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禮：認識新型政黨制度的時代價值 保證多黨合作事業行穩致遠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70週年。認真總結70年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多黨合作事業取得的寶貴經驗，夯實新時代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70年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間受侵略、受壓迫、受奴役的苦難歷史，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張瀾、沈鈞儒等民盟前輩，親身參與並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與全國人民一道，進入了歷史新紀元。回顧70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非凡歷程，需要我們去充分認識新型政黨制度在保證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中所起到的歷史性作用，並對這一基本制度如何不斷走向完善作出更為深入的思考、探索和實踐。

近代以來，中國政黨制度的確立，經歷了由西向東，由外而內，反求諸己的道路，最終在本國土壤中培育生長出適合自己國情的政黨制度。人類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為代表的舊式政黨制度矛盾重重，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卻生機勃勃。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這一重大政治論斷，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堅定的制度自信，也為世界政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一個國家治國理政方式的選擇同其政黨制度密切關聯。辛亥革命推翻皇權以後，我國開啟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之路，其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命題是，中國該走什麼樣的政治發展之路？應採用什麼樣的政黨制度？受西風東漸的影響，民國初期曾引進政黨競爭制度，那個時期國內黨派林立，惡性競爭，民主政治的願望非但沒有實現，反而給袁世凱復辟稱帝提供了可乘之機，進而引起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蔣介石竊取北伐勝利果實以後，推行國民黨一黨獨裁，大肆壓制異黨勢力，鎮壓革命力量。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政權回到人民手中。經過70年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已建立起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創造了協商民主這一獨特的民主形式，使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基本制度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走向完善，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和訴求得到充分表達和滿足。這是世界政黨政治發展史上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成功實踐。反觀世界現狀，近年來，我們不斷看到一些長期實行競爭民主的國家，社會撕裂在加深，民粹思潮在強化，兩極分化在擴大。而一些“顏色革命”後，新近實行競爭民主的國家，社會混亂連綿不斷，出現了明顯的“水土不服”。

從多年的實踐看，我國實行協商民主，相比競爭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具有諸多獨特優勢：一是有利於整合、調和各個利益主體和社會關係，找到利益交集區和“最大公約數”，從而形成制定保證社會公平的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有效避免競爭民主體制中勝選者“贏者通吃”的弊病；二是有利於提高社會效率。在協商民主實踐中，中國共産黨處於領導地位，在廣泛協商、充分協商的基礎上作出決策並推動實施，避免了不同黨派斤斤計較于細枝末節，甚至在黨派意氣之爭中打消耗戰，以致難以完成決策的弊病；三是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監督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等公共權力，促進民主監督品質提高。反觀在競爭民主體制下，某一政黨通過爭取選票而掌握政權後，它只需在議會上獲得簡單多數，甚至不需要通過民主程式，就可在重大問題上任意而為。這些年，美國特朗普當局退出上屆政府簽署的《巴黎氣候變化公約》、有關伊朗核利用的六方協議等一些任性舉動，就是明顯例證。他們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居然沒有可用和有效的手段，阻止這些對國家公信力有重大損害的現象發生；四是協商民主體現出了凝聚人心、凝聚社會的制度力量。從自然條件、資源稟賦、民族組成、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看，我國區域之間的差異非常巨大，但我們並沒有出現在實行競爭民主社會中經常出現的族群撕裂、社會撕裂現象，反而全社會凝聚力在不斷增強，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協商民主體制能通過制度化、程式化和規範化的安排，把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表達出來，獲得盡可能廣泛的共識，由此形成萬眾一心的社會氛圍。

從我國社會變遷角度看，新中國經過70年發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諸多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也隨之生成。今後，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好這些問題，是執政黨和參政黨亟須破解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新型政黨制度在這一方面具有獨特製度優勢。因為，這一制度是將領導核心的一元性與結構的多元性有機統一起來的“合作性”政黨制度，既有科學的指導思想，又有嚴謹的制度架構；既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又有符合國情的實現形式和推動力量，是一種“治理型”的政黨制度結構。作為國家治理“主心骨”的中國共産黨充分發揮在國家治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國家治理需要充分調動各民主黨派所聯繫的社會力量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參與，形成互聯、互補、互動的國家治理體系。這正是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價值、功能和優勢所在。

人民政協是新型政黨制度發揮作用的重要平臺。回顧歷史，民盟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率領一批愛國、進步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産黨並肩戰鬥、精誠合作，以極大的政治熱忱參與了新政協的籌備、《共同綱領》的制定和新中國的建立。在共和國的各個時期，民盟始終與中國共産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建國之初，民盟盟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8人，佔委員總數的4%。目前，民盟盟員擔任各級政協委員15005人，其中全國政協委員129人。委員們通過政協平臺積極履職建言，對國家的民主決策、科學發展起到了應有的作用。70年的歷史昭示著我們：始終與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民盟才會獲得長足發展。

當前，國際環境複雜多變，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新時代，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民盟如何在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多黨合作事業行穩致遠？這是擺在民盟人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我們需要繼承發揚民盟前輩“以天下為己任”“奔走國是、關注民生”等優良傳統，圍繞中心工作，在包括高層政治協商會及全國政協全會、常委會議、雙週協商座談會等各種協商議政平臺上建言獻策，為更好發揮新型政黨制度效能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民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政黨的責任，也是我們民盟作為一個參政黨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一是始終不渝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是民盟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自覺發揮作用的前提和基礎；二是聚焦我國長期發展中的挑戰性基礎問題，切實履職，在政協平臺積極議政建言。在新時代改革背景下，民盟將緊扣參政黨定位，充分利用在教育、科技、文化的界別優勢，既要注重緊迫任務，又要面向長期性、基礎性的問題，紮實調研，持續積累，長年深耕，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專業性的建議；三是在做執政黨的“好參謀”上持續發力。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新”“三好”要求中，我認為最難的是做“好參謀”。這需要全盟團結起來，和衷共濟，上下聯動，內外互通，調動盟內外各方力量，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厚積薄發，久久為功，不斷提高政策建議水準。

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前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歷經風雨考驗，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充分發揮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繼承和發揚民盟優良傳統，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