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蔡吉民油畫藝術展”將於2010年12月17日至25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行。著名油畫大家蔡吉民先生已經八十高齡，這個展覽不僅是他從藝六十年的一個總結，也是對他兢兢業業的教育生涯的回顧。

蔡吉民先生1956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油畫係，受教于著名油畫家肖鋒、全山石、汪誠一、費以復、莊子曼、于長拱等名師，1961年後在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任教三十年，是湖南省第一代美術教育家。1991年蔡先生退休，多年的教育生涯已經結出纍纍碩果，很多活躍在美術界第一線的藝術家都曾受惠于他生動的課堂教學。與此同時，他的藝術創作也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油畫《劉昆和他的徒工》入選1964年第四屆全國美展，油畫《洞庭漁歌》參加了1980年湖南省美展，油畫《編織西蘭卡普的老人》、《倚窗的女子》、《繅絲女工》、《文工團員》、《穿灰絨衣的女青年》等作品參加了歷屆湖南省美展並分別發表于各類畫冊和藝術期刊，油畫《仁》1991年曾赴美展出……

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弟子遍及海內外的藝術家竟然還是第一次舉辦個人展覽——癡心藝術的他一向不關心名利，而是不斷地以新的創作來完善自己的藝術生命。1991年退休後，蔡先生的視野從室內移向室外，從人像寫生轉向風景和靜物創作，足跡遍佈中國大地，從朱家角溫婉精緻的小橋流水，上海奔涌不息的黃浦江，到山東磅薄大氣的海景，從長沙的尋常街景到北京的靜謐衚同，他隨身帶著畫箱，把寫生融入創作，走出了一條完全屬於自己的獨特道路。

80歲仍去海拉爾寫生

記者：聽説您剛剛從海拉爾寫生回來，八十歲了還堅持戶外寫生，會不會讓家人擔心？

蔡吉民：女兒雖然擔心，但是我身體還好，沿路也有朋友陪同，他們都很支援我繼續畫畫，因為這是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愛好，在藝術上的我還要繼續探索，只要走得動我就要去寫生、去創作。這次到內蒙主要想去畫草原風景，我去的一個叫朝陽屯的地方比較艱苦，那兒有個盆地，四週高，中間低，我和幾個朋友到那裏以後，他們幾個站在高處看，我看下面風景好，就沿著很斜很滑的路下去，從上面看下面很大，但下去以後視野就小了，我看到遠處有一群牛在慢慢走，就畫這個場景。但是，每一個坑下面都是牛屎和水，看來似乎是幾十米遠的路卻走了半天，到了門前，牛群已散，只有一頭牛不走，要吃我口袋裏的玉米棒子。

我們住在中俄邊境線上的小鎮恩河的老鄉家裏，它是中國惟一的俄羅斯民族鄉，80%以上是俄羅斯族，他們家家戶戶養馬養牛，牧民騎著馬放牧。我臨走前前一天路過一個地方的時候看到夕陽從雲層穿透下來，很有繪畫性，可是當時隨行的人太多，我也不好意思停下來自己去畫畫。回賓館以後我一直忘不了那裏的風光，第二點早上五點起來包車去那裏畫畫，那裏是拍攝電視劇《敖包相會》的地方，是一個典型的牧場，早晨的彩霞一片片的，雖然沒有昨天下午太陽透過雲層那種透視感，但朝霞透過雲層非常燦爛。我看到一群散落在草地上的馬在吃草，原計劃畫兩個小時結束，結果一個半小時就完成了寫生，趕上了下午的班機回北京了。

我們在恩河為了畫放牧的牛群，雇了車去一個開闊的草地，那裏的草地非常開闊，牛一路走，一路吃草，我一路跟著，牛群基本是不停的，有天有個例外結果在一個地方牛停了半個小時，正好給了我畫牛的時間。

記者：您的這批畫都是現場繪製的？

蔡吉民：都是現場畫的，我去外面畫畫常常一待就四五個小時，可是有時候時間不夠了畫不完，就回來做一下補充，牛走得太快，也有拍的照片，可是我不愛根據照片畫畫，我覺得根據記憶來畫更生動，照片只是一個補充。

記者：因為你長期在南方生活，畫的南方的靜物多些，這幾年在北京生活，也畫過北京的風景嗎？

蔡吉民：2004年初到北京，開始住在亦莊，就出去畫住處附近的一條河的風景，畫河岸，還畫了一些衚同，尤其是因為以前住南方很少見到北方這種大雪，下雪了覺得風景挺好看，所以畫了一些雪景，都是現場寫生，每遇上下雪天我就到岸邊畫上四個小時的雪景，然後回來根據記憶加工完成的。

