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學是通過大量研究成果的積累才能實現穩步紮實進步的學科。在《考古學科“十一五”規劃調研報告》中，提出過20項需要重點開展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都不能説已經完成，還有待於新資料的支援和大量不同研究認識之間的充分爭鳴討論。因此，考古學“十二五”期間的主要研究任務並未明顯超出這20項課題之範圍。茲將這些課題整理、調整如下：
1、中國遠古人類及文化研究
關於人類的起源，分為兩個階段的問題：距今200~300萬年間的人類起源和距今10~15萬年以來現代人起源問題。國際上的主流觀點是最早的人類起源於非洲東部，其後逐漸擴散至整個歐亞大陸，大約在距今10~15萬年之間，現代人祖先再次從非洲擴散至歐亞大陸，替代了當地原有人類種群，並最終擴散到除南極洲之外的各大陸。但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境內較為豐富的化石證據在很大程度上不支援這一主流觀點。如何理解東亞地區的資料，將是解決有關人類起源不同假説爭論的關鍵。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任務主要有三個方面：① 開展田野工作，繼續尋找發現相關資料，尤其是相對欠缺的舊石器時代中期的資料，建立更完整的發展系列資料。② 運用DNA檢測等技術，開展針對舊石器時代人類資料的體質人類學研究。③ 人類文化變化發展的形式、內容是了解和佐證人類體質演進發展的重要方面。開展對各時段人類遺址和文化的系統綜合研究，通過各種方法和手段的研究，揭示文化和人的行為方式特徵及其演進過程，將對於理解人類起源、人群的遷徙和文化傳播等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2、舊、新石器文化過渡遺存的研究
最後冰期以來的環境巨大變化，迫使人類文化全方位調整，産生了包括生計方式和取食活動內容的變化、農業産生、居留方式從流動趨向穩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製品的出現、精神觀念的變化等等，人類歷史遂進入新石器時代。現有資料業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區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有自己的特點。
當前對於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研究任務，主要有下述幾個方面：
① 在若干重點地區開展田野工作，繼續發現和充實考古資料，整理已有田野資料。
② 開展陶器、磨制石器起源及早期發展的專題研究。這些新技術的出現，是人類技術史上的重大發明。目前在中國華南、華北、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以及日本列島發現的相關資料表明，東亞地區制陶技術的出現在世界範圍內時間最早，局部磨制石器出現的時間甚至更早。需要通過對相關遺存進行精確年代測定，開展功能、形式和製作工藝技術的分類及其流變過程研究，從而復原東亞地區內部陶器起源的具體過程、探討其産生的原因機制。
③ 農業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中國是世界上幾個農業的獨立起源地之一，有南方稻作農業和北方旱作農業兩個區域，但二者在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的關係尚不分明。目前，有關南方地區稻作農業起源階段的考古資料有了一定積累，相關研究也呈現出從水稻遺存的種性鑒定轉向通過區域環境復原和通過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對人們所利用資源的復原、人骨遺骸的食性分析等，探討稻作經濟的形成過程發展的趨勢。“十二五”期間，應當繼續加強這個方向上的研究。在“十一五”期間，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資料有了顯著增加，從而有望在這個問題的探討上獲得進展。
3、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分區研究
通過對各地區各時段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學研究建立年代框架，通過對文化面貌的分析比較梳理其流變譜係，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領域，對於缺少歷史文獻記載的史前領域，這類研究尤其重要。
① 舊石器文化的分區研究
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南北兩個工業傳統的宏觀框架已經得到大多數研究者的同意。隨著近年來舊石器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應當逐漸建立內容比較細緻的文化框架體系。在資料相對匱乏的地區，應將重點放在尋找發現舊石器遺址或地點方面。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需要定性描述，更應注重運用技術類型學、定量分析等方法技術，以更客觀總結不同地區文化特點及其發展脈絡。
②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
