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可的繪畫實踐植根于他對植物和物候的長期觀察。他認為，對於特定事物的了解是看到和描繪該事物的前提。這種工作方式讓唐可畫中的植物既形態生動，又具有某種超越日常生活的屬性。這應和了藝術家有關種植和觀察冬瓜的一句話：“當凝視一物時,一切將隨之而來,” 他説,“當觀察它們（冬瓜）一段時間之後，面對冬瓜的感受與平時不同了……它不再是植物學意義上的冬瓜,而是與命運相連的生存情感。”展覽“果實：當凝視一物時，一切將隨之而來”近日于紐約秋萌畫廊（65 East 80th Street）舉辦。
植物、時間與繪畫
唐可對植物的栽種與觀察對於理解他的繪畫十分重要。他的工作室位於成都郊區一個名為“荷塘月色”的藝術區。這個藝術區以一大片荷塘和荷塘周圍的自然景色聞名。在我們駕車去唐可工作室的路上，路兩旁桉樹蔥郁，在一個路口可以看到遠處的荷塘和尚未開放的荷花，荷塘邊有一人高的蘆葦和低矮繁茂的樹叢。唐可工作室的外墻被紫藤和爬山虎細密的枝幹覆蓋，一條小徑通向工作室後的庭院。庭院中可以看到一個露天茶座、假山、小池塘和李樹、柳樹、竹子等植物。
唐可對庭院中植物的生長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在與古代賬簿相倣的卡片紙上，唐可分條記錄了植物的季節性變化（fig. 1）。這類卡片被唐可稱為“院志”，往往是一年記錄一張或兩張卡片。例如，在寫于2016年的卡片上，唐可的記錄始於“元月六日，買水仙”，終於“十二月，漏水池幹，蕭條待春風”。另外，從2013年開始，唐可每隔幾天會書寫物候卡片（fig. 2）。他依照中國的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物候的順序，在每張卡片的正中寫節氣或物候名稱，在邊上用小字記錄天氣變化和日常瑣事。唐可將近四年的物候卡片排列在工作室的墻上方，幾百張卡片中仿佛可以見到時間緩慢的流逝。
Fig. 1 唐可的“院志”，寫于2016年
唐可對氣候與自然的記錄與他的藝術實踐密切相關。他經常在他有關靜物的水彩稿、炭筆速寫或油畫上留下創作時的日期。本次展覽中的《立秋》（2018）和《處暑》（2018）都以創作時的節氣命名。“記錄這些時間對我很重要，它們幫我回憶起一些事情，”在訪談中唐可説。這些事情包括日常生活、天氣變化和他工作時的細節。這些帶著日期的圖像也記錄下藝術家對他的植物日復一日的悉心觀察。在搬到新的工作室後，唐可持續觀察植物的生長規律。在有關冬瓜的一個自我陳述中，唐可寫道，“曾經仔細記錄冬瓜一年的生長過程，第二年再觀察，發現與前一年基本相似，第三也是如此，到了第四年，似乎掌握了它的‘宿命’。某時它必然繁榮，某時它必然枯萎。”這讓唐可想到東方的迴圈時間論。在我們的訪談中，他説，“時間不會終結，時間會輪迴。我在我的生活和植物的生長中都感受到了這點。”
Fig. 2 唐可依照中國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物候寫的物候卡片
唐可的工作方式與他的時間觀息息相關。他在創作中經常使用照片，意在藉此捕捉靜物在特定時間和光照條件下的形態。同時，他不斷地重新繪製以前畫過的主題，尋找新的表現形式。在唐可的一張工作照中可以看到他工作時的細節。在拍攝這張照片時，唐可正在工作臺的左下角畫一件有關他的庭院的素描（fig. 3）。他在工作臺上還放了三張從不同角度拍攝的庭院照片和兩張已經畫好的素描。雖然工作臺位於庭院中，唐可並非在寫生。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個擺著盆栽和假山石的架子擋住了畫家的視線。與寫生的即時性相比，唐可更喜歡通過照片和過去的作品創作，反覆描繪同一個主題。他認為，對於事物的長期了解是看到事物和描繪事物的前提。
