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傷員時我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主持人：我們了解到災區當地一直暴雨如注，暴雨會引發什麼呢？
李宗浩：暴雨引發的感染會更重，本來就是臟的，一般情況下臟了不要碰還是比較好處理的，但是岩樣（音）細菌再加上暴雨，人的抵抗力又很差，所以一般兩、三天，三、四天以後破傷風就抽風，見到光亮、聲響抽得很厲害，一下子呼吸就窒息了，這是破傷風的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氣性壞疽，就是腿腫得很厲害，人疼痛非凡，腫得皮膚都發亮了，有一種特點就是有一種惡臭的味道。
又一次在北京急救中心收了一個病人就是氣性壞疽，檢驗還沒出來，我説你不用檢了，我一聞那個味就知道了，因為我經歷了唐山大地震，我一進那個病房門一開我就説肯定是氣性壞疽。這兩種細菌感染是很危險的，也許你當時地震沒有發生太大的傷害，但是你有感染，這都是在兩、三天，三、四天一週的時候，所以我們要注意這個問題了現在，現在已經28小時過去了。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因為這個死亡率很高，不像砸傷。
第二就是截癱，我在第一本急救醫生手跡裏寫了一個女士的高位截癱，她為什麼造成截癱？就是地震傷了砸了下來，砸下來了以後脊柱的砸傷很常見，脊柱裏面是脊髓神經，脊髓神經支配人體的運動的，有一部分是當場已經造成了的嚴重的脊柱損傷，這已經沒辦法了，但是相當一部分，現在數據不一樣，有二分之一的、有三分之一的，但是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的截癱是因為現場處理不當造成的。也就是説把病人挖出來的時候你拖胳膊我抱腿，當然確實也沒辦法，尤其在唐山地震的那種時候，你發現傷員了就應該輕輕地、平著把他抬出來，不要扶他走一走甚至背著他，不要用軟擔架拿一個被子就給他放在這個地方，四個人一人拿一個腳架著傷員，等於窩著呢，這樣上下一抬脊柱損傷更嚴重了。另外反覆用的軟擔架一定不行，一定要用硬的東西，實在不行用門板一定要用平整的木板放在上面，把他固定一下再抬就比較好了。
所以一旦發生截癱，治療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給傷員個人帶來終身的不幸。
所以我那時候寫《第一目擊者——一個急救醫生的手記》，真的寫到那時候掉眼淚了，因為我看到很多女士，她們也沒有哭叫，很平靜，但是她們自己知道將來是動不了的。
所以我自己暗暗發誓，通過唐山大地震以後在我今後的急救生涯中自己一定要特別注意這方面，同時我也要不厭其煩地給公眾普及這方面的知識。如果你現在注意到這一點了他在搬動、轉移的過程中就好一點了。那時候條件比較差，用拖拉機拉傷員一顛更嚴重。所以運送傷員的時候一定要用硬板擔架，到救護車上也一定要把他固定住。
主持人：那您如何評價我們國家現在的醫療急救隊伍的水準呢？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成長期。
李宗浩：應該説醫療急救中國這些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這30年來我們國家的醫療水準是提高得很快的，實事求是地講，從我們在城市裏面對於個體的醫院裏面的醫療搶救也好、醫療臨床治療也好並不比發達國家差多少，應該説是差不多的，各有所長的。
但是院外搶救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理念沒有解決。在院內中國的、美國、德國、法國的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院外搶救，我們的理念還是不行，我們院外搶救的都是病人，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到我是在醫院外的環境，甚至是在動蕩、危險的環境中，所以有很多不同之處。
主持人：地震救援大多是在院外？也有院內吧？
李宗浩：也有院內，但是説實話我們的傷病員送到醫院我自己都不發愁了，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的醫療水準和設備都不會比國外差多少。但是院外不行，我SARS的時候就給總理寫了信，中國院外搶救理念這塊就不行，國外院外搶救叫EMST，中國院外搶救和國外的理念是相差很院的，中國國家災害救援隊的這批隊員們我在把我的理念傳授給他們，他們也把他們的理念傳達給我，我們在不斷地交流。
但是對於中國大多數城市的院外搶救的理念要改變。國外的院外搶救叫急救醫助，國外的警察、消防隊員的背心上有一個EMST叫及時急救，他們學了幾百小時的課程，知道院外如何搶救。
我覺得中國的急救人員應該補一課，就是在各種各樣的現場應該怎麼保護好自己，怎麼救援脫險，相對要學一些消防員的知識，我們的消防隊員、警察要學一點急救知識。我也是多年來在倡導這個事情，我們中國國家地震災害救援隊的這些同事還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通過這次災害對我們也是一種教訓、經驗，將來我們在某些方面就可以有所改進、提高，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往前發展。我們的急救理念還是要提高，有些急救裝備要有所提高，有些很大的比如像搶救心跳停止的這些機器，我是積極倡導的，其實就是一鍵式的，普通公眾一學就可以會的，所以我們院外的理念要改變，院外的科學技術要發展，我們院外的急救裝備要更新，院外的急救運作要有新的機制。
我們要健全我們的急救醫院、急救體制、急救機制、急救法制，“一案三制”工作正在逐步建立，所以這次汶川地震我們在搶救上有些問題也是要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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