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上海舉行，本屆論壇主題為“水與古代文明”，論壇期間，來自多國的學者將發表主題演講。12月8日，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向優秀個人或組織頒發“世界考古論壇獎”，其中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布萊恩·費根教授獲得終身成就獎。此外，“婆羅洲島尼亞洞穴五萬年的歷史”“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發現”等10項考古新發現獲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中國考古學：從第一個村落到第一個國家”“陶寺遺址：‘中國’與‘中原’的肇端”等9項獲“重要考古研究獎”。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開幕發言中表示：“對於過去的考古探討，有助於我們更真切的把握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更加從容地應對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
“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發現”（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獲獎項目之一）
“世界考古論壇·上海”成立於2013年，旨在推動世界範圍內考古資源和文化遺産的調查、保護與利用。它是宣傳考古成果、促進考古研究、彰顯文化遺産現代意義的國際平臺。論壇致力於創新與合作，關注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中國上海舉行。
水與古代文明，探討的是當下歷史的發展
本屆論壇主題為“水與古代文明”。水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在進入農業社會之前的數百萬年間，自然降水是狩獵採集社會仰賴的唯一水資源。水的使用與食物生産、社會組織、宗教信仰之間日漸複雜的關係，促進了人類社會及其組織機制的發展。無論是生活日常所需、灌溉、防洪、用水存儲、排放和運輸，還是禮儀與宗教，水對於古代文明的繁榮至關重要，包括世界各地城市和文明中心的出現。人類社會在臨近河流與海岸的地方建造城市，通過掌控水資源來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隨著城市聚落的擴張，對水資源的需求日益增長，最終促進了一系列的技術革新，包括灌溉和排水系統、蓄水設施及長途運輸技術的發明。這些技術革新提高了食物的産量，引發人口的持續增長，政治組織也變得更為複雜。從日常的飲用、洗浴到禮儀用水，從國家層次的大規模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到地方水利技術的發展，從隋唐的大運河到古羅馬的引水渠，地點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水資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也不盡相同。
墨西哥尤卡坦半島尼格婁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獲獎項目之一）
急劇增長的水需求，以及水資源的可持續性，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城市化、人口膨脹、經濟發展、政治衝突和人為因素導致的氣候變化等，加劇了地球上水資源的壓力。當今以及未來用水的問題變得極為迫切。上世紀五十年代德國歷史學家和漢學家魏復古提出關於水利文明的“東方專制”模式以來，考古學者愈加注重對水、水文景觀、水資源管理、可持續性農業發展，以及水與宗教、禮儀關係的調查和研究。考古學對於水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當今社會及未來水資源的一系列關鍵性問題，尤其是水資源缺乏、水災害和地方治水的具體實踐等。這些認識不只是一般原則或過程的闡述，更重要的是根植于特定歷史場景和具體案例的分析。因此，對於水資源問題的考古學研究意義重大。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開幕發言中表示：“考古學是發現和認識人類歷史和文明的重要途徑，考古學的學術成果是促進各國文化交流、文化理解的基礎。近年來，我們與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開展了多項合作考古調查、發掘項目，不斷提高合作的深度和水準。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水與古代文明’。中華民族對水有著特殊的情感，近年來良渚遺址等一系列重要水利遺址考古發現，讓我們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偉大的古代科技，體會到只有人與自然、人與人相互尊重、和諧相處，才能帶來更加美好的生活。這方面探討有助於我們更真切的把握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更加從容地應對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
“國王之水 –大希律王在馬薩達的水資源管理”(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獲獎項目之一）
促跨文化比較，表彰近三年來重大考古發現和考古學研究成果
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的主要目標包括:向優秀個人或組織頒發“世界考古論壇獎”，表彰其近三年來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或富有創新性、創造性和科學性的考古學研究成果;促進跨文化與比較研究，探討水資源、水管理與古代文明發展之間縱橫交錯的關係;鼓勵考古學者與其他領域學者在水資源及其管理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對那些需要跨學科和長程視野問題的探討。12月8日上午，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向優秀個人或組織頒發“世界考古論壇獎”，其中包括終身成就獎（1項），傑出貢獻獎（2項），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10項）及重要考古研究獎獲獎（9項）。
