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真偽爭議反映出中國書畫鑒定的當下窘境。隨著謝稚柳、啟功、徐邦達等（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小組成員的年事已高或相繼離世，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古代書畫由誰來鑒定一直是一個疑問。
1080年除夕，蘇軾因離奇的“烏臺詩案”，在被關押了4個月零20天之後出獄。獄外微風習習，鳥雀嘰喳，東坡提筆寫下了“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又寫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大年初一，蘇軾在長子蘇邁的陪同下，啟程前往貧瘠荒涼之地黃州。
蘇軾極有可能是在赴黃州途中向正在當涂的友人郭祥正（字功甫）寫信作別，故有“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之語，這便是海內著名的《功甫帖》，僅僅9字，筆跡雄強朗潤，尺寸為古代一封折頁書信大小，文博界泰山北斗張珩（字蔥玉）將之與米芾的《蘇太簡參政帖》並列，稱為北宋書法“雙壁”。此帖流傳有序，見於安岐《墨緣匯觀》、張珩《張蔥玉日記•書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徐邦達讚揚它“神采飛揚”，稱為“上品”。它也是蘇東坡流傳於民間的惟一書法作品。
時光走馬千年，荒誕穿越古今。
2013年中秋月圓之夜，有“中國第一買家”之稱的上海收藏家劉益謙以822.9萬美元（約合5037萬元人民幣）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競得《功甫帖》，在收藏界以及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並且驚動了政府。2013年12月，該帖抵達上海，通過浦東自貿區保稅倉庫入境，避開將近1200萬元的應納增值稅額與進口關稅，並計劃于2014年3月在劉益謙創辦的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時展出。
平地起驚雷。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鐘銀蘭、單國霖、淩利中3位研究員通過《新民晚報》突然發難，公開質疑此件《功甫帖》是偽作，且還是非原作鉤摹、從石刻拓本中鉤摹的贗品，以“雙鉤廓填”手法鉤摹自晚清鮑漱芳（約1763-1807）輯刻的《安素軒石刻》，製作時間可定於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連帖上清初翁方綱的題跋也斷定為假。
鐘銀蘭，年逾八十，上海博物館領軍的專家；單國霖，20年前就是上博書畫研究部主任，現已年過七十；淩利中，鐘銀蘭的學生，現任上博書畫研究部副主任。
一石激起千層浪。事件在疑點頻出、難以解釋、眾人錯愕、眾説紛紜、人身攻擊中發酵和推移，逐漸從意氣之爭、個人恩怨導致的“真假之爭”演變為對上博文物流失的質問。在千呼萬喚中上博拋出兩份報告，力證此物乃偽作；但面對文物流失的質疑，上博迄今保持沉默。此次爭論可以説是恢復文物藝術品拍賣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真假之爭。
劉益謙困境
上海博物館此次主動向《新民晚報》和《東方早報》曝料，大違“學術不干擾市場”這一準則，平時研究員們雖然個人私下裏會幫人“掌眼”，但是絕無以上海博物館官方名義公開對市場拍品品頭論足之行為。
對此，上博3位研究員解釋説：“中國收藏家耗費財力和精力，力促海外文物回流的決心值得嘉許，但有一個前提要成立，文物必須是貨真價實的真品。如若偽品能披著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並享受到相關政策，將為日後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無窮後患。”
3位研究員進而辯解：“私人收藏品鑒，以藏家滿足為上；但進入公共視野，在美術館裏起到美術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偽，關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貽笑後人。”