記者：您對目前油畫市場的火爆有什麼看法？

蔡吉民：我對市場一竅不通，也不關心這個市場，作品也從來沒有在市場上買賣過，對我來説畫出一張好作品比錢更有價值，畫畫是我人生最大的樂趣。

堅持寫實和寫生

記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您畫過一些有名的革命歷史畫和工農兵題材的作品，現在都保存在那裏？

蔡吉民：當時都是響應號召創作，在浙美學習就開始畫宣傳畫和主題性繪畫，我在浙美三年級的時候畫了革命歷史題材的第一次黨代會南湖會議，並在校內展出。1961年分配到湖南師範大學美術系以後還創作過一些反映工農兵題材的主題性繪畫作品，也沒有保存的意識，像《劉昆和他的徒工》是1964年湖南省選送的三幅參加全國美展的作品之一，但是展完以後作品去了哪我都不知道。

記者：《劉昆和他的徒工》的創作過程是是怎樣？

蔡吉民：那時候講題材先行，藝術要配合政治形勢，要為工農兵服務，沒有主題的就不是創作了，比如大躍進，我們也畫了很多宣傳畫，油畫單幅的也畫。劉昆是當時湖南株洲田心機車廠的勞動模範，是湖南省軍區創作組抽調我們搞創作，我自己選擇畫劉昆這個題材，然後去株洲田心機車廠體驗生活，跟著他們一起幹活，再構思創作出作品的。現在覺得畫的有點幼稚，因為當時畫的時間很短，不過當時《展訊》雜誌還提到這幅作品是湖南送來的優秀作品。

記者：1980年代以來油畫界的探索多起來了，各種風格都有人開發，您也是從革命歷史畫、人物肖像畫逐漸轉向風景畫，這也是時代的風氣吧？

蔡吉民：改革開放以後藝術創作的空間大了，很多人的藝術創作都有改變，我不喜歡跟著風氣走，還是堅持寫實繪畫，還延續這一條路。因為我長期在學院教學，這不能玩什麼花樣，寫實還是基礎，而且我個人也喜歡寫實繪畫，雖然也從其他的藝術類型吸收了很多東西，但基礎還是寫實。

我畫畫重視色彩表現力，我的老師都比較重視色彩，肖鋒、于長拱、全山石，汪誠一等都是這樣，繪畫界也有“北派重造型，南派重色彩”的説法，我的老師都比較重視色彩的。我覺得肖像畫在油畫色彩的表現範圍太窄，所以我想在色彩領域拓展，畫些靜物、風景，大自然裏色彩的變化豐富多樣，我就逐漸開始畫風景畫了。

記者：因為您強調寫生的重要性，而多數油畫家把寫生當作創作的預備階段，這個轉變是怎麼形成的？

蔡吉民：以前在學校教寫生基礎課，主要畫人物肖像一類，基本是在課堂上對著模特和學生一起畫，後來退休以後條件和以前不同，主要就開始畫風景比較多一些，有時候也畫自己的家裏人的肖像。

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也是把寫生和創作分開，認為寫生是準備階段，是習作，這主要跟傳統的題材決定論有關，創作之前要去體驗生活，蒐集素材，然後設計構圖再正式創作，所以寫生就成了蒐集素材的方法或者説基礎訓練了，可是1980年代以後我越來越覺得寫生也可以創作，也是藝術家創造性的一種體現。好的寫生創作並不是去模倣、複製對象，不是練筆，而是有個對對象概括提煉的過程，既要觀察自然，又有主觀的體驗，要以形寫神、寫意，進行再創造。

從歷史來説，不論我國的傳統繪畫大師還是國外的油畫巨匠，大家都是擅長寫生的，徐悲鴻等老一代的人都是比較注重寫生的，尤其是印象主義的畫家特別注重寫生，追求光色的效果，比如塞尚的靜物畫，莫奈的畫也是寫生，它們難道不是創作嗎？

記者：和寫生這種創作方式相結合，你會有意選擇一些題材去繪製嗎？

蔡吉民：我畫的風景裏比較多的是水，從小橋流水到大海都有，靜物也畫，比較喜歡畫閃光的東西，比如畫魚、葡萄，他們的光澤很好。寫生的過程中要經過觀察，去感受和再創造，畫出來的畫是對客觀存在的提煉，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有抒情的成分，不同於一般照相。