Fig. 3 唐可庭院中的工作臺，拍攝于2014年
唐可的理念讓我想起中國傳統畫論的一些面向，特別是對於藝術家深入體察自然規律的強調。根據這些理論，繪畫主題並不外在於藝術家。藝術家會內化這些主題，並從中提煉形式語言。當然，這並不是説唐可直接使用了這些畫論作為創作原則。我想要借此強調的是：唐可與他的繪畫主題之間的切膚聯繫，他與植物日復一日的相處，他對於另外的生命形式的關照，以及他與一種生命輪迴之間的共鳴。我想這些很難與唐可對中國傳統繪畫的了解分開。這些特點沒有把唐可的作品歸入傳統繪畫的類別，它們提示我的是：唐可的創作可以被放在一種不同於歐美現當代藝術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
這種工作方式讓唐可畫的植物既形態生動，又具有某種超越日常生活的屬性。如在作品《立秋》中，擺在桌上的的冬瓜既是安靜的，也充溢著內在的生命力（fig. 4）。靜止的冬瓜似乎有一種微微動起來的趨勢。這種趨向於動的狀態在《始終》（2018）這套作品中獲得了直接呈現。在這件十六張小畫組成的作品中，每一個冬瓜的角度和光線條件都不同（fig. 5）。炭筆的色彩和質地讓人想到黑白膠片的顆粒感，冬瓜仿佛在十六幀畫面中緩緩的旋轉。
Fig. 4 唐可，《立秋》，綜合媒介，43.3 x 39.3 英寸/110 x 100釐米，2018
Fig. 5 在唐可工作室中展示的《始終》（2018）
有關繪畫的探索
這次展覽的大部分作品創作于2018年。它們可以看作藝術家近年來在繪畫上持續探索的成果。在2010年開始靜物畫創作之前，唐可正在繪製一組有關佛像的作品。這組作品與本次展覽中的靜物畫關係最為密切。如在作品《無題》（2010）中，佛像位於畫面的正中，顏色混合了淺藍和淺綠，筆觸清晰可見，這些特點都在後來唐可畫的冬瓜中有所反映（fig. 6）。
Fig. 6 唐可，《無題》，2010，紙面油彩，43.3 x 31.5英寸 / 110 x 80釐米
唐可告訴我，從佛像到冬瓜的過渡是自然到來的。在2010年，唐可剛剛搬到新的工作室，並開始種植冬瓜。選擇種子、栽種和長時間的觀察讓他開始熟悉冬瓜這種植物。“經常地看，它的意義好像發生了變化，”唐可在一個有關冬瓜的自述中寫道，“它讓我想到了佛頭。”對畫家來説，畫冬瓜和畫佛像沒有本質區別，“我的理想就是讓靜物畫超越靜物畫本身。”
與最早期的靜物相比，唐可2018年畫的冬瓜輪廓線更輕，光線更為柔和，前景和背景的關係也更加靈動（唐可早期畫的冬瓜請見fig. 7）。這些表達方式上的變化來自唐可在繪畫上的探索，特別是對膠片畫的實驗和對複雜構圖的實踐。前者加深了畫家對畫面物質層面的理解，後者幫助畫家更深入地把握畫面空間關係。
Fig. 7 唐可，《無題》，2010，布面油彩。82.7 x 49.2英寸 / 210 x 125釐米
從2004年開始，唐可開始在PET塑膠製成的透明膠片上直接用油彩繪畫。與傳統畫布不同，膠片對光更為敏感，這讓畫家使用的顏料更加稀釋、筆觸更加清晰。唐可的膠片畫既包括巨幅山水畫，也包括小一些的抽象畫（fig. 8, fig. 9）。這些小的抽象畫開始於2011年，藝術家使用了較為明顯的筆觸，且將膠片直接固定在白色燈箱上。這讓筆觸之間的視覺關係更為突出。據唐可回憶，這些作品讓他進一步理解到畫面上點、線之間的關係。在2011年之後創作的靜物畫中，唐可使用的色彩更為輕盈，筆觸更為明確。
