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校外培訓 求解“三點半”難題
學生減負 從校外開始
“中小學生負擔太重，短視化、功利化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特別是校外培訓機構無序發展，‘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突出。”——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強調，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負擔。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規範校外培訓。當下，由校外培訓引發的教育焦慮問題廣受社會關注。為此，各地加強監督管理、創新課後服務，從校外開始、從校內求因，讓學生實實在在減負。
回歸教育初衷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包括線上教育機構在內的校外培訓市場迅速成長。數據顯示，2020年僅中國基礎教育線上行業融資額就超過了500億元，超過了此前10年的總和，多家線上教育機構融資金額屢創新高。
家長教育焦慮值“破表”，讓校外培訓市場有了發展壯大的根基。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校外培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學生的課外學習需求。然而，一段時間以來，不少校外培訓機構走偏了路，遠離了教育初衷。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教育培訓行業普遍存在獲客難、續班率不高、回本慢等問題，因此低價獲客成為其維持運營的重要手段。
培訓機構超標、超前培訓，是學生學習負擔減不下來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就減輕學生過重負擔提出諸多舉措，但不少校外培訓機構卻採取各類措施規避有關政策規定——有的將學科名稱改頭換面，實際內容卻換湯不換藥，依舊是超出課程標準的學科知識；有的將線下講授的內容轉為線上，規避部分監管……
日前，北京市教委通報指出，在對北京校外培訓機構檢查的過程中，發現部分機構存在違規問題，其中包括培訓結束時間晚于晚8點半；開展低價行銷、販賣焦慮等不當廣告宣傳；教學內容超出國家相應課程標準等。
專家表示，校外培訓屢禁不止，部分原因在於學校教育主陣地未能發揮好作用。
“‘提分’的需求産生並不斷擴大，催生了培訓機構的增加和野蠻擴張。在這種大背景下，培訓機構的定位、運營方式與手段決定著在提高考分上比學校更高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説。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專職副研究員周秀平説，目前，學校教育的時間安排與家庭教育存在錯位。
“下午3點半放學的政策設計，其初衷是讓學生獲得充分的體育活動、自主學習和遊戲的時間。父母如果下午5點半下班，至少存在兩個小時的時間空檔。不少家庭不得不用校外培訓來彌補。”周秀平説。
加強監管治理
如何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強調，要堅持從嚴治理，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借機斂財、虛假宣傳、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要明確培訓機構收費標準，加強預收費監管，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産業。要完善相關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訓機構。
專家表示，教育培訓行業在師資、課程、收費、廣告等方面均有一定要求，應當進一步規範行業準入門檻，對於條件不具備、運營不合規的企業，督促和責令其退出教育培訓行業，避免後續帶來一系列違規經營、經營困難、卷款跑路等事件。
日前，北京市場監管局對4家校外培訓機構的價格違法行為給予警告和50萬元頂格罰款的行政處罰。北京市場監管局表示，這些機構打著低價優惠促銷的幌子，以從未成交過的原價大幅降價的行銷手段，誘騙消費者或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違反價格法相關條款。
教育、市場監管等部門應當加強對各類教育機構的指導和調控，防止資本無序廝殺。要督促各機構聚焦教學、研發主業，儘快從資本競爭中回歸到教育本位，強化行業自律，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優質服務。引導教育培訓機構向服務學生多樣性學習方向發展，不再進行義務教育課程內容的強化培訓。
北京市教委等多部門近日聯合印發《北京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管理辦法（試行）》，對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收費提出了銀行存管模式的要求。該辦法要求，機構預收學員培訓費的，須採用銀行存管模式開展資金監管；教育機構收費時段與教學安排應協調一致；面向中小學生的培訓不得使用“培訓貸”方式繳納培訓費用。
豐富課後服務
校外培訓亂象也要從校內去找原因。在加大力度治理校外培訓問題的同時，著力提高學校教育的品質。
儲朝暉認為，從根本上治理校外培訓亂象，必須優化教育運作體系，改進評價標準，大力推進教育均衡，激勵學校和教師依據各自的實際，有效提高學校的辦學效能和品質，從根本上減少家長和學生對“提分”的需求。
針對“三點半”難題，進一步增強課後服務供給，保障課後服務時間，豐富課後服務內容，也是解決家長校外培訓需求的良策。教育部《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中小學校要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
當前，針對“三點半”難題，全國各地正通過各種舉措，保障課後服務開展。
近日，江蘇蘇州提出在小學實施每週不少於兩課時的“三點半”體育大課堂，實現幼兒園開展體適能活動覆蓋率100%，並鼓勵中小學設立“陽光體育運動”達標機制，探索體育類社會組織進校園。
專家表示，課後服務面臨著“教什麼、誰來教、錢從哪來”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細化和規範邊界，逐步探索建立健全課後服務制度體系。
劉 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