已經建立起來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係框架體系中，不同地區或不同時段之間在資料豐度上不均衡的狀況依然存在，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發現資料，填補空白和細化分期分區的認識。“十一五”期間，針對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但研究範圍尚局限在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各地區以及一個地區不同時段的研究程度也不均衡，遺留問題應在“十二五”期間加以解決，這個範圍之外的廣大地區以及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的年代學研究也應當陸續開展起來。
繼續鼓勵對考古學文化展開多學科、多角度的綜合研究。例如從經濟形態、産品流通或技術傳播等角度對文化間關係的分析等等。
4、史前聚落形態的考古學研究
聚落形態研究是復原和研究古代社會的最有效途徑之一。中國考古學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態研究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50年代，但直到學科開始整體轉向社會歷史的復原研究後，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態研究才逐漸蔚然成風，並且不僅局限在新石器時代考古，近幾年的三代考古中也有所開展，而秦漢等帝王陵園之佈局結構的整體調查，也可視為聚落考古的特殊形式。早在“十五”期間，聚落形態的考古研究就被列入重點研究課題，“十二五”乃至更遠的將來，仍將是重點研究領域。
聚落資料來自田野工作，以發掘資料最為全面、系統和細緻入微，是最好的研究資料。但全面揭露一個聚落週期長，投入大，且在政府管理部門強調遺址保護而對發掘申請的審批極其慎重的當前形勢下，完全期望通過發掘獲得聚落資料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提倡儘量充分利用調查手段，開發包括各種遙感、物探等遺址勘查技術，以獲得資料，輔之以適度發掘來驗證調查認識和補充調查資料系統性不夠的缺陷。聚落群的研究以區域調查方法為主，也需要配合對聚落群中典型遺址適度發掘所獲認識，以便正確把握調查資料。
聚落形態研究，即對聚落所反映的社會的復原，涉及方面眾多，大致可分聚落經濟技術內容及其與環境資源之關係研究；聚落社會組織結構研究；聚落社群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同領域的問題，要用到不同的研究技術和方法，是需要格外講究的。
5、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學研究
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複雜化呈加速度發展，夏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至有週一代，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已經成熟，早期中國發展至頂峰和完備，此後演進蛻變，終於建立秦帝國，中國歷史遂進入另一階段。對於這個過程的研究，不僅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課題，也需要將其置於整個人類歷史的廣闊視野中去看待。
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學研究的內容貫穿整個“十二五”規劃之中，研究範圍自西元前3500年~前221年，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段重點探討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龍山時代黃河、長江兩大河流域和西遼河地區，長城地帶等參與史前文明進程的主要地區，通過不同地區社會複雜化、文明化過程的比較研究，總結概括中國文明的本質、特點和發展模式等根本性問題。但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是極為複雜的問題，因此在“十二五”期間，仍需要提倡開展有關這一主題的各種形式、內容和不同規模的研究。
後一階段，重點研究夏、商、週三代氏族社會轉向國家統治形態，完善政治制度，調整社會結構，強化意識形態壟斷等方面的歷程，闡明中國文明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等重大歷史問題。進而説明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這是一個極有歷史價值，也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① 國家形態的研究。尤其是夏、商二代的國家形態尚存許多模糊不清的問題，考古發現的豐富的城址，為研究其佈局結構、流變及其從中體現的社會政治生活的演變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還應注意城址與周邊聚落的關係，也即“國”與“野”的問題。而對比龍山時代各地城址與二里頭遺址等被認為是夏人的城邑，可望從兩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準、社會分化狀況、生産組織和社會職能的複雜化狀況、都邑營造制度之異同等方面綜合和深刻考慮夏的國家形態這一受到廣泛爭議的問題。
② 各種制度研究。在三代各種制度的研究中，禮制是核心問題。禮制本質上是互為裏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物化表達形式，前者是以血緣關係的親疏決定的社會基本結構，後者是根據這種基本結構安排的財産、權利、義務乃至國家政權的分配與繼承法，而禮制則是規範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各成員的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規定，涉及出行、宴飲、服飾、用器、宮室、營國、婚喪、禮賓外交等各個方面。禮制在西周發展成完備體系，對後世産生重大影響。禮制通常可通過相關遺跡現象的規模等級、數量和品質表現出來，這正是考古學研究的特長，應當發揚光大。
