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可欽 北京明遠教育書院名師名校長研究員、國家督學,北京市中關村第三小學原校長
從1992年到2022年,主體教育實驗在中國大地上走過了30年。當初的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教育實驗居然帶給我們這麼大的影響,它改變了一個個人的生活軌跡,改變了一個個學校的生態,改變了一節節課的樣貌,創造了一段段師生生命的美好相遇。看見、喚醒、激勵、發展人的主體性力量,是實驗本身自帶的光芒,它令主體教育擁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30年間,主體教育實驗的思想、理論、策略等已被許多專家學者解讀闡釋,又得到很多學校和教師的認同與踐行。作為主體教育實驗的親歷者,我謹回憶一些片段,致敬照亮我教育生命歷程的那些教育大師。
“倔老頭”:王策三先生
王策三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北師大”)教授。1991年冬天,先生來到河南安陽人民大道小學(以下簡稱“大道小學”,我當時任職的學校)。聽説先生崇尚簡樸,我們安排先生住進了條件一般的賓館。第二天,接先生到學校,他老人家一看學校的辦公樓裏還有兩間房子,就説:“把這間屋子擺上床,我就住在學校了,這樣與老師交談更方便。”樓裏沒有衛生間,沒有洗漱間,房間還在走廊的盡頭,可是,先生執拗地堅持,並且“自作主張”地把自己的行李帶到了學校,我們只好從命。在後來的交往中,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著簡單、簡樸、簡潔的風骨,在讓我們感到敬畏的同時,又心生一份親切感,願意走近他,傾聽他的教誨。
1992年春天,實驗正式開啟,王先生與一大批學者來到小城安陽, 來到大道小學。他提出了兩條實驗的原則:嚴肅嚴格地進行基本訓練, 誠心誠意地讓學生做主人。從一開始就明確了要堅持中國教育的優秀傳統——嚴肅、嚴格, 同時又要關注中國教育尚嫌欠缺的對人的關懷和激勵——要誠心誠意地讓學生的主體性得到發展。後來,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慢慢體會到,這就是要尋找或者説要創造一條能夠融合東西方教育精髓的新的育人路徑,實現促進學生全面且具個性發展的學校教育改革。今天看來,實驗的生命力和珍貴之處也在於此——立足中國大地,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新路徑。
最初,主體教育實驗的名稱草擬為“少年兒童主體發展實驗研究”, 在論證的過程中,王先生提起筆加了一個“性”,於是,“少年兒童主體性發展實驗研究”成為實驗項目的正式名稱。“主體性”讓我們從是“教育主體”還是“主體教育”的糾結中走了出來, 將實驗的目光聚焦在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上,創造了一種新的教育形態, 喚醒了一個個學生自我發展的力量。
實驗的最初幾年,一到暑期,我們實驗班的教師就來到北師大,向專家們彙報心得。為了能夠表現出我們實驗的“高大上”,每位教師都充分準備了包括理論觀點、指導思想、實踐案例支撐的材料。可是當我激動萬分地彙報時,卻發現專家們並沒有我們期待的那種“欣喜”, 反而是一種“沉悶”。正尷尬時, 王先生打斷了我的發言,説道:“你就講講小故事吧,講講那些學生改變的事情。”這正是教師最拿手的戲嘛!於是,教師們爭先恐後地搶著發言……“舉左手還是舉右手”“字卡寶貝裝進不同的口袋”“合作小組中的微型小組”“今天我上崗”等帶著濃厚鄉土氣息的、富含生命活力的小故事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教師們講得興奮, 專家們聽得專注。最後,王先生説:“什麼是教育學?這就是教育學,老師們用自己的行動創造了中國的教育學!”“哇!”當時的我們一聽,立馬産生了一種使命感。沒有什麼比這種鼓勵更讓我們看到實驗的意義和價值,因而更加滿懷信心、義無反顧地投入實驗之中。
1998年,中國教育學會面向全國遴選素質教育的實踐成果,主體教育被列為六大成功模式之一。我們都十分興奮,這是對我們深耕多年的認可啊。當我按捺不住欣喜,向王先生報喜時,他卻冷靜地説:“主體教育不是一種模式,而是一種思想,是超越模式之上的教育思想。”
2002年,我剛調到北京時,王先生問過我:“你從河南到北京,從教師到校長,主體教育給你留下了什麼?” 我毫不猶疑地回答:“就是對人的理解,對學生、對教師的尊重,而這種尊重不是表面上的客氣,是融進血液之中的一種本能,是發自內心去欣賞煥發的那種源動力,也就是當校長要激發人作為主體的那種學習和創生能力。”王先生笑了笑, 接著説:“就是這樣,教育就是要解放人的能動性,萬變不離其宗。”這就是先生一以貫之的思想,對我影響深遠。
