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願填報考驗的是什麼？在大部分地區，你可以説考驗熟知政策、攫取資訊、規劃經驗的能力，但是在內蒙古填報志願還必須再加上三樣：眼力、手速以及一顆強大的心臟。
為應對內蒙古實時動態的志願填報模式，中國網教育升學規劃論壇副理事長、文鼎教育創始人烏迪首創“操盤手”模式。不同於電影中面對股票大盤“一擲千金”的資産操盤手，烏迪帶領的“操盤手”們不操控資産，他們緊盯著升學規劃這個“盤面”，以超強的眼力和準確快速的操作影響著一群考生的升學命運。
“最簡單的政策”和“最難的操作”
烏迪從事升學規劃行業的起點是在重慶。
當時親友家的孩子正處於志願填報的關鍵時期，想找位能幫忙報志願的人，可是蒐羅一圈也沒有一個懂行的。彼時從事職業培訓項目的烏迪，是唯一一個和教育沾邊的，他不得不“臨危受命”。誰成想這一做，還把自己弄得“小有名氣”。
“第二年，其他親友家的孩子、單位的同事聽説我會報志願，都紛紛找到府來。”烏迪就這樣歪打正著開始了高考志願填報工作。
“成就感，巨大的成就感。”
當談到新行業和之前所從事的職業教育有何區別時，烏迪表示，高考志願填報對於每一個考生來説都是命運的轉捩點，甚至能改變很多家庭的方向。當一位考生通過升學規劃進入理想的院校，家長那種發自肺腑的感謝，給烏迪帶來了極大的成就感，“就像是‘上帝之手’的那種感覺”。
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感激和成就感之後，這雙“上帝之手”突然意識到，比起重慶，還有一個地方的考生更需要升學規劃師的幫助，那就是他的家鄉——內蒙古。
至今，內蒙古的高考志願填報模式仍在全國獨樹一幟：動態排名，精準定位。
“透明，十分的透明。”烏迪總結，這使得一定程度上，內蒙古的志願填報政策在理解上是最簡單的，“因為你能實時地看見自己在這個學校排多少名，及時判斷自己當下能不能被錄取。”
而另一方面，在截止填報前，不斷變動的排名和統計資訊，要求考生在排名狀況發生變化後迅速做出決策，選擇是否切換到其他備選院校，可這樣的操作也給考生和家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很多家長和學生連電腦使用都不流暢，再來個動態，這對他們來説太難了！”烏迪指出。
可以毫不誇張的説，內蒙古的高考志願填報模式是“最簡單的政策”和“最難的操作”相結合。不到最後一秒，誰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被錄取，實時變動的數據如股票盤面一般，往往越是最後關頭，越是緊張時刻，越考驗個人心理素質。每當這個時候，報考現場總會涌現出一批“黑馬”，與之對應的，也總有人與理想院校失之交臂。因此，除了基本的高考政策、院校錄取資訊、匹配的升學方案之外，內蒙古的每一位志願填報者還要面臨眼力、手速和強大心理承受力的考驗。
“最有經驗的頭腦”和“最快的手”
內蒙古獨特的志願填報模式使得當地的升學規劃行業也呈現一些鮮明的特點。其一，由於政策相對簡單，門檻相對更低，內蒙古的升學規劃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其二，相比其他省份“規劃師年紀越大、經驗越多”這一規律，內蒙古的升學規劃師卻還要面臨一個矛盾，經驗的逐步積澱和反應速度的相應退化。退一步講，即使規劃師在操作上沒有落後，一個人既要關注實時變動的數據，又要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如何能夠將資深規劃師“最有經驗的頭腦”和年輕人“最快的手”這兩大優勢強強聯合？
烏迪結合實際情況，深思熟慮後，在內蒙古首創了“軍師+操盤手”二對一報考模式。即每一次志願填報操作都由一組團隊來配合完成，這個團隊的組成分別是背後發佈指令的“軍師”和專門操作電腦的“操盤手”，而且在每位考生志願填報結束前的一個小時內，軍師和操盤手只服務這一位考生。
這裡的軍師也就是資深的升學規劃師，手握已經提前規劃好的報考方案，眼盯數據實時變動著的螢幕，當排名發生變動，“軍師”根據經驗判斷需要切換院校時，只需發出指令，“操盤手”就會第一時間將指令在報考系統中落實。