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布萊恩·費根教授獲得終身成就獎
其中，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布萊恩·費根教授獲得終身成就獎。費根教授致力於向公眾傳播考古學，並提倡將非傳統的方法和多學科的方法用於研究，對考古學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也十分感興趣。在頒獎典禮上，費根教授表示，在過去40年到50年間，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野外的考古現場度過的，他認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人類的未來很有可能一部分是取決於以前的生活上的理解，希望社會越來越好，更多人投入到考古的研究當中。
傑出貢獻獎得主敘利亞大馬士革大學瑪莽·阿布杜凱如
英國杜倫大學的克裏斯多佛.史卡瑞和敘利亞大馬士革大學的瑪莽·阿布杜凱如獲得傑出貢獻獎。克裏斯多佛.史卡瑞主編的《古物》雜誌是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大平臺。而瑪莽·阿布杜凱如博士為“考古學最終代表社會凝聚力”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該獎項表彰了他在敘利亞乃至整個世界考古學領域的獨創性和勇氣。
傑出貢獻獎得主《古物》雜誌主編克裏斯多佛.史卡瑞
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獲獎項目分別為：東南亞島嶼雨林的狩獵採集與農業·婆羅洲島尼亞洞穴五萬年的歷史，國王之水 –大希律王在馬薩達的水資源管理，印度尼西亞梁步遺址出土佛羅勒斯人屬的地層學和年代學修訂，墨西哥尤卡坦半島尼格婁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水資源控制、物品交換和禮儀：新墨西哥州查科峽谷普韋布洛博尼托遺址的考古發掘，澳大利亞六萬五千年的人類居住歷史，貝里斯素那多尼基遺址A9古墓和第三、四號象形文字碑的發現及其政治意義，交叉學科研究與保護科潘文化遺産，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發現和匈牙利南部下涅克新石器遺址西元前六千紀到五千紀綿延1300年的聚落。
東南亞島嶼雨林的狩獵採集與農業·婆羅洲島尼亞洞穴五萬年的歷史
交叉學科研究與保護科潘文化遺産
印度尼西亞梁步遺址出土佛羅勒斯人屬的地層學和年代學修訂
在當天上午的重大田野發現獎報告中，蓋爾·斯迪拜博士在《國王之水：大希律王在馬薩達的水資源管理》仲介紹，他們的考古工作主要關注與幾個有關活動的方面：遺址周圍和遺址內的誰管理，以及在山頂宮殿中井的使用。從而研究希律王在馬薩達沙漠地區過渡使用水的情形。
在全球變暖和缺水的威脅正變得越來越明顯，了解乾旱地區水資源的管理方法以及對乾旱氣候進行適當調整的發現為古代農業和經濟提供新的見解。同時，這個研究的展開對一些現在已經滅絕的植物復蘇提供了可能性的幫助。
“國王之水：大希律王在馬薩達的水資源管理”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現場
而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尼格婁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報告中獲悉，他們的研究方向主要在黑洞水溝，該項目的目標是收集人類骨骼並盡最大可能獲取更新世末期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試圖鑒別洞中的每一種動物物種，並通過放射性測年法確定地質年代，並通過穩定同位素分析將其置於當地的食物網路中。此外，還要獲取有關海平面變化的數據，以及根據洞穴堆積物和方解石沉積物獲取的氣候和水文條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考古界從未遇到的艱苦環境中工作。報告中也介紹了考古工作中水下作業等遇到的各種挑戰。目前，在黑洞水溝地面上已經鑒別出13種哺乳動物（蝙蝠除外），在隧道連接處鑒別出5種。
“墨西哥尤卡坦半島尼格婁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水下考古現場
此外，重要考古研究獎獲獎項目分別為：戰爭、乾旱與農業：應對衝突和食物短缺；阿馬拉西城研究計劃探索努比亞古埃及法老時期殖民地的生活（西元前1300 – 800年）；斯克呂斯楚普女屍傳奇；歐洲溫帶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奶業革命；交叉學科研究與保護科潘文化遺産；為了不久將來新生活的考古學：敘利亞古烏克什城；中國考古學：從第一個村落到第一個國家；歐洲東緣的早期人類：北高加索奧杜威文化遺址的調查與發現和陶寺遺址：“中國”與“中原”的肇端。
阿馬拉西城研究計劃探索努比亞古埃及法老時期殖民地的生活（西元前1300 – 800年）
中國考古學：從第一個村落到第一個國家
陶寺遺址：“中國”與“中原”的肇端
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發現
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河鎮，是長江中游地區已知分佈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的史前聚落群，面積約8平方公里。
石家河遺址最早發現于1954年。1955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多次調查、發掘石家河遺址，確立的考古學文化序列與譜係及以石家河城址為核心的聚落群奠定了石家河遺址研究的重要基礎，發現的蘊含豐富史前文明資訊的大型建築、銅器、玉器、刻劃符號、祭祀遺跡等是探索中華文明進程的重要內容。這裡的考古學文化主要經歷了油子嶺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嶺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後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等4個發展階段。其中，從油子嶺文化到屈家嶺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徵非常相似，可以説是一脈相承。但到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其整體文化面貌發生較大的改變，存在文化譜繫上的斷裂或突變。
石家河遺址勘探與發掘位置圖