蘇式教育和看展覽打下藝術基礎

記者：看你經歷是年輕時先工作了一段時間才考浙江美術學院的，畫畫是受家庭影響比較大還是自己的選擇？

蔡吉民：我畫畫有家傳的影響。我外公在清末做捕快首領，也能畫幾筆國畫，父親是畫插圖的，《辭海>上有他畫的動植物及花木的插圖，他也是個水彩畫家。小舅是畫老式連環畫的，記得小時候我比較調皮，舅舅就畫了一隻老虎挂在墻上，我調皮的時候他就指著畫説：你再鬧老虎就下來吃你。

後來在上海一邊當工人，一邊就想考美術學院。1955年我第一次報名考的是中央美術學院，當是素描考的是畫石膏頭像，我接受過素描訓練，感覺畫得不錯，美院也決定要我了，可是體檢的時候發現我患有血吸蟲病，當時就説我不能帶病上學，老師就説明年再考吧，我就去住了一個月醫院，病治好之後，第二年浙江美術學院先來招生，當時主張大學向工農開門，我通過上海勞動報社推薦報考的，考試的時候是畫伏爾泰的石膏頭像，考專業的時候有三個小時，我畫的時候記得監考老師就在我身後看我做畫的過程，旁邊有個學生不是看著石膏畫畫，而是邊看我的素描邊畫，老師看到後就把他調開，不讓他抄我的，後來我還看到老師單獨把我畫的拿出來，就感到自己應該是考上了。後來解放日報上還有報道，因為當時工人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

記者：雖然浙美有林風眠、吳大羽等留法派藝術家的背景，但1950年代中國受蘇聯影響比較大，當時哪些畫家給你的影響比較大？

蔡吉民：我的老師裏如肖鋒、全山石都是留蘇的，其他老師都是出自馬克西莫夫訓練班的，受到蘇派的影響較大，當時我們全國都受到蘇聯的影響，但也有留學法國、日本的畫家，比如留學法國的顏文梁經常來給我們做講座。當時美術學院執行的都是契斯恰科夫教學法（契斯恰柯夫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彼得堡美術學院教授，他開創的系統素描教學方法對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術教育影響很大。），這種契斯恰科夫教學法講究循序漸進，因材施教，實行嚴格科學的技術訓練。從人物開始，大一每天四小時課，兩小時畫素描，兩小時畫油畫，二年級開始就全部畫油畫，一直到畢業，也有輔助的透視學、解剖學的訓練，上解剖課老師還帶我們去醫院看屍體，講解什麼是表層肌肉，什麼是深層肌肉，現在回顧起來，我感覺對人體構造講解得比較多，對人體結構與人體運動、造型結合的研究不多。但總的來説還是很有用的。

除了上課，看展覽對我們學習的幫助很大，老師經常帶隊去上海看展覽，一去就一週、十天，當時國外來的比較重要的展覽都看過，比如1956年看過門採爾的素描展（1956年10月十九世紀德國繪畫大師阿道爾夫•門採爾的二百多幅素描原作先後在北京蘇聯展覽館、上海等地展出。），讓我們每個同學都感到興奮，引起學習的高潮，我們在課堂上寫生都學門採爾的方法去畫。

總體來説，課堂上的蘇聯教學體系和看展覽學習的東西養成了我的藝術，在課堂上老師講列賓、蘇裏科夫這些人的油畫如何如何，看到原作以後的啟發更大、更直接，後來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更多的展覽，印象派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記者：能具體談談印象派對你的影響嗎？

蔡吉民：改革開放以後展覽進來的更多了，1977年看過在北京和上海舉行的《19世紀法國農村風景畫》（從法國的48個博物館借來的88幅精品）、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美籍猶太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的收藏展、畢加索畫展、巴比松畫派畫家作品展等，我比較喜歡印象派的風格，他們對色彩、對寫生的強調與我的興趣是一致的。

記者：在三十年的美術教育中，您堅持的也是紮實的寫實訓練的教學體系嗎？

蔡吉民：剛到湖南師大也是和美術學院一樣的教學體系，後來又加入了師範教育方面的內容。我在美術教育中也主張首先要畫準確，進一步要畫得生動，這已經有了主觀意識的參與，這裡要發揮形象思維進行再創作，不是完全的模倣了，再進一步就是深刻，達到以形寫神的高度。

1980年代我還參加過法國賓卡斯古典油畫技法傳授班，是湖南美協組織的，實際上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曾經學過古典畫法，先做素描底，然後層層加罩細薄的透明色完成的傳統畫法，我學習這種技法，主要是開闊視野，個人並沒有應用，因為我還是喜歡一次性直接畫法，而且，我的性格是喜歡一口氣做下去，喜歡“寫”而不是去摳、點，畫畫時抒發自己感情的方式，所以要大筆畫之，抒情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