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下旬,莫斯科陽光明媚,雅羅斯拉伕車站的汽笛聲裏走出一行中國留學生。
那時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沒有直航飛機,這群中國留學生在中蘇專列上花了整整10天時間。370多名學生裏有3個被分配到了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其中就有顧明遠。
後來在克林姆林宮的新年晚會上,顧明遠頭纏白羊肚手巾和一幫同學們合影:兩個姑娘一左一右挽著顧明遠的胳膊,這個遠道而來的中國小夥子雙手交疊在腰間,和身邊的蘇聯學生一比就顯得有點拘謹。
顧明遠是江蘇人,但那年晚會上的陜北打扮倒是與他後來“憨直”的選擇有些相映成趣:在蘇聯留學5年之後,顧明遠本來有繼續深造的機會,但他果斷放棄了蘇聯的研究生學歷,選擇回國。回國那年,顧明遠27歲。
“當時就想著趕快回來報效祖國”,93歲的顧明遠説起“報效祖國”靦腆的笑了。
後來顧明遠成了新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學科奠基人,不過真正令他釋懷的卻是另一件事:就是當年那個沒在蘇聯念碩士的年輕人,後來卻給中國數以萬計的老師爭來了文憑。
所以顧明遠報效祖國的其中一種方式,是讓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有機會報效祖國——顧前路,明是非,意深遠。
第一趟留蘇專列
1948年,顧明遠從江蘇南菁中學畢業。不久後抗戰勝利,青年學生都想要工業救國,班上的同學大多選擇考理科、考工科,顧明遠也跟著報考了清華大學建築系。
不過最後他沒能考上清華,為了維持生計,顧明遠來到上海容海學校做了一年的小學老師。
解放初期的小學教育沒有什麼教育方法可言,但是初次做老師的這段時光讓他體會到了培養孩子們成長的樂趣。“一年之後再想考理工科也很難了”,從最初的“不太想當老師”,到感覺“老師也是個不錯的選擇”,顧明遠想法的轉變也只用了一年時間。於是轉年的高考,顧明遠順利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育係。
1949年8月,顧明遠從上海坐了53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平,他的學號是三八〇九四四。“三八”是入學的年份,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學號還沿用的民國紀年。
顧明遠幾乎天天泡在北師大的圖書館裏。在這裡他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啟蒙。他還讀到了捷克反法西斯戰士伏契克的《絞索套著脖子時的報告》,讀完後激動不已,寫了一篇讀後感,被《中國青年》採用了。這大概算是顧明遠的處女作,他拿到一筆不菲的稿酬,然後買了一雙皮鞋。
在圖書館讀到的這些文字中,或許就埋下了顧明遠與蘇聯的不解羈絆。
1951年暑假的一個下午,顧明遠和幾個同學到什剎海游泳。正在興頭上,忽然有人叫他,説學校黨總支書記找他談話。書記問“如果派你到遠方去較長時間,你有什麼困難”。幾天后,懵懵懂懂的顧明遠去往燕京大學報到,參加留學考試。
這就是後來人們常提起的五十年代“留蘇熱”,而顧明遠恰是新中國第一批公派蘇聯的留學生。
那時並不富裕的中國對出國學生的待遇卻非常優厚,不僅所有費用全部由國家支付,書本之類學習用品統一發放,服裝鞋帽統一製作,而且每人還配一大一小的皮箱。顧明遠一行人在蘇聯的助學金由中國和蘇聯各自承擔一半,每個月500盧布,是當時的最高規格。
來到蘇聯後,顧明遠被分配到了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學院校長全然忘了這幾位中國青年初來乍到語言不通,一路上滔滔不絕的介紹名勝古跡,顧明遠對蘇聯人民的第一印象,就是熱情。
“特別是抗美援朝取得了勝利,他們都把中國人當英雄看待”,顧明遠清楚的記得在那段日子裏也一直很受同學的照顧。
那時在學校旁邊有一個文化俱樂部,俱樂部的工作人員一有新電影,就給中國留學生最好的座位,購買電影票也可以免排長隊。有一年,他們還組織留學生坐船從莫斯科經伏爾加河一路到黑海,走了來回二十天,遊覽了列寧故居、高爾基故居等名勝古跡,還參觀了馬馬耶夫高地,那是曾經史達林格勒戰役打得最為激烈的地方。
1956年夏天,顧明遠本可以在蘇聯繼續讀研究生,但他回國心切:“那會兒算下來已經讀了七年大學了(注:國內2年+蘇聯5年),所以沒想當研究生,就想趕快回來工作。”
所有那個年代留學歸來的青年都有一顆實幹的心,那種忘我的想要迅速投身祖國建設的一腔熱忱,一刻都不想耽擱。
