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①】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調任深圳就像上前線

三

為什麼説是最緊迫的呢？因為那時我們還是計劃經濟，有匯率制度，又要加強外匯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統一。全國所有的外匯統一由中央把控，基層外匯機構沒有權力管理外匯。出口企業收入的外匯，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兌換成人民幣，虧了由中央補助，賺了的統統收上去，這樣出口企業就缺乏創匯積極性。深圳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1985年9月25日，李灝在深圳火車站迎接到訪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還有一個就是當時的匯率制度不好，掛牌匯率虛高。當時深圳有兩種匯價，一種是官方掛牌價，一種是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此外還有不合法的黑市價。舉個例子，比如我是一個經營外貿出口的企業，我要用三塊錢成本收購一件貨物，賣出口換回了1美元，那你起碼要給我三四塊人民幣換1美元才行。但是當時沒有，1美元按官方價只能換一塊多人民幣。因為外貿體制限制，從基層到中央，你虧了有中央補助，不用擔心虧不虧本的問題。

但在深圳，我收了1美元不上交給中央，而是拿去賣給需要外匯的單位，就可以換到三四塊錢，黑市價更高。所以當時的黑市交易非常突出，中紀委就來抓人。中紀委五室的一個馬主任帶了幾十人來深圳，任務就是清查外匯黑市，加上省裏、市裏的人，成立了上百人的專案組，還抓了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的一個總經理。

有一天，馬主任到我家裏來説，現在要處理公司第一、第第二號人物。我説馬主任你們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塊錢的成本換成美元回來，你給結算兩塊八，他肯定是虧損的，他在黑市可以賣四五塊，他這是合理不合法。但是這只是企業內部的行為，他個人沒有從中牟利，不應該抓人。我們正想改革，讓外匯調劑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們搞了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市場作價。比如1美元，有人願意出三塊，有人願意出五塊，就等於競標的方式，我説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麼投機倒把就可以了。馬主任見了這個制度後就沒有把人抓走，專案組也撤走了。

在當時，我建這個外貿調劑中心還是很艱難的。我開市長辦公會議，深圳人民銀行的羅行長來參加，我説建立這個機構是市委市政府決定的，但是委託你來辦，一切買賣、人員啊都是你來管，我不干預。他回到外匯管理局，局裏還有一個外匯管理的副經理，人們就説哎呀老羅怎麼領那麼多犯法的事做啊？他説市長剛來，我不做怎麼行啊？最後他也執行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批准的改革就是這個外匯調劑。到當年年底，我聽北京傳來消息，中央一個會議上説，李灝還搞了一個外匯調劑中心，這個東西還是可以哦。但是外匯管理局批下來、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後全國40多個城市都來參觀外匯調劑中心。

當時真是火燒眉毛啊！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幹了這件事，沒幹的話就要亂抓人。晚上樹林裏都是悄悄賣外匯的人啊，要換美元就去偷偷交易，改革之後外匯調劑一下子就合法了。現在來講，外匯調劑對國家發展是有利的。

四

外匯調劑問題解決後，國有資産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開始了。我來深圳之前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我們的機關單位沒有一個不做生意的，因為它沒有經濟來源。

1986年10月15日，李灝在深圳皇崗口岸建築工地研究基建項目建設情況。

1988年6月28日，李灝在深圳首屆荔枝節開幕式上致辭。

政府機構可以檢查、監督企業，但不能去直接經營。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政府的企業有多少資産、多少收入，負債多少，誰也不清楚。所以我們決定政企分開，把那些政府單位的企業通通集中起來，建立一個投資管理公司，專門負責管理國有資産。1987年，投資管理公司成立後，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經營性的國有資産，負債是多少，凈資産是多少。國有資産不再是一筆糊塗賬。

這些改革在全國範圍內都是我們先做的。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召開期間，吳邦國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他還找我談國有資産投資管理的經驗，上海也想取經，學習深圳的辦法。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先搭起架子，再開始實驗國有企業經營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僅涉及國有資産，我們也要讓私有制經濟合理合法。之前深圳的很多私營企業都要找挂靠單位，沒有合法身份，企業負責人都成了“資本家”。1987年，我們出臺《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給私營企業戴上了一頂合法的帽子。

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後，私有制經濟才有所放開。無意之中，我們深圳就成了這項改革的先鋒。多年後，我在全國人大工作時，有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參觀華為。安志文同志問任正非，你這樣一個小企業是怎麼辦起來的？政府投了多少錢？任正非説，我就捧著一個紅頭文件辦起來的。這個紅頭文件，就是我們當初出臺的興辦民間企業的規定。

建立城市規劃委員會也是發展需要。我想我們特區建設初期，一切規劃都靠北京，我很熟悉北京規劃局，城市建設越來越大，工作越做越多，人家就不可能做得那麼具體了。所以，我要建立起一個我們自己市裏的規劃機構。我説規劃既要聽中央、省裏的意見，但整體上規劃權還是要掌握自己手上。所以誰當市長誰就當規劃委員會的主任，從我開始，到現在深圳還是這個傳統。

建立監察局是一項行政體制改革。為什麼要建立監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時候，他問我深圳有沒有官員貪腐賭博啊？我説我剛來，具體不了解，但我這裡也不是世外桃源，總會有吧。他説那你準備怎麼辦呢？我説要學習新加坡反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設立監察局，把幹部隊伍管好。

外匯調劑、國有資産改革都沒有人説不行，規劃委員會也沒有人反對，但是監察局的成立遇到了問題。直到1987年，監察局才最終成立起來。

深圳成立監察局後一年多，對全體幹部進行了檢查，全國各地也紛紛成立了監察局。我很感謝尉健行同志，他對我們非常關心，也非常支援我們深圳的監察局。1993年1月，中央決定中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的體制。全國各地的紀委和監察部門都合署辦公了，尉健行同志卻主張保留深圳監察局不合署，比較兩種模式的利弊得失。

這些改革是我來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這四項改革的基礎上，後面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

有人説我很大膽，有我在他們就不怕，敢大膽改革往前衝。但別看我個頭大，因為我是獨生子，其實膽子很小。我覺得在那個年代，深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探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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