6、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
進入夏商，開始陸續有了文獻的記錄，因此，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代民族背景的問題，較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顯得更為複雜。同時，三代周邊地區的情況又不似新石器時代者清晰。因此，考古學文化研究在三代考古中始終是備受關注的領域，“十二五”期間還很有必要繼續予以充分的重視。茲建議以下述方面作為重點課題：夏商週三代文化的緣起過程，以及其處在文化並行期間的相互關係研究雖然歷時已久，卻仍須關注；三代王朝文化與周邊地區諸文化關係的研究，為歷史上“九州”、“中國”概念的理解、重構上古曆史分區以及周邊集團與中原王朝關係等提供線索，是非常重要的基礎研究。當前，周邊地區考古資料的積累很不均衡，制約著研究深入開展，需要計劃地開展一些田野考古工作，抓緊已獲考古資料的整理和發表。對這些周邊青銅文化興衰過程梳理的同時，其原因與背景也應予以適當關注；西周封國，諸侯國與中央王朝之間的關係，構成整個有週一代社會運作的重要方面。從考古學的角度，首先從文化遺存中將各國別文化識別出來，進而梳理其演變脈絡，是國別史研究的基礎。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在幾個大國文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不均衡，中小國別文化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十一五”期間，有關資料有了新的積累，有望再做深一步的研究。
7、古代城市與村鎮研究
城市考古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重要領域。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準、文化交流等等都在城市遺跡裏有集中表現。
歷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多經歷了若干朝代使用和建設，相當數量者為現代城市所迭壓，考古工作難度大、週期長，其田野工作方法本身，以及如何引用現代探查和測繪技術，提高城市田野考古水準，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
① 長期以來，城市考古研究的重點是佈局結構方面，需要考慮宮城和宮室、裏坊、集市、道路、城門、給排水系統和城防等軍事系統、碼頭和倉庫等物資保障系統等。對於遼上京、元上都、統萬城等早年廢棄，保存尚好的城址，需要儘快組織力量詳細勘察測繪，必要時應佐以適度發掘，全面獲取資料。那些歷時若干朝代建設使用的城市，由地層堆積極其複雜和大面積發掘多受局限，努力廓清不同時期的遺存，確定城市發展不同階段的準確佈局，則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② 在厘清個案城市遺址的文化內涵、沿革變遷的基礎上，開展不同地區或不同時期城市的比較研究，探索古代城市發展規律，是本課題的另一項重要研究任務。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最好在盡可能長的歷史時段中進行。因此，從史前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現起，三代城邑發展、漢唐直至元明清代的城市，都應攝入研究視野。此外，“十一五”期間一些古代村鎮的發現，為此項研究注入了新內容。將來類似的資料積累多了，就有可能把城市研究擴大為城鎮網路的研究，這對於地方史的復原具有深遠意義。
8、古代墓葬制度的考古學研究
墓葬和墓地的考古學研究探討古代社會，是中國考古學歷來最為重視的領域。“十二五”期間繼續加強這個領域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座隨葬品豐富的墓葬資料固然重要，然而一座完整的墓地所提供的資訊絕不是所有墓葬資料資訊的機械迭加，有關當時社會的大量資訊還存在於這些墓葬彼此之間的關係中，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提倡全面把握一個墓地的工作方法，包括對陵園兆域內外的享殿祠堂等附屬建築的詳細了解，歷代帝王陵墓雖然出於文物保護的原因禁止發掘，但動用傳統和現代技術對其詳細勘察，當是必要和可行的。
不同時期、地區的墓葬有不同特點，反映了不同歷史背景內容，有不同的研究側重。如新石器時代墓葬的研究中，氏族社會組織、社會分化等是引起關注的焦點。夏商週三代墓葬所見等級制度、社會結構，以及三代禮俗的異同等是重要課題。當然，從各地埋葬制度、隨葬品風格的不同所見區域社會文化或國別族屬等的研究，更是經久不衰的課題。三代以來，經漢制到唐制，再歷宋元明清，諸歷史時期的墓葬制度因社會環境變遷有所演變，其研究重點應放在墓葬等級制度，墓地的整體佈局，墓葬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及宗教觀念的演變等方面上，以及關注墓地佈局結構、風水堪輿，陵寢制度所反映的皇權、族屬、等級和世俗觀念等的變化情況，從中探討相關社會、文化背景及其變遷。而豐富的文獻史料可進一步佐證研究的歷史結論。
9、古代手工業遺存的考古學研究
