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東坡的名句，似乎也是對今天“功甫帖”紛爭的寫照。
作為一名熱愛書法的人士，一直關注著“功甫帖”事件的發展。拍賣版《功甫帖》的擁有者劉益謙先生及其顧問們2月18日在北京舉辦媒體公開見面會。通過對這一見面會上的鑒定與發言意見進行分析，筆者發現不少地方與事實不符，讓人疑問處也較多，現舉數例，望方家不吝賜教。
一、此次為拍賣版《功甫帖》進行紙質檢測的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有媒體查詢香港公司註冊資訊發現，其全稱為“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10月16日，即在《功甫帖》拍賣成交以後方成立。香港藏家林霄既是“受香港慈善機構‘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委託”，對《功甫帖》進行紙質檢測的負責人，同時又疑似該機構的創辦人。如此影響巨大的鑒定，卻要請這一匆匆成立僅4個月的機構，原因何在？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的檢測報告認為《功甫帖》用紙與北京故宮藏宋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宮蘇軾《致知縣朝奉》為同一種紙張。仔細研究檢測報告，貌似科學，其實很不科學。因為這三件作品，除對《功甫帖》原件進行所謂“高科技檢測”，對另兩件都是僅憑轉抄別人研究結論和圖片就斷定“一致”。如果真正比對，應將三件原件放在同一燈光、同一桌上來比對紙質、紋路、包漿等，並且還需紙質採樣分析，但宋代原作能夠破壞性分析嗎？再則紙張的鑒定需要紙張年代樣本的譜係，目前紙張判斷年代主要還是靠經驗。匆匆成立的“近墨堂”人員上手了幾件宋代書畫？有鑒別宋紙的經驗嗎？所謂高科技測紙，基本可以視作嘩眾取寵。
事實上，對於宋元及之前的書畫，公認的真跡主要收藏于兩岸故宮、上海博物館、遼寧博物館等。而對蘇軾書法而言，沒有爭議的真跡均收藏于公立博物館，無論是從墨跡、文獻、紙質等哪一方面來説，由於有上手及研究機會，最有發言權的當然也是這些博物館的研究人員。
二、項子京收藏印可以不敲在“墨跡本”本幅上嗎？
上博專家認為按照項氏收藏習慣，不可能不在“墨跡本”本幅鈐印。而藏家顧問提出：“不久前于故宮合璧的《出師頌》這一名跡項子京曾收藏過，上面亦不見項氏藏印。據以上名跡顯示了一個事實，即項元汴收藏鈐印不一定蓋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上，二位資深研究員的研究結果若非有意疏忽，則有失于過眼之寬博。”
不久前故宮合璧的《出師頌》為紹興本，其收藏經歷是：唐太平公主、李約、王涯鑒藏，到南宋紹興年間被收入內府，明代歸王世懋藏，清初安岐收藏，後入乾隆內府，有米友仁鑒題，稱為“隋賢書”。
但不要忽略歷史上還有一本《出師頌》，即“宣和本”。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對《出師頌》有詳細記載：“章草書《出師頌》……流傳有兩本：一本有宋徽宗趙佶標題藏印，稱為西晉索靖書，入清早已不存。一本則為南宋紹興內府曾藏，有米友仁鑒題，稱為‘隋賢書’……”徐邦達在文中將現已不存的宣和本如何流傳至項子京手中、項氏花了多少錢買都有詳述。由此可見故宮藏《出師頌》和項子京毫無關係。同樣，劉先生的顧問提出的《此事帖》、《行穰帖》、《李白憶舊遊詩》、《雪霽憶舊遊詩》也沒有依據。
公開支援《功甫帖》為真的人目前沒有一位國家級文物鑒定委員會成員，而且支援者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足夠的説服力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明代項子京為何將藏印蓋在另一張空紙的中間部位，而不是蓋在“墨跡本”本幅上。而上博研究員的論證恰恰提供了證據和自己的邏輯。
三、上博專家何處説過“側鋒”？
劉益謙先生的顧問在發佈會上説：“他們(上博專家)強調《功甫帖》的墨跡和蘇軾風格不符，認為是以側鋒為主，線條枯燥。謝稚柳先生引用蘇東坡書法就是以側鋒入筆……”
而上博專家《從法帖中雙鉤》一文，未發現有“側鋒”一説。原文如下：試看“墨跡本”，如兩“奉”字共計十橫的起止……用筆以偏鋒為主。