只不過歷史也在那個時間節點埋下了伏筆:急著要報效祖國的顧明遠沒有去讀蘇聯的研究生,可是“教育學碩士”這張文憑有多重要,顧明遠也是過了幾十年才意識到。
“蘇學中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確立了“一邊倒”的向蘇聯學習的方針,比如派遣留學生到蘇聯就是學習蘇聯教育模式的手段之一。
顧明遠在蘇聯的五年學習,主要聚焦在學生身上:“我們那個時候還要學習解剖學、生理學和兒童文學,這些能更加了解孩子們身心的發育和成長規律。”
凱洛夫的《教育學》在當時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包括師範院校的學生中幾乎人手一冊,要求逐章逐節地進行學習。其中學科中心、課堂中心、教師中心的觀點被奉為圭臬。這個理論體系影響了我國教育理論達半個世紀之久,儘管何為“教師中心”,怎樣讓教師堂堂正正的站在那個中心,顧明遠也花了許多年才真正明白。
回國後的顧明遠與夫人周蕖一起被分配到北師大任教。第一年,顧明遠除了要上教育學公共課,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在西城師範建立實習基地:他擔任教育學教研組組長和二年級一班班主任,帶領教育係58屆的學生在那裏實習。
1958年,毛主席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根據這個指示,當時的師大附中也開展了教育革命的工作。那年暑假,北師大派了約40名師生到附中搞“教育大革命”,附中校長邀請顧明遠幫助他設計教改方案,“結果去了以後,他就把我留下來,不讓我回來了,我在師大附中待了四年,當教導處副主任”。
那時師大附中只有一幢教學樓,是高中學生的教室和圖書館。初中學生都在平房的教室裏上課。學校沒有暖氣,冬天每天早上顧明遠都要生火取暖,但到晚上下班,爐子早已熄火,有時懶得再生火,就在冰冷的屋子裏睡,“那時年輕,好像沒有覺得什麼”。
“大躍進”時期的中國重視勞動教育,在中學廣泛設立生産技術課,負責學生工作的顧明遠時常帶著學生在車間使用車床車一些小零件,每年冬天到附近農村收白菜,夏天去拔麥子,麥稈把手套都割爛了。
師大附中在琉璃廠附近,顧明遠有時會逛逛舊書店,買幾顆舊印章,其中有一塊凍石印章,上面刻著“身行萬里半天下”幾個字,至今他還留著。
師大附中是我國最早建立的一所公立學校,有優秀的教育傳統,錢學森就曾在這裡學習了六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裡走出了一批在北京市很有名的教師,比如教高中代數的韓滿廬被尊稱為“韓代數”、教幾何的曹振山被稱為“曹幾何”、教三角的申介人被稱為“申三角”。
“在師大附中這四年,對我很有好處。因為過去我學的都是理論,雖然當過小學老師,但解放以前沒有什麼教育方法,在師大附中聽課,我學到不少東西。我常去旁聽一些課,聽他們的課真是一種享受。”
後來顧明遠提出的“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沒有興趣就沒有學習”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就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
師大附中的“教育大革命”搞了九年一貫制、半工半讀,結果教育品質下降,受到了北京市委批評,只好改回去,重新抓起教育品質。60年代伴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我國教育界也開始了對蘇聯教育模式的批判。
顧明遠也意識到了全盤學習蘇聯教學經驗的弊端。當時統一的教學大綱作為國家的文件,學校和教師無權更改。這種統一集中的領導,不僅抹殺了我國各地教育發展水準不均衡性,而且使學校建設成為千人一面,辦不出特色,學生的個性也得不到發展。他回憶起當時在蘇聯小學看到的課堂:“他們有比較形式主義的地方,比如很重視師道尊嚴,老師説的話就像‘聖經’似的,學生都老老實實地坐著。”
“我們的老師上課會讓孩子們背著手,這個蘇聯倒沒有,我覺得不應該背著手。”顧明遠笑著提到,“我們和蘇聯在傳統教育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像美國,他們的學生非常自由,上課的時候亂糟糟的。不過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又開始學美國的東西了,現在又提倡個性的發展了。”
1964年,教育係大部分師生到河北參加“四清”運動一年,顧明遠因為體檢發現肺炎,在北京休息,於是教育係便讓他著手籌備刊物《外國教育動態》。這是顧明遠做比較教育研究的起點。
“比較教育研究”幾乎成了顧明遠在中國教育史上最為人矚目的標簽,但回顧自己的教育生涯,顧明遠最感欣慰的卻是另外兩件事。
教師不如售貨員?