大師大家:顧明遠先生
大家都會很自然地把“大家風範”與顧明遠先生連在一起。
“大家風範”在於先生超前的思想。顧先生在1981年提出“學生既是教育的對象又是教育的主體”。今天看這句話很正常,但是當初還引起了不小的爭論。這也是主體教育開始的時代背景。也就是説,把學生當成獨立的人,教育過程中強調學生的獨立性,在當時還是一個很冒險的提法,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社會還沒有“以人為本”這樣的説法。從這個角度看,今天對於教育主體的習以為常其實得益於30 年前一大批人的超前實踐。
“大家風範”在於先生登高望遠的境界。我記得有一件非常開闊眼界的事情。有一年,我們學校邀請顧先生到校視察,當我們介紹學校德育實踐時,總結了這麼一段話:建立以中國優秀道德傳統為源頭,融合東西方文化精髓,形成以馬克思主義道德教育為主流的德育理論新體系。當我們鋪好宣紙請顧先生題詞時,先生把這段話寫下來了,其中的一句話“融合東西方文化精髓”改成了“吸收世界優秀文化遺産”,當時在場的我們突然感覺思想寬闊了、眼界開闊了。就這樣, 我們每個實驗人,自覺地把實驗放到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坐標軸中去考量,再回到實踐中創造屬於中國的教育故事。
“大家風範”在於先生的親和力。每每向他請教都是一種享受。先生徐徐道來,潤物無聲,又樂意傾全力托舉。我當教師和校長時,常常得到先生的指導和“抬舉”。主體教育進展八年時,我們編寫了一本書《我要成為最佳的我——小學生主體性實驗》,記錄了實驗過程中的一些心得與成績。當我拿著樣書請教顧先生時,先生説:“這本書很有意義,我來寫序。”於是寫就了洋洋灑灑幾千字的序文。我第一次出書的那種忐忑之心立刻變成了堅持實驗的底氣和信心。
先生聽過我的課和在一些場合的發言,常常給予我鼓勵和讚許,也為我寫過一篇文章——《可貴的教師氣質》,説我身上具有這種説不清但又能感受得到的“可貴的氣質”。這種鼓勵讓我以此為目標修煉自己的教育人生,雖然至今不及目標,但我每靠近一 步,都得益於先生的引導和鼓勵。
“帶節奏”最強人:裴娣娜先生
從1992年春天開始,在裴老師的帶動下,北師大一批學者背起行囊,聚集在安陽小城,與我們這些一線教師“摸爬滾打”在一起。在前八年的實驗中,每年的寒暑假和勞動節、國慶節都是實驗深入討論的時光,大家似乎像裝上了“永動機”一樣,不知疲倦地深耕在實踐一線。時至今日,只要一提起“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我的腦海裏就會本能地浮現當年的畫面。30年來,實驗的擴展和深化都凝結著裴老師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她用理論的力量改變著我們的思維結構和認知, 拓展著實驗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裴娣娜教授(前排左三)在人民大道小學指導主體教育實驗,後排左二為時任人民大道小學校長姚文俊
裴老師始終是那麼精神抖擻、快言快語,我們跟不上她的思維,也跟不上她的工作節奏。學校負責打掃衛生的老師傅説,早上5點左右就能看到一個教授在昏暗的燈光下看書、寫東西。原來裴老師住在學校 的小宿舍裏,擔心早上開燈工作影響同屋的人,就悄悄坐在走廊裏工作。實驗過程中提煉的六條發展學生主體性的教學策略和四個教育觀念,基本上都誕生於那一個個靜悄悄的早晨。跟著這種節奏,我們實驗班的教師們堅持寫日記、做課題,上課之餘的對話、研討、反思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節奏,人人都是那種時不我待、夜以繼日的全情投入。
用理論指導實踐, 在實踐中豐滿理論,就在這樣一次次的互動中,實驗的內涵得到了不斷的昇華,參與實驗的教師們的交流話語體系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變得更有思考、更有觀點。重要的是,教學的現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華東師範大學的王道俊教授在聽課之後,激動地説:“如果時光能倒流,我願意成為大道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應該説,實驗班課堂上流淌著一種珍貴的由師生思想碰撞帶來的生命活力, 得益於裴老師等一大批專家所帶來的理論提升和指導。
