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②】深圳前市委書記厲有為：我們盡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三

1992年，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方視察，具體的行程安排由我負責。當時提前一兩天得知他要來，我們都很高興，因為深圳經濟特區是小平同志提倡創建的，他要親自來看看，有可能對社會上給特區的爭論做出正確的回應，我們十分期待。

1990年代，厲有為和林祖基陪同謝非視察深圳。謝非視察後，決定在深圳召開全省發展高科技現場會，推廣深圳做法。

當時深圳的壓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指責説“深圳姓資不姓社”，説“深圳就剩下五星紅旗挂在那，其他都變顏色了”。還有人説老紅軍來看了深圳回去以後大哭，覺得“白革命了”，這些説法當時有所流傳。特區還要不要存在下去？特區向哪個方向改革？社會主義要不要搞市場經濟？這些在當時都成了問題。小平同志來深圳，我們都渴望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得到明確、正確的指導。

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深圳時，在迎賓館桂園留影。

老人家精神很好，剛到深圳，他就與我開玩笑，一句句話説得我們心裏熱乎乎的。

當時我們想給他彙報工作，給他看看深圳的建設，深圳的農村、企業。那時他已經88歲了，我們覺得不能讓他太累，彙報內容不能太多。沒想到小平同志來了以後不聽彙報，他説他已經退休了，就是來看看。

我們安排小平同志上國貿大廈的旋轉餐廳，當轉圈看深圳市容時，他就發表了講話，足足講了半個多小時，講了一些對重大問題的態度。我們還去了皇崗口岸，讓他看看對面的香港，在車上他也發表了一些講話。

小平同志講的話情真意切。他肯定了深圳搞的是社會主義，“特區姓社不姓資”；他強調了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他還給我們的改革鼓勁，“是絆腳石就把他踢開，是攔路虎就把他趕走”。這些話讓我們感到很振奮，他給我們撐腰壯膽，支援我們繼續改革開放。有些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觀點，他一路上講了好幾次，反覆地講。他講得最長的一次，也是講得最全的一次，是在蛇口港上船去珠海、過伶仃洋時。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同志和我陪他過去，一上船，謝非就把一張絲綢做的廣東省地圖鋪在小平同志面前的茶几上，想彙報廣東情況。小平同志一看，就輕輕地用手把地圖往旁邊一推，不聽彙報。然後他就開始講，幾乎把在深圳視察的講話又重新講了一遍，足足講了50分鐘。“誰不改革誰下臺”“改革開放路線要100年不動搖”“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他講得很細，我們都在旁邊安靜地聽。謝非的秘書陳建華（現任廣州市市長）很機靈，馬上拿出一個錄音機放在茶几上，小平同志也沒反對。這盤珍貴的、完整的錄音帶原件現在還保存在陳建華那裏。

多虧了小平當時南方視察的講話，不僅拯救了深圳，更拯救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使改革開放的路線能夠繼續延續下去，也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榮。

小平同志的講話一直在鼓舞著我們。後來我們聽到小平同志在其他地方説，要“在內地造幾個香港”，我的理解是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模式、政策，來發展我們自己的生産力。我們就想著把深圳打造成國內的首個自由貿易區，然後帶領全國其他地區走向國際市場。

1994年，我們就開始設計深圳的自貿區模式，還抽調了幾十人做研究，做了兩大本材料。當時的想法是將南山、福田、羅湖這三個區設為自由貿易區，我們提出貨物貿易不出一線關不算出口，出了一線關，進入香港才算出口，這個和現在的政策是一樣的；貨物進到特區來，不算進口，出了二線關以外才算進口。這樣內地和境外兩方面的優惠都能銜接上。我們提出在深圳實行雙向合作、雙幣流通、雙港起飛，內地和海外兩邊都合作，人民幣和港幣雙幣流通，空港和海港充分發揮作用。由於這個設計方案在當時而言不被領導接受，曾被領導誤讀為“厲有為要與香港合併”，此事從此擱置了。如今20多年過去了，深圳在前海紅紅火火地辦起了自貿片區，我們當年的願景算是成真了。

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視察過後，深圳到處澎湃著二次創業的激情，步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高潮。我們所取得的這些成績，完全是黨中央、小平同志的功勞，我們只是幹點具體的事情，有時候還幹得不太好，還要挨批，有時候還會得罪人。沒辦法，這都是形勢使然，為了改革開放大局，我把個人利益都置之度外了。

1995年黨代會時，我作為市委書記作了關於“二次創業”的報告，提到第一次創業為深圳經濟特區打基礎，第二次創業要調整産業結構，高速推進經濟發展，發展高端服務業、金融業，發展高新技術産業，保護生態環境。

那時候我們提出建設龍崗大工業區，在坪山那邊規劃了190多平方公里，計劃把原經濟特區內的主要工業遷到那裏去，原經濟特區內主要發展金融、貿易、第三産業服務業。

要調整産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有一定阻力。深圳建立經濟特區伊始，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吸引來的投資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環境的企業，例如小電鍍廠、小化工廠、小印染廠等，生産中産生的“三廢”嚴重污染環境。這些企業只有兩條出路，要麼轉型升級、要麼徹底淘汰。

但是要做到談何容易？以當時的“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為例，都是當時各村集體收入的主要來源，村民們依靠這些企業致富。但從全市層面來看，這些加工企業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是很不利的，我們就要把他們或升級或遷移。這樣一來，就會觸動各個村的利益，村裏就不願意了。當時一些村主任聯名寫信，向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機關告我的狀，説我主張産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後企業的做法是公然侵犯村民利益，是與廣大人民群眾唱對臺戲，要把我趕走。由於告狀信往省直機關到處發，省委書記謝非也收到了。他找我談話，問：“有為，你底下鬧地震了！”當時我還是蒙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下面的村主任都要聯名趕你走，説你侵犯他們的利益。”謝非説。我明白過來了，是因為我主張來料加工等企業轉型升級或淘汰，因此就向謝非彙報了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招聘科技人才的做法和想法，並説明不淘汰落後和低端企業，不但深圳不可持續發展，而且環境也承受不了。

謝非先安排時任省委政研室鐘陽勝主任帶隊來深圳調研。經全面調研後，省政研室給省委的報告中完全贊成深圳的産業機構調整政策，並和我們深圳市委的意見一致。謝非還是不放心，他要親自來深圳看一看。我陪他在深圳走訪了兩天，看了“三來一補”企業，也看了高新企業，他看完之後也很高興，説贊同我的觀點，他還決定推廣深圳産業結構調整的經驗，決定在深圳召開全省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現場經驗交流會。有了省委書記給我們站臺宣傳，我們的勁頭更足、步伐也加快了，對深圳高新技術産業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相應制定了若干鼓勵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政策。在當時，村民不太理解，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但現在看，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大家都是獲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