為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的佈局結構、探討石家河遺址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石家河遺址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系統調查，確認史前遺址73處。2011年，發掘確認石家河城址東南段缺口存在城垣堆積。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天門市博物館對石家河遺址核心區進行系統勘探，並重點發掘譚家嶺、印信臺、三房灣、嚴家山等遺址，共計勘探面積約3平方公里，發掘面積約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
其一、勘探發現石家河遺址核心區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築的大型城壕遺跡，為宏觀上認識石家河遺址的佈局結構提供了新視角。新發現的譚家嶺城址位於石家河遺址的中心，平面大體呈圓角方形，城垣東西長440米、南北寬390米，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則達26萬平方米。
其二、發掘的譚家嶺、三房灣、印信臺、嚴家山等遺址，是深入研究石家河遺址聚落結構演變及石家河城址聚落功能區化的新物證。
印信臺套缸3、4、套缸
其三，新發現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玉器，豐富了中華文明進程研究的內涵。譚家嶺遺址5座甕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石家河遺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發現，新見的神人頭像、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等，不僅類型豐富、造型生動，而且技術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準。
譚W9玉虎頭像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進程的重要特點。長江中游地區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的區域文明發展進程到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並未依照自身的軌跡運作，此時出現的非本區域文化傳統的隨葬玉器的甕棺葬俗、大量涌現的源自中原王灣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東龍山文化因素等現象表明，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的發展進程遭受黃河文明的強烈衝擊被迫中斷，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後石家河文化已被整體納入黃河文明的進程中。雖然以石家河城址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尚未發現這一時期明顯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遺址多地揭示出的精美玉器、制玉遺跡、陶塑藝術品、銅器等，顯示這裡仍然存在發達的手工業，其文化依然相當繁盛，且甕棺葬主人之間存在明顯等級身份的分化，石家河遺址仍然可作為在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中華文明一體化進程的典型代表。
陶寺遺址：“中國”與“中原”的肇端
山西襄汾陶寺早期遺址總面積約160萬平方米，距今4,300至4,100年。以13萬平方米宮城及南外側下層貴族居住區小城（近10萬平方米）構成核心區。宮城有結構複雜的曲尺形角門，宮城內已發現疑似“冰窖”附屬建築。下層貴族居住區小城內已發現雙開間半地穴式住宅。宮城東西兩側為普通居民區，宮城東側有大型倉儲區。宮城東南為早期王族墓地，已發掘王墓6座，隨葬品在百件以上，出土有彩繪陶龍盤、彩繪陶禮器、彩繪木器、玉石鉞、大廚刀、日用陶器等。大貴族墓數十座，隨葬品數十件，包括石磬、陶鼓、鼉鼓等禮樂器組合，彩繪陶器和日用陶器。其餘近千座小墓幾乎沒有任何隨葬品。階級對立狀況凸顯，金字塔式社會結構清晰。都城的結構與性質初步具備。
陶寺中期城址圖
陶寺中期距今4,100至4000年，宮城繼續使用，宮城內增建了若干宮殿建築。其中最大的核心建築面積約8,000平方米，其上至少有前後兩座殿堂建築。前面一座殿堂建築，據殘留的柱網結構計算，面積大約286平方米。下層貴族居住區小城廢棄，但增建了面積至少280萬平方米的外郭城。中期王族墓地與觀象祭祀臺被設置在約10萬平方米的東南小城內。
陶寺中期王墓IIM22全景
觀象臺空中照
陶寺遺址在晚期（距今4,000至3,900年）很可能被外族征服，遭到了殘酷的、國家社會形態下特有的政治報復，本地政權顛覆，整體淪為殖民地，失去都城功能。在晚期偏晚某個時段，陶寺政權有過曇花一現式的復辟，宮城和城北祭地禮制建築均曾經復建，並在宮城南墻東段，增建了一座城門。該城門帶東西兩翼墩臺的兼具禮儀與軍事防禦特徵的，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闕門制度之先河。然而不久，陶寺晚期本地政權最終被再次徹底翦滅，陶寺遺址被徹底廢棄。
到目前為止，陶寺宮城內出土了3件朱書陶文，時代陶寺晚期，均寫在陶寺晚期扁壺殘片上。其中一個字符“文”字，學界多較認可，同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脈相承。另一個字符我們釋讀為“堯”字，有3件重復字符，其中一件字符完整，兩件殘斷，對其釋讀還有邑、昜、唐等不同見解。陶寺中期貴族墓葬IIM26隨葬農具骨耜上契刻單字“辰”字，很可能是“農”字的初始字。顯然這些字符都與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有著明顯的傳承源流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漢字最初的發軔很可能在於陶寺文化。
陶寺遺址以其最齊備的都城功能要件、中國最早的宮城-外郭城雙城制都城制度、禮樂制度、宮室制度、最早的漢字、最早的紅銅鑄造禮器群、世界最早的觀象臺、圭表儀器等等，成為中華文明核心形成的整合點和起始點，黃河中游地區最早的國家，成為“中國”——地中之都、中土之國概念的肇端，中原觀念誕生伊始。包括文字在內的一系列考古證據鏈都明確集中指向陶寺城址是中國歷史文獻中所説的堯舜之都，使堯舜傳説正變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