① 見諸考古記錄的手工業遺存有玉石器、骨角牙蚌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磚瓦、漆木器的製作，銅、鐵、鉛、鋅、金、銀、錫、汞等金屬開採冶煉和器具製作、舟船車輿的製造、以及制鹽、紡織、造紙、釀酒作坊等，還有一些門類尚未見諸考古記錄，但理應也存在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風土環境，有不同的手工業門類和各時代或地區的技術工藝特點和水準，對此開展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梳理各自的進步發展過程，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研究進行得較詳細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銀器等。其他門類如冶金、紙坊、酒坊等在“十一五”期間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在相關遺址有計劃開展一些進一步的田野工作，儘快整理髮表資料，可望取得與前幾項比肩的成果。② 手工業不但是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直觀寫照，更是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置於社會經濟的體系中進行考察，是手工業遺存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在這個方面的研究有商周青銅器産源和流通、原始瓷的産地、晚唐以來制瓷業繁榮發展和産品外銷等。但總的來説，這個方面的研究不多，深度不夠。需要鼓勵開展通過作坊遺址的分佈、佈局並結合史料以討論生産組織、生産方式的研究；通過對重要商品運輸通道及商品集散地的考古發掘資料對比研究，探討産品流通貿易及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等為目的的綜合研究。
10、古代佛教遺存的考古學研究
中國大地上有數量眾多的寺院、石窟寺遺跡，但最近一段時間，佛教考古的開展並不興旺。“十二五”期間佛教考古的任務依然是“十一五規劃”制定的：有計劃地測繪現存石窟寺，加緊資料的整理，儘快出版正式考古報告；佛教寺院特別是中國早期佛教寺院佈局、發展與演變的考古發掘、研究有待突破；單體造像的類型學研究要與石窟寺考古、佛寺考古有機地結合起來。作為外來文化並傳播廣泛的佛教，對其進行的考古學研究不必僅僅局限在中國境內，還應積極開展其起源地的研究，以及經中國向外傳播的研究。
此外，還應當進一步關注其他宗教遺存的發現與研究。
11、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
① 長期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重點在張騫鑿空西域以來，經絲綢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帶，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有關這個方向上的重要貿易交流物資如金銀器、玻璃器、絲綢等的專題研究，以及佛教、景教等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傳播的專題研究長盛不衰。“十一五”期間的研究表明，隨著一些重要考古發現，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趨勢。中國境內發現的舊石器晚期的石葉技術、新石器晚期出現小麥、銅石並用時代砷銅合金的冶金術、商代的海貝、馬車、新疆小河墓地歐洲人種的墓葬、甘肅張家垣戰國時期西戎墓地發現的黃金飾品和料器等，皆表明中西方向的交流由來已久，而有關這些交流的專題研究，在“十二五”期間依然有繼續深入進行下去的必要。
② 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外交流的另一研究領域，因水下考古發現的若干古代沉船，可初步勾勒出從東南沿海港口出發，一路向日本、一路向南洋諸島、一路再進印度洋終抵西亞東非的大範圍貿易交流的情況。目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焦點在外銷瓷方面，但據文獻記載，茶葉、生絲、香料、鐵器等，同為重要的流通商品。佛教和文化、科學技術向海外的傳播則具有更為深刻的歷史意義。此皆為需要深入開展的研究課題。
③ “十一五”期間，考古發現自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上游文化已經呈現出沿青藏高原東麓南下的文化態勢，青銅時代，其影響已經明確到達滇西地區。於是，沿獨龍江、怒江、瀾滄江、紅河向東南亞的陸路交流課題就被悄然提出了。建議有條件的研究機構或個人，在此方向上做些開創性工作。
④ 目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一些器物所見實事脈絡的梳理上，這種交流所帶來的技術進步、經濟後果，以及交流背後的文化、思想、藝術、制度等的傳播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等，則是需要進一步闡發的。中國考古學既要解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問題，也要嘗試解釋中國之於東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於中國的問題。
12、開展外國考古學研究
開展外國或境外的田野考古的工作剛剛開始。 “十一五”期間，中國考古學在走出國門方面跨出了第一步，先後在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及中亞、越南等開展了田野調查和發掘。但也應看到，這些最初的工作帶有很多偶然性，缺乏長期系統的學術計劃設計。“十二五”期間，可加強這個方面的主動性。開展境外田野考古，可先從鄰近國家或地區開始，可先從與中國歷史有關係的課題開始，逐步拓展。
考古學科“十二五”規劃調研報告課題組組長徐蘋芳，副組長嚴文明，執筆者：趙輝、陳星燦、許宏、朱岩石、杭侃、袁靖。
（調研報告全文原載于《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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