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你們幾位知青，初次從首都北京到陜北農村生活，經歷了哪些困難?後來是如何適應的?
王燕生：一開始覺得很不適應，我們畢竟都是大城市里長大的，覺得陜北農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艱苦，太原始，什麼都不方便。現在我倒是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多體驗，對成長有很大好處。
講到生活方面不習慣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接受採訪，談到“過五關”的時候，一講到“跳蚤關”，我就笑了。這是一種會心的笑，只有我們這批人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我們當時所經歷的“磨難”。近平講得非常真實，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説不出來這些細節。
我們剛到陜北，身上就開始長大疙瘩，那時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這種包比蚊子叮得還嚴重，我們用手反覆地撓，撓得多了就撓破了，流血。當時的被子都不像現在，是沒有被罩的，我們的白色被裏上粘得都是血點。身上的這些包，撓破了就疼，不撓破就特別癢。我們問村民，他們也説不明白怎麼回事——當地人都沒有這個毛病，北京娃娃來了怎麼就得這種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裏寫信，也沒有説明白，就説身上總是起很癢的大包，家裏回信就猜測説，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後來，我們才發現是跳蚤咬的。在陜北農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蝨子，窯洞裏四面都是黃土，地面不像現在鋪地磚，當時都是壓實了的黃土地面，跳蚤在裏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當時的生活普遍貧困，北方農村的老鄉，一年到頭也不洗澡，冬天穿著大棉襖、大棉褲，棉衣的縫裏面都是蝨子、跳蚤。後來我們告訴老鄉，我們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們還不相信，不停地説：“我們咋沒事呢?”其實，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已經適應了，身體對蝨子、跳蚤的毒素已經有了免疫力。
採訪組：在那樣的環境中，你們的個人衛生問題怎麼解決?
王燕生：我們六個人住在一個窯洞，一鋪炕上。一月份是嚴冬，陜北這邊臘月裏非常寒冷，但是屋裏的炕燒得很熱乎，我們六個人擠在一起，覺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覺得十分難熬。冬天，我們沒法洗澡，也不覺得有多難受。但刷牙是個習慣，不刷真是不舒服，因為我們都是從幼兒園開始就刷牙的。村裏肯定買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驛也不容易買到牙膏，但能買到牙粉。這樣，刷牙的問題就解決了。
天氣轉熱，上山幹活回來出一身汗，又長期沒條件洗澡，我們就覺得很難受。像我，在北京從小就住公寓樓，家裏有衛生間，能洗澡，雖然當時北京的條件也不好，沒有熱水器，但我家的樓房，一個星期能供應一次熱水，所以每週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陜北，就沒有這個條件了。
我們都想洗澡，於是就一起到村裏一條溝下的井邊去衝涼。我們都穿著游泳褲下了溝，把水從井裏打出來衝一下。那個井旁邊有個跨溝的小橋，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後來發現過橋的大姑娘小媳婦，見到我們都捂著嘴就跑，還有那些年紀大一些的婦女，就指指點點地笑話我們。後來到勞動的時候，村裏的婦女就笑話我們説：“你們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裏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們!”旁邊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們就解釋説：“我們哪敢光腚，都穿著游泳褲呢!”她們都一臉茫然，説：“游泳褲是啥?”原來她們都不知道游泳褲，像城裏那種游泳池，她們沒見過。知道這個情況之後，我們就不在井邊衝涼了。
採訪組：你們吃飯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王燕生：最初，村裏派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弄柴、做飯。不久，我們知青就得自己做飯了。做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燒柴，我們在北京用蜂窩煤，沒有燒過柴，對砍柴的理解僅僅局限在書本上，以為只要拿著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決燒柴問題，卻遠遠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那裏的黃土地很貧瘠，山上沒有什麼樹，我們只能把草根一點一點地摟回來當柴燒。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生活真艱難，做飯還要為燒柴發愁。
我們知青下鄉的第一年是吃國家供應糧，但還要靠自己勞動，不僅要去拉糧食，回來還要自己加工糧食。我們費很大勁，把糧食從文安驛拉回梁家河，有麥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這些糧食是半成品糧，我們住的那個窯洞前面有個碾子，我們用毛驢或騾子拉那個碾子，加工糧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盤磨成更細的玉米粉，可以做糰子吃。一開始我們幹這些活都是很費勁的，趕不好毛驢，拉不好磨，加工糧食耗費很多時間。所以我們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糧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飯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後我們才吃麥子，因為麥子加工起來最麻煩。
採訪組：您能講一下你們當年在梁家河勞動的情況嗎?
王燕生：剛到梁家河，我們就在基建隊，主要任務是打壩、拉土，我們在北京都沒有幹過這樣的活兒，幹得不熟練，村民就手把手教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簡單的體力活兒，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幹得又慢又費力氣。起初，我們連挑水都挑不好。陜北的扁擔是用兩根又扁又長的木棍綁在一起做成的，立起來有一人多高。這種扁擔不像南方的竹扁擔，竹扁擔挑東西時會産生形變從而起到緩衝作用，而木頭扁擔特別硬，沒有形變，把所有重量結結實實地壓在肩膀上。我們用扁擔挑著兩個木桶到井邊，把水挑回住處，再倒進水缸。剛開始，我們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後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擔把肩膀硌得生疼，從井邊到窯洞，不算遠的路，要歇好幾次。幾趟下來，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裏沒水了，還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勞動就真的開始“上強度”了。剛開春時，夜還長，六點多鐘，天還沒亮，村裏就開始喊：“上山受苦去嘍!”開春農忙，就是要起這麼早，我們急匆匆爬起來還得刷牙。村民沒見過刷牙，説：“這幫北京來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畢，我們就開始跟著農民整地、送肥，不會幹也要跟著幹。
我們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農忙的時候就得往山上挑糞，這是又累又臟的活兒。挑糞的筐比較淺，裏面裝滿漚好的農家肥。我們挑著糞上山，不但路遠，而且還要走那種“之”字形的羊腸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勞動強度很大。我們不想被落在後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儘量走快一些，結果力氣很快就用完了，再幹後面的活，就沒有什麼力氣了。慢慢我們就發現，農民上山的時候並不是健步如飛，而是慢悠悠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幹農活兒，就像長跑一樣，不能一開始就衝刺，必須要保存體力。
夏收的時候，我們到山上去收麥子，麥地離村子大約五里路，並且是在山上比較高的地方。麥子割好以後都是一捆一捆地碼放著，往回挑的時候，扁擔一頭擔一捆。挑麥子更累，一是因為距離遠，路不好走;二是因為無論多遠，中間都不能休息，因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麥子在地上一墩，麥穗就會散落，當時畝産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幾斤麥穗，損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麥子只能換肩，不能把扁擔卸下來休息。五里山路，挑著麥子，經常要走一個小時，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當時是我們村知青裏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農活對他來説，真是難上加難。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幹農活也是很不熟練，但他從不服輸，吃了很多苦之後，他幹活也熟練了。我離開梁家河以後，聽到他當了村支書的消息，還是有點吃驚的，沒想到他在農村紮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