這種報考模式突破了內蒙古升學規劃師普遍面臨的瓶頸，提高了考生合理利用每一分錄取到理想院校和專業的概率，在當地可謂是首創。不過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同行對此參照模倣。
“很多人第一次聽説後覺得這套方式沒用，也不可能實現，以至於我們這樣做了5年，才慢慢有同行開始採用相同的方式。”而這5年的摸索，也讓文鼎教育形成了獨特的經營模式。“目前內蒙古幾乎整個行業都在採用這種模式，但和我們最大的區別是，很多同行的操盤手是‘季節性’的，只有到了報考季才臨時抓上來，而文鼎教育的操盤手一部分是全職，一部分則是常年跟著我們進行志願填報的兼職人員，全職自然不必多説，而與我們合作的兼職操盤手也都不是新手，有穩定的合作慣例，他們平時也會私下練習手速為報考季做準備。”
在烏迪看來，文鼎教育獨特的優勢便是團隊，“在內蒙古，很多行業的人才是外流的，而我們團隊的優勢就在於大家都是在外面接受過高等教育，然後帶著知識和眼界回來賦能這個行業。”
“送出去”與“走回來”
在談到內蒙古升學規劃行業的用戶畫像時，烏迪總結到：一是資訊相對更為閉塞，雖然現在網際網路較為發達，但是家長的觀念相對來説更加傳統；二是家長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三是升學規劃的意識比較落後，“好多學生在高中畢業以前，根本沒有接觸過什麼院校和專業，對自己未來的發展也沒有任何思考，甚至都沒有走出過這個地方。”
因此除了高考志願填報，文鼎教育還有意識地組織遊學、研學等活動，注重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這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讓烏迪印象深刻。
一個高考193分的學生，在多數人眼裏連一所“好專科”都讀不了，可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通過專升本、本考研，最後成為了香港大學研究生。而讓該學生逆襲的動力其實就是“眼界”。
彼時烏迪帶著學生們參觀重慶的各個高校，在看完不同水準的高校後，這個學生和烏迪總結了自己的發現：“不同學校的環境差太多了，甚至他們學生走路的姿勢都不一樣。那些底蘊豐厚、校風優良的高校，學生走起路來都是自信、有勁頭的，而另一些學校的學生走起路來則感覺悠悠噠噠的。”年輕學子評判“好壞”的標準還很稚嫩，可就是這股想靠近“好”的強烈願望，讓他奮發圖強，一路逆襲，從專科生考取到名校研究生。
這件事給烏迪的影響也很大，烏迪由此越發相信，內蒙古學生格外需要眼界的開拓。“其實國家和教育部門在教育經費上的投入已經很大了，但是作為教育從業者，也理應為此付出一份力量。”作為一名“走回來”的內蒙人，烏迪一直致力於將學生“送出去”，即使不是送到內蒙古區外，起碼也要讓學生見識到在自己成長的環境中所無法觸及到的先進事物。漸漸地，烏迪也越來越欣慰地看到，隨著內蒙古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和年輕人意識的轉變，越來越多被“送出去”的年輕人願意“走回來”，這讓烏迪深感職業之價值。
如今，文鼎教育一直堅持下沉的策略，盡力觸達縣城、鄉鎮的學生，“即使這個地區客戶很少，但只要有一個需求，我們也會保留在這裡的分支機構，哪怕開更高的工資，哪怕賠錢。”多改變一個孩子，就多一份希望，他堅信，隨著學生家長意識的不斷提高，也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升學規劃需求涌現出來。
抱著這份自信，烏迪並不為政策形勢擔憂：“我很少覺得有什麼真正困難的事，但凡有，我會集中精力迅速解決，面對政策，還是要調整心態，積極去迎合社會的需求，只要做的事情有價值，就不必擔心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