第一件事是從1986年開始,他花了12年時間主編的12卷《教育大辭典》,這部800萬字的大辭典,是他和夫人周蕖一個一個字地看、一個一個字地改過的。顧明遠説他們夫婦倆的研究方向有重合的部分,“她幫我很多,我們是互相影響”。
另一件事則是1996年國務院學術委員會通過決議,首次設置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對中國所有的中小學教師來説,這是他們真正站穩三尺講臺的一個里程碑。
當時的情況是,教師隊伍中的民辦教師比例偏高,然而總體學歷偏低,教師的受教育水準已經無法跟上時代的發展:80年代初,全國有842萬的中小學教師,但是本科畢業的教師只有3%。
1980年,正籌備《教育學》教材編寫工作的顧明遠在武漢省委招待所有過一段故事,勞動人事部一位幹部的飯後閒談,扎到了顧明遠的心裏。
顧明遠提到知識分子在當時不被重視,經濟收入“體腦倒挂”的問題,就拿小學老師作為例子,結果對方反駁道:
“小學老師怎麼能算知識分子呢?農村好多老師都是半文盲,村幹部都對小學老師們説,你好好幹,幹好了我提拔你去當合作社售貨員!”
“教師不如售貨員”的社會現實,在整個80年代都沒有改觀,顧明遠也逐漸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我當時就想,為什麼醫生有不可替代性,甚至連司機也不是誰都能當的,結果反倒誰都可以去中小學教書?表面上這是社會地位低、工資低的問題,但根源在於沒有專業性,沒有正規的學位進修,只能流於一般的短期培訓。”
在顧明遠看來,為中小學的教師建立學位制度,就如同工商管理的MBA,醫學方面的臨床醫學一樣,這一方面是門檻和憑證,但同時更關乎職業尊嚴。
1989年,顧明遠在《瞭望》雜誌撰文《必須使教師職業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篇文章對於後來在90年代開啟的教師學歷制度改革,有著開路先鋒和劃時代的意味。文中這樣寫道:
“任何一項職業,越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的職業性,它的社會地位才越高。可以認為,一項人人都可以幹的職業,是不會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尊重的。……因此,要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儘快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使得教師的職業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儘快提高教師隊伍的素質。”
彼時的顧明遠正任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院院長,1993年,他率先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實驗中學、二附中和北京十一學校辦起了研究生課程班,培養骨幹教師。
自那之後,全國許多師範大學也都辦起了研究生課程班,這也為1996年教育碩士學位制度的最終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年後,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院首先開設了教育碩士學位班。
從教育碩士學位(MEA)確立之後短短數年的發展數字看,顧明遠的這次推動是大勢所趨:1997年,因為計劃內招生名額的限制,總共錄取了177人,一年後改為計劃外招生,結果猛增至1400人,等到2002年,全國共招收8000人,並有29所師範大學設立的這一專業。
1998年,顧明遠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了《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談教育碩士專業學位》一文,向廣大中小學教師介紹MEA。一時間,向顧明遠表達感謝之情的信件,雪片般地飛入了他的辦公室。那些當年讀了教育學碩士的學生在信裏説,顧老師的這篇文章,他們都是複印下來珍藏的。
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建立20多年來,已經有32萬餘人攻讀,20余萬名中小學教師獲得了碩士學位。可是少有人意識到,為老師們爭取到碩士學位的這位奠基人,66年前在蘇聯放棄學位的時候幾乎不假思索。
尾聲
顧明遠今年93歲,從1992年開始,他在北師大英東教育樓七層的辦公室工作了30年,他指著整整一面墻的書架,“書都放不下了”。
顧老如今説話的嗓音有些沙啞,耳有點背,時而聽不太清周圍人講話,不過説起關於教育的往事,老人家的思路始終很清晰。
顧明遠在今年春節期間有整整12天沒有下樓,寫出了一本十萬字的《中國教育路在何方》。他覺得中國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把人忽略了,應該讓學生真正全面發展,能夠有時間鍛鍊身體,參加社會活動,培養自己的積極情緒,能夠走向大自然,能夠欣賞藝術,能夠喜歡自己做的事。
顧明遠也從未落後於教育的前沿問題。從1991年開始,他就任高等師範院校教育技術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技術的問題,我是外行,但是我可以從教育的角度談談我的觀點”。比如最近流行的智慧教育,他就認為技術手段是為了在人工智慧大數據時代讓人更聰明,但是要處理好技術和人文、傳統和現代的關係,“有了人工智慧是不是就不要學校、不要老師了,恐怕是不行的”。
顧明遠説自己這些年因為糖尿病瘦了十幾斤,每當有人問起他的長壽秘訣,他只是説自己始終保持平靜的心態。
“我不吃營養品也不看養生堂,我不聽這一套,就是想著把學問做一做,沒有什麼別的要求,生活很簡單。”
回看當年在克里姆林宮與同學的合影,顧明遠纏著的白色頭巾如今已成滿頭白髮。顧明遠的白髮幾乎不摻一絲雜色,似是對他數十年忘我與純粹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