Fig. 8 唐可2009年的個展《復筆》照片
Fig. 9 唐可，《清遠》，2011，膠片油彩。39.4 x 31.5英寸 / 100 x 80釐米
唐可的另一個實踐方向是涉及到複雜構圖的繪畫。從2007年開始，唐可開始創作一系列以樹林中的鸚鵡為主題的油畫（fig. 10）。在這些大尺寸的油畫中，繁茂、細密的樹枝和樹葉覆蓋了整個畫面。這樣的構圖需要藝術家對畫面各個部分的空間關係有整體和深入的把握。從2014到2017年，唐可繼續通過風景素描的方式對樹枝、樹葉進行細緻的描繪（fig. 11) 。這些素描尺寸較小，且避開了顏色變化的因素，讓藝術家得以進一步探索複雜的空間構成關係。在這次展覽中，無論是多個核桃的構圖還是單個冬瓜的構圖，都可以見到藝術家對於畫面空間關係的熟練把握。
Fig. 10 唐可有關樹林中的鸚鵡的油畫，拍攝于2014年唐可工作室
Fig. 11 唐可，《盆栽》，木炭，10.2 x 14.5英寸 / 26 x 37釐米，2014
在我們的訪談中，唐可提到：“對於一個成熟的畫家，無論他畫什麼，畫的都是一個東西。”在結束訪談並看完他工作室裏的作品後，我想我理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其一，像唐可這樣的藝術家會持續完善自己的表達方式。無論創作哪種題材，使用哪種媒介，一種有關藝術語言的訴求貫穿始終。其二，這些藝術家有關繪畫的理念來源於他們的生活和對生活的理解。追根溯源，他們的畫植根于一樣的思想、態度和理想。（文/郭欣然）
藝術家：唐可
1994年畢業于四川美院。他的繪畫生涯正式始於2001年。他最早期的作品關注城市文化和街頭人群。2005年，唐可開始直接在透明膠片上使用油畫和丙稀進行創作。他早期在膠片上描繪金剛鸚鵡等動物，後來創作過一系列巨幅膠片山水。這些作品先後在包括舊金山亞洲博物館在內的國內外機構中展出。此後，唐可也創作了燈箱膠片和布面山水系列。
2011年，唐可轉向靜物繪畫，創作了一系列以蔬菜為主題的作品，其中以冬瓜為主題的作品佔大部分。從2014年到2017年,唐可創作了大量素描，以此對繪畫語言和繪畫的意義進行重新思考。這些作品中，畫家對樹枝、樹葉進行了細緻的描繪,讓藝術家得以進一步探索複雜的空間構成關係。
2018年，唐可回到以冬瓜和其他蔬菜為主題的繪畫。他畫的植物既形態生動，又具有某種超越日常生活的屬性。這應和了藝術家在講述他種植和觀察冬瓜時説的一句話。“當凝視一物時,一切將隨之而來，” 他説,“當觀察它們（冬瓜）一段時間之後,面對冬瓜的感受與平時不同了......它不再是植物學意義上的冬瓜，而是與命運相連的生存情感。”
唐可的作品已在多所國際藝術機構展覽。這些機構包括首爾 ARKO美術館(2012)、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2011) 、倫敦路易斯基金會美術館(2010)、北京國家會議中心(2010)、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2009)等 。
作者：郭欣然
郭欣然，秋萌畫廊的藝術總監。工作、生活于天津和北京。在此之前，她于西北大學獲得藝術史博士學位、于斯坦福大學獲得東亞研究碩士學位，于北京大學獲得社會學學士學位。她的寫作見於《藝術論壇》英文版和《藝術論壇》中文版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