但業內普遍認為，上博研究員的突然發難，起因是由於祝君波的一篇文章以及上海收藏家顏明與蘇富比新任書畫部主管張榮德之間的個人恩怨。
朵雲軒創始人、現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10月19日在《新民晚報》上發表文章説：“于博物館而論，如今隨著這些一言九鼎的宗師先後謝世，許多博物館面對徵集書畫的挑戰，已無權威敢拍板。為什麼出現這些斷層？究其原因，是我們建立的博物館制度，鑒定人才由院校畢業，入館培養，但很少放飛野外，往往紙上談兵，研究來研究去，就是遠離真偽二字，也難得做真刀真槍的決定。又逢1949年以後形勢大好，一有老先生扛著，二有藏家捐獻，三是‘文革’送貨來。所以藏品不愁。”
“反觀民間，或在行裏做，或單打獨鬥，用自己的‘肉裏分’（錢）買東西，弄不好就傷筋動骨，故學習愈加刻苦，專研愈加深入，倒也出了不少人才。馬成名、張榮德就是我們知道的代表人物。他們天天要看圖錄，要查資料，好像天天要上戰場打仗，自然武功高強，與日俱進。”此篇文章惹惱了上海博物館。
在蘇富比拍賣的預展上，上海收藏家顏明委託在紐約的朋友對《功甫帖》拍照，但蘇富比公司規定禁止，被張榮德阻攔。此後顏明發短信對張榮德破口大罵，業內人盡皆知。
劉益謙先是平和地表示了自己的驚訝：“我此前沒聽説有一個人對這個有不同意見，新聞出現之前我對此事一無所知。”“如果大家的意見都是贊成上博的意見，我把這個東西退了就完了。”“古代字畫歷來都有爭議。”
幾天后，劉益謙突然將自己調整到滿格戰鬥狀態，三發聲明，名為感謝，實則諷刺挖苦冷嘲熱諷兼而有之的“高端黑”，針鋒相對，言辭犀利。
文物藝術品拍賣圈子窄小，極重人情，遇事口耳相傳得再盛，事不關己也極少公開發表言論。此次《功甫帖》事件，不少市場派人士均站出來力挺劉益謙，比如朱紹良、易蘇昊、馬未都、李雪松、季濤、劉尚勇、劉雙舟、尹光華、陸忠等人。
馬未都做客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時説，感覺上博這次像是在鬧事兒，不是學術討論。
但劉益謙的困境在於，不管他個人擁有的藏品多麼令人咋舌，因其一直保持著草根狀態，體制內的力量，不管是博物館還是媒體，對他採取行動時幾乎可以説是毫無顧忌。
上博研究員看沒看過原件？
當上海博物館首對《功甫帖》發難，劉益謙反駁道：“你們沒有看過原帖，怎麼就能下結論？”
緊接著單國霖在12月23日的《解放日報》上表示，他和鐘銀蘭都曾見過《功甫帖》實物，另一位研究員淩利中也表示，他在蘇富比的預展上研究過這件拍品。“上世紀80年代曾有人研究過一件‘文革’抄家得來的《功甫帖》，經過研究考證，發現是贗品，於是退回物主，後來聽説此物被帶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國，但目前也無法確認。”
隨後微網志上有人將徐邦達親眼在上海博物館看過此件東西並確認為真跡無疑的證據上傳，公眾因此轉而質問上海博物館是否致使文物流失。
在蘇富比通過微網志發表《對有關蘇軾〈功甫帖〉質疑的回應》，堅稱為真跡之後，1月14日，單國霖再度接受《解放日報》採訪，針對他此前曾向媒體透露上世紀80年代看過《功甫帖》，他表示：“記錯了，是另外一張帖。《功甫帖》是摹本，可能是自己寫的，沒有雙鉤廓填。”對蘇富比的回應，單國霖表示，“不會看，不理它。”
單國霖同時表示，他無法回答《功甫帖》是否作為“文革”抄家物資進入過上博，“這要問辦公室。”
這就存在兩個問題：如果兩位老專家沒有看過原作，那麼他們如何得出結論、提交報告的？如果兩位看過原作，又是在哪看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蘇富比的拍賣圖錄介紹：“據《書畫鑒影》記載，在成親王永瑆和李佐賢時，《功甫帖》與蘇軾《劉錫勅帖》，米芾《章侯帖》、《道祖帖》原合裱一起，同為《蘇米翰札合冊》。現今，米芾《章侯帖》已歸上海博物館，列為一級藏品，米芾《道祖帖》和《劉錫勅帖》合裱為一卷，亦為某博物館所收藏。”
業內普遍的説法是，這4張名帖均為“文革”時從天津大銀行家許漢卿家抄來，其餘3件現仍藏上海博物館，但是許家後人要得厲害，所以蘇富比隱晦地説，其中兩件“亦為某博物館所收藏”。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報》方翔透露：多家媒體今天上午從上海博物館方面核實得知，這件《功甫帖》無論是收藏還是寄存，都未曾到過上海博物館，許漢卿的抄家清單中，也未見這件《功甫帖》。上世紀50年代，此帖裝裱成立軸後，一直深藏未現於世。
