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弱鳥先飛 滴水石穿 習近平用寧德定理寫就中國版脫貧經濟學
201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併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李濤攝
中國青年網北京9月19日電（記者 岳巍）2016年7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發出總攻令：“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後堡壘的階段。”
而後，全國各地陸續開展相關層級的扶貧工作會議。梳理扶貧工作思路，制定扶貧工作計劃成為這些會議的核心議題。在一些地方更是出現幹部選拔人事佈局與扶貧任務直接掛鉤的現象。一時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熱議。
從河北阜平的“把脫貧致富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到湖南十八洞村的“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精準扶貧”，再到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的“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
關於扶貧，習總書記一直在思考。而要追溯這項思考的歷史，福建寧德算是起點。
在寧德，習近平用兩年時間探索出一條的扶貧規律。多年後，一部《擺脫貧困》的著作再次讓世人全面地了解習近平的扶貧理念－－“因地制宜，弱鳥先飛，精準發力，滴水穿石”，這就是欠發達地區擺脫貧困的寧德定理。
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徒步深入下黨鄉調研。資料圖
寧德定理在黨群連心路上發芽
距壽寧縣城40多公里的下黨鄉，算得上是壽寧最偏僻的鄉鎮。中國青年網記者在乘車前往那裏的路上，還會感到這條通往鎮裏的公路有些崎嶇狹小。車輛相遇時，即便有十年駕齡的司機也還是會放慢速度，小心錯車。
時任寧德地區壽寧縣下黨鄉黨委副書記的劉明華告訴記者，這條唯一進出村子的公路還是在習總書記的關心下修成的，他當年第一次來下黨鄉的時候，車只能停在距離這裡最近的山坡上，從山間徒步走下來。
説著，老劉向記者指了指墻上挂著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習近平總書記頭戴草帽，帶領著工作人員一字長蛇陣徒步下山。
根據老劉的介紹，1989年7月19日，習近平在步行15里山路後，第一次來到下黨村。異常艱苦的路程給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隨後召開的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當場拍板決定支援下黨鄉建設資金72萬元，其中40多萬元用於建設水電站，儘快解決群眾生産生活和用電問題。
1989年7月21日，下黨鄉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災害。7月26日，習近平再次冒雨步行趕到受災最為嚴重的下黨鄉下屏峰村察看洪水災情，慰問受災群眾。
1996年8月7日，已經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再次來到下黨鄉。在他的協調下，下黨經楊溪頭村與浙江慶元縣對接公路由省交通廳立項，1998年建成通車。
老劉説，時至今日，他還會時不時的到習總書記當年下鄉的路上去徒步走走，這是一條黨群連心路。
《擺脫貧困》書中的開篇之作《弱鳥如何先飛－－閩東九縣調查隨感》，便是在這樣一條條連心路上鑄就的。文章中明確指出，“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要使弱鳥先飛，飛得快，飛得高，必須探討一條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路子。”
也就是在這一條條路上，習近平總書記看到了來自人民群眾的真貧困，感悟到了貧困地區幹部應該具備的基本功，為“弱鳥先飛，滴水穿石”的寧德定理的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脫貧經濟學的東方版本
在寧德市坦洋村，一座距今有300年曆史的廊橋默默見證了茶葉貿易的經久不衰。橋旁，一個水滴狀缺口的石頭藝術品默默地向外界傳遞著閩東人民“滴水石穿，久久為功”的精神。
坦洋村的村支書李欽告訴記者，近幾年，坦洋村村民每年的每人平均收入可以達到13000元以上，這個水準要遠遠超過福安市的每人平均收入。而能夠取得這一成績，和習近平總書記就職寧德期間，對坦洋村的幫助密不可分。
1988年，剛剛履職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坦洋村調研。在對村子的情況作了豐富詳實的了解後，他提出了鼓勵坦洋村因地制宜大力開發茶業經濟的建議，在他的親自指導下，福安坦洋工夫茶葉有限公司成立了。
在《擺脫貧困》一書中，習近平曾濃墨重彩地指出，“閩東要想從根本上脫貧致富，就必須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
透過文章的描述不難發現，閩東當年不僅工業發展緩慢，同時又面臨財力弱、資金少的困局。這些類似的情況也是如今不少中西部貧困地區的“通病”。
如何破局？習近平認為，在整個國家的宏觀格局內，必須有獨到的“閩東思考”。
《擺脫貧困》一書中記錄了習總書記這樣一段講話，“對於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來説，她的發展總要受歷史條件、自然環境、地理因素等諸方面的制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生巨變，只能是漸進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如果我們一説起改革開放，就想馬上會四方來助，八面來風，其結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少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如果我們一談到經濟的發展，就想到蓋成高樓大廈，開辦巨型工廠，為追求戲劇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礎建設意識，那終究會功者難成，時者易失！”
顯然這樣的思考把準了寧德的“脈”，而其思考的結果正是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的大農業構想。
構想是美好，真正的脫貧還需要閩東人民的風險與付出。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認識到，建設好貧困地區的精神文明至關重要。因此，他提出“立足於閩東的實際，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學文化建設貫穿于脫貧致富的整個過程”。
1988年後，寧德開始在“樹立精神文明支柱、抓精神文明細胞建設”方面，在抓精神文明建設目標責任制、軍警民學雷鋒共建精神文明方面，在抓社會治安治理、開展“掃黃打醜”“除六害”方面下功夫，並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同時，一場科技興農的風暴也在寧德的廣大農村拉開序幕。大批科技人員進入農業主戰場，開展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市場等方面的有償服務。農業院校為農村培養出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農技骨幹，造就一代新農民，使他們成為農村脫貧致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帶頭人。
這場風暴不禁讓人想起了在大洋彼岸一個名叫舒爾茨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在同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經濟學論斷，“脫貧經濟學”。該論斷看來，農業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會對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同時，人力資本在農業發展中起基礎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往往會比其他方面的投資要高許多。
為此，舒爾茨建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充分重視農業的發展，並且要通過發展學校教育，提高農民的知識水準，降低推廣農業技術的成本，提升農業生産率。
毋庸置疑，習總書記的寧德定理與“脫貧經濟學”的要點暗中契合，不同的是寧德定理是基於閩東思考在東方土壤之上結出熠熠生輝的果實，堪稱“脫貧經濟學”的東方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