至社會實踐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步都走得很紮實、走得很充實。這是有大抱負、有大氣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氣的人才能做出的選擇。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裏幫忙安排一個好工作，選擇又清閒又待遇優厚的公職，或者出國留學，甚至移民國外，享受高福利……做這些輕而易舉的事情豈不更好嗎?為什麼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層呢?近平選擇走這條路，與他“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抱負是有直接關係的。
我們這個國家，正是因為有一批近平這樣的人——未必都是領導幹部，可能是工人、農民、教師、醫生，無論是不平凡的人，還是平凡的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愛這個國家，願意窮盡畢生為她而奮鬥。所以，中國才會像今天這樣，有這麼快的發展和這麼大的進步，而且有這麼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