《新民晚報》發表文章説：“在文物藝術品鑒定水準上，博物館的專家強還是民間的實戰派行家強？這個問題好像成了國內收藏界這些年來爭論的熱點。……有人嘲笑博物館專家缺乏實戰經驗，徒有書本理論。未必然。我有一比喻，有的博物館專家就像是一直苦練絕世武功卻從來沒有和壞人打過架的人，初入江湖，碰上個出手無賴狠毒的小流氓，也可能會失手。但是，只要多來幾個回合，他回過神來，小混混就不是他對手了。”
一位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專家説：“很多人以為我們市場中人的立場不盡客觀，其實市場的眼睛雪亮，我們無所憑藉，再不客觀就立不住腳；但是博物館研究員自身牽扯的利益更大。”
中國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針對《功甫帖》之爭撰文説：“文博單位的‘專家’半遮琵琶半遮臉，一方面基於專業倫理，一方面又受到斤斤利益的誘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經濟利益的鑒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劇降低，已經到達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半路殺出個朱紹良
2014年1月1日，上博單國霖、鐘銀蘭、淩利中在《中國文物報》發表兩篇學術報告，詳解《功甫帖》為何並非真跡；1月2日中午，劉益謙針鋒相對發表第三篇聲明，名為“回歸學術，回歸理性”，認為《中國文物報》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3位研究員個人名義發表的，且兩篇文章觀點不盡相同、內容互相矛盾。1月11日，《新民晚報》再次整版刊發上博研究報告《〈功甫帖〉一點補遺》。
自《功甫帖》捲入贗品漩渦以來，“雙鉤廓填”這一生僻的古代書畫用詞一時像“三聚氰胺”一樣被普及。在大眾感覺雲山霧繞之際，博物館系統研究員們三緘其口，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專家對此帖為偽作之説倍感荒謬。
3位研究員質疑《功甫帖》為假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1.此帖為側鋒入筆，不是蘇軾筆法；2.此為從拓本摹來；3.石花、斑點、圭角、棱角狀，以及牽絲、飛白、散毫、枯筆等運筆與筆觸，均屬石刻拓本中非人工自然書寫而産生痕跡；4.清初藏家翁方綱的題跋對不上；5.徐邦達沒有見過此帖；6.此帖為“雙鉤廓填”；7.用筆偶成鋸齒狀。
宋元書畫專家朱紹良對此一一反駁：
1.首先翁方綱題跋對不上是有先例的，故宮博物院所藏歐陽修的《灼艾帖》上，翁方綱的題跋也對不上；
2.現已找到徐邦達發表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年02期上的文章：“其中蘇書《功甫帖》、米芾書《惡札帖》，現藏上海博物館，皆真跡無疑。”表明徐邦達確然親眼見過此帖無疑，而且徐邦達先生將此帖編入《徐邦達集•古書畫過眼錄》；
3.“雙鉤廓填”，簡單説就是先用細線描出兩邊邊兒，因此叫“雙鉤”，然後用墨填滿。因填墨時墨色不均，所以在陽光下非常易於辨認，但不上手實物看不出來，此作假方法極為簡單幼稚；
4.從拓本刻摹而來，純屬無稽之談，歷來都是從墨跡轉化為拓本，很少從拓本轉化為墨跡，歷史上只有一個不成功的例子，就是顏真卿的《裴將軍帖》；
5.鐘、淩兩位研究員認為此帖筆畫是側鋒出筆，一定為假，但是國家文物局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組長、上博顧問謝稚柳就認為，蘇軾筆法一定是側鋒出筆。對比蘇軾所有墨跡，左低右高、側鋒出筆、八面出鋒、筆濃墨肥是蘇軾書法的典型特徵。這一點黃庭堅在《山谷集》中記載得很清楚，上博沒有認真研究就放炮；
……
朱紹良説，“我們要保護毛毛。劉益謙已經花費幾十億收藏古代書畫，如果把這麼一個指標性的、風向標式的人物打垮，我們的市場還有我們民族的文化恐怕就沒有一個薪火傳遞的人物。”
朱紹良公開發表聲明稱：如果劉益謙不堪其擾想放棄《功甫帖》，自己願意收藏，並已經準備好資金。
真的是真假之爭嗎？