“創設和諧情景,鼓勵學生合作學習;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主動參與;加強科際協作,嚴格教與學的要求;注意個別差異,尊重學生的個性和才能;培養學生的自我調控能力,鼓勵學生大膽創新;創設自我表現機會,使學生不斷獲得成功體驗。”其中的“合作、參與、嚴格、差異、創新、成功”六大關鍵詞,成為引導每位教師進行教學改革的關鍵一環。因為這是看得見的目標,也是可落地的措施,讓教育實踐擁有了理論的厚重,讓“主體性”這一哲學上的抽象概念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可操作的教學行為。
“啟蒙”老師:周玉仁先生
説起我的“啟蒙”老師,還得從實驗之前談起。學校派我到北師大學習, 師從周玉仁教授——我國現代小學數學的奠基人。開始實驗時,周老師帶領大道小學的數學教師,立足於學科教學的改革,探索一條數學學科培養學生主體性的改革之路。
每個學期結束前,我們都要出考試卷。如何命題,每道題目測什麼,其實都是憑著經驗做。實驗期間,每個學期結束,我把初步命題的卷子寄給周老師,大概一週後就會返回。那個時候沒有電腦和印表機,全是手寫手改。周老師對每個題目的修改和調整都在推動我不斷反思“為什麼要這樣改”,那種頓悟是一種欣喜,也讓我從經驗型教師逐步轉向了反思型教師。周老師在修改題目時,特別強調知識的“活性”,使學生明確數學的作用,掌握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檢索資訊、提取已有知識的能力,學會綜合、靈活地運用知識,而不是花大量時間去演練與升學考試試題相類似的題型。教師應向學生提供解決非常規數學問題、與日常生活有關問題、開放的或沒有固定結論的問題的方法。今天看來,所有這些都指向了對學生關鍵能力的培養,也就是對主體性的激發和培養。
數學教學一直走在我國的課程改革前沿,在周老師的引領下,實驗班的數學學科也從一開始就站到了課程改革的前沿。記得我們研究了一節課“圓的周長”,創造了學生根據問題自主動手實踐的環節,結論不一致的反思過程體現了數學再發現的創造過程。周老師聽過課後就把錄影帶到了北師大,與來訪的美國學者交流。後來周老師反饋給我們説,美國的學者觀課後很驚訝,一再追問:“什麼樣的教育哲學才能支撐起這樣的實踐?”大家聽後異口同聲地説:“主體教育唄!”
當我教學與管理忙得一團糟時,周老師嚴肅而又擔心地告訴我:“劉可欽,外延要清楚,內涵才豐富。”哦,我一下子明白了,做好教學才是學校工作之本。30年過去了,我從一名“會上課”的教師成長為能夠“上好課”的名師,從批改作業後就閉環工作拓展出了持續研究教學和課程改革的開放的研究之路,從當一名好教師轉向為辦好一所學校負責任。我每一次教育生涯的轉型都得益於主體教育的思想力量,與周玉仁老師對我手把手、面對面的指導和幫助分不開。
“個性”校長:姚文俊先生
我曾經寫過一篇《開明校長》的文章。確實,用 “ 開明”這個詞形容姚校長,我們都覺得很貼切。姚校長是大道小學的時任校長,在他手下工作,最大的體會就是“天高任鳥飛”,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馳騁。最明顯的成就動力來源於姚校長辦公室的那幅字“敢為天下先”,因為那是我們義無反顧地投入改變和創新中的源動力。
這個開明的姚校長,還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徵。實驗能夠在小城安陽的一所學校落地,正是得益於姚校長的鮮明個性。或者説,他就是一個主體性人格十分突出的人:不滿足於現狀, 不人云亦云, 力求變革, 思路開闊,眼界獨特。在世紀交替的時代,敏銳地捕捉到教育改革的“本質”。於是,帶領我們“南下北上”遍訪名師大家,尋找一條能夠面向未來的教育改革“真理之路”。
在北師大原教育係的會議室中,王策三先生、裴娣娜先生等一大批學者,在聽過姚校長的“實驗施政演説”後, 第一個“拍板兒”的就是王策三先生:“這個實驗好,我參加!”也是那個時刻,開創了我國第一家大學理論工作者和小學實踐工作者捆綁在一起做實驗的先河。
做實驗,總得有一些詞兒啊、口號啊之類的語言,形成口口相傳的影響,其實就是今天所説的學校文化。姚校長組織了幾次討論,想提煉幾句話,表達“主體教育”思想辦學的精髓。我們説了很多,都因 為“個性”不夠獨特而落選。一次次的碰撞、顛覆、再生,終於落定了三句話:
校長的話:全面發展打基礎,個性發展有特長。
教師的話:因為有了你,我才喜歡當老師。
學生的話:我要成為最佳的我。
用三個主體的對話,描述了一所學校發展的內動力,詮釋了主體教育對三個主體的殷殷期待。這還不夠,姚校長又大筆一揮寫下來“面向未來,高揚人的主體性”,並把它做成大字高高地懸挂在教學樓的頂層,一進校門,人人能夠看見,成為大道小學一道獨特的風景,更表達每個人心中對美好教育的“訴求”和堅持。30年來,大道小學先後走出來20多位學校的領導者,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我們每個人都帶著這樣的基因,在不同的學校傳播著這種精神,成就了一所所好學校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