劉先生的顧問故意把“偏鋒”改成“側鋒”，再引用謝稚柳先生的書評來攻擊上博專家，這種偷換概念的做法，令人費解。
四、“義陽世家”是真印嗎？
劉益謙的顧問在發佈會上強調發現所謂“義陽世家”找到出處一説，或是自欺欺人。鑒定印章雖是鑒定一件作品的旁證、輔證，但也需靜心仔細，方法包括：印泥顏色、刀法風格、時代背景、技法高低等等，非簡單與《印鑒》比對即可(印鑒中也不免收錄偽印)，要有多年的經驗積累，並在這方面要下苦功夫，也不失為鑒定的一種方法。
立軸《功甫帖》，上有鈐四方半印，上博結論為偽印。論點：“世家”半印未騎到紙邊(所謂左下角模糊四分之一騎縫印也未騎到紙邊)。保利拍賣李雪松首先指出：由於有命紙(托紙)相隔，上博誤判。這裡到底是誰犯了誤判的錯誤呢？
歷史上真正的“義陽世家”是一方四字方印，當騎縫壓蓋于畫芯與裝裱綾邊之上時，由於畫芯與裱綾在同一平面上，印文應反映在紙張及裱綾上(目的是上鎖，避免換畫)，反觀立軸《功甫帖》“世家”半印未能全部將半印資訊沿紙邊斷掉。這是為什麼呢？
假設一種解釋：壓蓋印章時，底板不平，壓蓋時有凹陷，未將印文內容全部反映。這種解釋也通，只是會不免出現在蓋比較大的印章時。但“世家”一印並非很大，(近3釐米見方)如此方章壓不實説不過去。這不得不讓人懷疑，“世家”半印本身就是作偽人按《安素軒拓本》倣刻的殘章？殘章壓出印文時就只能蓋出騎不到紙邊的情況，因為它不是全章。反觀“世家”上方的“圖籍”半印，印文卻完全敲到紙邊，
同樣，壓蓋“義”印時也未騎到下部紙邊，和台北故宮藏徐鉉《私誠帖》上的“義陽世家”藏印相比對，印文出入較大，比較刀法亦非同一人所刻。尤其“義”印，則完全是作偽者憑空所刻，“世家”有本可倣刻，而“義”印則屬無本憑空所刻。作偽之人刻了兩方偽印：“世家”印、“義”印。
發現“義陽世家”並不能證實彼“世家”就是此“世家”，考據雖能幫助認識作品的內涵，但前提是要鑒別依據的真偽，用偽印殘印説事如何服眾？如果不是故意還情有可原，有意為之則甚為不妥。
五、劉益謙先生的一位顧問在北京《功甫帖》發佈會上以高居翰就《溪岸圖》道歉為例，要求上海博物館專家向高居翰學習，敢於認錯，他説：“高居翰先生認為《溪岸圖》是由張大千和徐悲鴻而作，後大都會結果確認高的觀點錯誤之後，他主動地向王季遷説：‘對不起先生，我錯了。’我也希望上博研究員能夠像高居翰學習，敢於認錯。”不知這位顧問所説的高居翰晚年道歉的證據在哪？如果沒有，那麼就是公開杜撰，編造謊言。
我所知道的是，在高居翰2012年所寫的《早期中國畫在美國博物館》(收錄于北大出版社2012年《翰墨薈萃》一書)一文中，高居翰仍然在文中明確説：“我堅信，深深地堅信，《溪岸圖》不過是近代畫家、贗品製造者張大千的偽作。”
六、此次北京發佈會上，蕭平先生公開稱徐邦達“在過眼撩路之間把翁方綱的題跋都抄在裏邊”，其實徐邦達在其《古書畫過眼要錄》所抄翁方綱對《功甫帖》的題跋乃李佐賢書畫鑒影的文字，並非拍賣本《功甫帖》的翁方綱跋，如徐抄本與書畫鑒影均為“元祐中”，而拍賣本《功甫帖》則是“元祐初”等，這一方面説明蕭平是説假話，另一方面也説明徐邦達未必就見過原作。
蘇軾的《功甫帖》是存在的，但蘇富比拍賣的《功甫帖》能歸於蘇軾名下嗎？況且， 拍賣本《功甫帖》上三段翁方綱題跋字跡已有不少學者質疑為低劣倣造。其文字與翁氏文集中收錄的跋文略有差別，勉強解釋為可能在抄寫過程中出現筆誤；但倣翁氏題跋書法的偽劣，已可以證明此蘇富比版“《功甫帖》”並非翁方綱當時看到的那幅真正的《功甫帖》。
蕭平原供職南京博物院，後離職。此次發佈會對他的介紹卻是故宮博物院特約研究員，那麼，他是故宮編外人員嗎？能代表故宮嗎？他以這樣的身份出席這一發佈會知會故宮博物院嗎？
七、劉益謙先生何以“選擇性”只相信拍賣實戰人員？
劉益謙的一位朋友春節前曾發出公開聲明，透露早在劉益謙購買《功甫帖》前，曾受託轉告劉益謙上博和故宮專家一致看偽的意見，但劉益謙仍堅持拍下此帖。劉益謙先生在北京發佈會期間針對“為何相信蘇富比的研究報告，卻沒想過請故宮博物院的相關專家求證”的問題表示，他“更認可從(拍賣)實戰角度出發的人”，言語之間並不相信博物館與國家級文物鑒定專家的鑒定，但他在2013年12月21日就《功甫帖》首次接受採訪時的發言卻有“(邀請)全球博物館的專家對《功甫帖》的真偽問題進行研究討論”的話，即在鑒定真假方面相信全球博物館專家，而並未提及更相信拍賣界的實戰者，這前後態度如此不同及“選擇性相信”，不知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