中拍協的季濤也表達了幾點疑問：“1.如果真跡在上海博物館，專家們把它拿出來與劉益謙買到的那件進行對比不就可以説明問題了？！2.如果《功甫帖》因為某個原因不在博物館了，作為曾經的國家館藏文物，上博總應該公開説明它去哪兒了？3.即便這件東西是假的，上博怎麼就有權給私下清理出博物館了？”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全國一級文物書畫類一共不過500件，北宋的國內只有100件，蘇東坡這件《功甫帖》肯定是一級甲等。文物降級，需要國家文物局批准，何況這件東西連降三級成為級外品，以贗品身份過了海關，流傳國外，那麼上海博物館當年是誰寫的報告？又是誰批准的？
儘管上海博物館前任館長已經逝去，但現在事發，上海博物館很可能被降級，國家文物局會將館內一級文物調走，現任館長將顏面無存。何況涉及到文物流失，這就不僅僅是顏面問題，而是刑事責任。單國霖正是當時上博書畫部主任。
一名微網志名字叫“曝書亭”的網友發言説：“《功甫帖》入過上博無疑。留幾件，退幾件似有協議安排，並幫助《功甫帖》斷偽出境。終於明白鐘、單二賢為什麼拼了老臉要説《功甫帖》及翁跋是嘉慶以後造的。當時文物出境的界限正在嘉慶這條線。海關檔案應該還在。”
江蘇省書畫鑒定委員會主任李路平發帖談《功甫帖》事件原委：“當初釋還‘文革’抄家物件時，主人講《功甫帖》不錯，可低價轉讓給上海博物館收藏，而鐘銀蘭先生認為《功甫帖》為贗品，一口回絕了主人，致使《功甫帖》當時以高出上博的幾倍賣出，此帖流失至海外已物轉了兩個主人了。所以目前上博只有堅稱《功甫帖》為偽，不然使蘇軾真跡流失海外博物館是要擔責任的，當時定《功甫帖》為贗品的專家也會受到垢辱。只有中國式的博物館管理機制的疏忽，才造成了名跡再度流失，也成了上海博物館之痛！”
如果重要文物流失成真，那麼上博所有不合理的行為也都有了合理解釋。知情人士説，由於抄家退賠等種種歷史原因，這件東西一直就沒敢入檔，1987年全國文物鑒定形成了一本古代書畫圖錄，這件東西沒有在圖錄中。上博本來就是在庫裏藏著，沒有公開拿出來。惟一能證明在庫裏的就是徐邦達的這篇文章。所以《補遺》一文堅持説，徐邦達和張蔥玉都沒有看過原作。
“如果你的還在，那你就拿出來。如果80年退賠了，那也得有退賠交接手續，拿出來。不拿出來反而選擇高調炮轟這件東西，不明智。”
“館二代”
“明明是諸位收藏大家、鑒定大家們確認過的東西，為什麼要輕易否定呢？”一位頂級收藏家困惑不已。
安岐，字儀周，朝鮮人，宰相明珠的家奴，在天津販鹽為生，富甲一方，著有《墨緣匯觀》一書。安岐死後他的兒子編了一本《墨緣匯觀續編》。乾隆皇帝把安岐的書畫一網打盡，成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雛形和基礎。安岐收藏過的東西，現在世界各地博物館都是一級文物。
張珩，字蔥玉，中國現代書畫鑒定奠基人，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領域可稱為天才的鑒定大家。其祖父張石銘是著名收藏家，著有《適園藏書志》。1934年，年僅20歲的張蔥玉被故宮聘為評審委員，1946年再度被聘為故宮鑒定委員。解放後張蔥玉受鄭振鐸之邀，出任文物局文物處副處長（至1963年未設處長一職）。1950年以後參與香港秘密小組，對收集在港的重要中國古籍善本、古代書畫的進行鑒定，將三希堂的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迎請回家。1952年受文物局委託對東北溥儀散佚文物點查，1962年擔任全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組長，對全國一萬多件書畫進行審鑒。
張蔥玉先生經過多年購藏活動，建立起門類齊全的收藏體系，所藏書畫上至晉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尤其是對高古書畫的收藏，名列榜首。1947年好友鄭振鐸為其編撰《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啟功曾稱讚“韞輝齋所藏書畫無一贗品”。
徐邦達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鑒古書畫聞名于江南。1933年，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餘箱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後又運至南京。當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抓住機會去庫房觀摩，在那裏看到了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兩幅畫上都有乾隆御筆分別題説其真偽。然而，經徐邦達仔細考證，發現乾隆御筆題説是假的，那張《無用師卷》卻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説是真的那張《子明卷》卻是假的，這一説法推翻了清朝宮廷的定論。1937年徐邦達協助上海市博物館辦理“上海市文獻展覽”中的古書畫徵集、檢選、陳列之工作，受葉恭綽之托撰寫《古書畫提要目錄》。1950年經張蔥玉調北京國家文物局，1953年以各地徵集和收購到的3500幅珍貴書畫作品為基礎，重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1978年起，奉派到各地收藏書畫，歷時8年。期間又曾去美國，寫成了《訪美所見書畫錄》。
朱紹良説：“這些人的眼力是現代人所不能比的，他們從出身、學識、閱歷，目前我們當代人有哪一個比得上？現在有一種潮流，就是推翻前賢論斷，雖説前賢們説的話也不是金科玉律，但是我們這代人要推翻他們的結論，實在要小心又小心。”
“從拍賣市場出現以來，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定要否定前賢，所採用的證據大多站不住腳。這些老先生的書、畫我們肯定都不及，也不是一樣的時代，他們所見過的東西，我們只見過千分之幾萬分之幾。他們從小生存在古漢語環境中，使用毛筆。這和我們完全不同。否定前賢的勢力很多都來源於文博界，真是奇怪。”
“2003年《寫生珍禽圖》在嘉德出現，這件東西徐邦達在他的《古書畫偽訛考辨》、謝稚柳在他的《宋徽宗趙佶全集•序》以及傅熹年在他的《書畫鑒定集》裏面都提到過，這件東西是宋徽宗的親筆真跡。但是社會上就出現了很多雜音，尤其是以博物館系統的研究員居多。2003年我曾經問教于啟功先生，‘這個東西如果要是沒有款沒有印，怎麼來判斷是不是宋徽宗的東西？’啟功先生説：‘徽宗畫的這個東西，非常明顯的是‘以書入畫’，徽宗書法的一撇一捺就代表了竹葉，竹尖以後再出尖，這是典型的瘦金體書法造成的。
“易元吉的《獐猿圖》，張蔥玉在他的日記和他的《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裏都曾記錄，徐邦達傅熹年先生都認為有道理，是不是易元吉不敢確定，但是至少是北宋。可是現在的人就把它往元朝以後説。易元吉這東西，各種筆法完全符合高古畫法，它所用的絹，一定不是宋以後的東西。中國的生絲非常奇怪，北宋還稍微粗點兒，南宋以後非常細，入元以後畫畫所用的絹就粗糙了，到明代都不行，直到雍正年間才恢復了高水準的生産工藝和技術。馬王堆出土的帛衣只有42克，後人再怎麼做都超重，浙江杭州絲綢博物館研究所用了數年時間研究，讓蠶的生態環境倣遠古時代，體型瘦小，吐的絲也變細了。儘管如此，做出來同等尺寸的衣服仍然超重6克。易元吉所用的絲絹，絕對不是宋以後的東西。
“然後就是這件蘇東坡，安儀周《墨緣匯觀》、張蔥玉日記、徐邦達《古書畫過眼錄》中都有提到，這麼多前賢，能連續犯錯誤嗎？那麼還有人要問，為什麼元、明對《功甫帖》沒有著錄？故宮所藏《聽麟琴圖》、馬林的《層疊冰綃圖》也無著錄，因為入宮了。”
張蔥玉、徐邦達、謝稚柳解放前活躍在市場上、解放後被博物館收編的扛鼎人物謝世之後，目前這些“館二代”研究員的水準，難以服眾。
陳履生説：“《功甫帖》真偽爭議反映出中國書畫鑒定的當下窘境。隨著謝稚柳、啟功、徐邦達等小組成員的年事已高或相繼離世，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古代書畫由誰來鑒定一直是一個疑問。”
業內一些人士説，要論證蘇東坡此帖為真，需要強大的學術功底，但是要論證上博兩篇報告荒謬，太容易了。
陳履生説：“從藝術創作本身來看，筆法中的一勾一捺極有可能因為書法家的身體、情緒狀況，毛筆等工具的順手程度，風晴雨雪的氣候影響，所帶來的筆跡的差異性可能是判若兩人，如果僅就此中些微的差異來判別真假，無疑會帶來誤判。因此，筆跡的比對難以完全還原它的歷史真實。而像《功甫帖》中有關前輩徐邦達先生的論斷，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誤記’而渾水再起，因為死無對證。顯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處是它出現在當下。就目前的狀況來看，《功甫帖》最終將會形成一個無法收拾的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