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瑗童年時便不斷找尋著遊樂場，但那時的遊樂場卻絲毫無法給人帶來歡樂。苑瑗堪稱先知先覺，一個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中國孩子追求想像中的避風港，而這種願望就當時中國的物質條件來説根本無從滿足。“我記得，”她説“，那時候千方百計想尋找一個不同的世界，可最後找到的都是一個遊樂設施旁邊站一個大媽那種。”去過之後只能失望而歸。苑瑗的家當時在北京西南郊區的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大院裏，父親是從事文化工作的軍人。苑瑗腦海中慢慢形成了一幅完整的遊樂場景象，在這個幻想的世界裏所有一切都井然有序。後來，這一童年時代的夢幻逐漸變為成年後的完美理想，並從中産生出苑瑗近來最新的一組作品。

本次展覽上的一些稍大幅的作品也許最能表現苑瑗心底的嚮往。在這些橫向的畫面裏，不少標誌令人一目了然，例如印有米奇和米妮老鼠形象的氣球，從這些標誌出發，整個畫面迅速向四週發散到近乎抽象的邊緣。畫家與這些主題標記之間的關係在觀者心目中留下一種捉摸不定的印象。氣球以及氣球輕而易舉表現出來的人造幸福感看起來就像一個漩渦，意義與敘述在其中好似隨時都可能消失不見。這幾幅作品極具代表性，為我們觀看其他作品定下了視覺和心理上的基調。

苑瑗在從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之前，就因為以同班女同學拍的寶麗來相片為基礎——包括主題、技法和大小——創作的一組作品而受到同學和教授的關注。這組作品多以畫中年輕女孩可愛的名字（多為疊字）為題目，藝術家在其中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敏銳度，可能在無意識中捕捉到了“自拍”這一新的攝影類型背後的美學含義。由於傳播和欣賞業餘數位照片的網路出現，“自拍”變得非常流行。從狹義上講，自拍就是指自己拍自己的人像照片，從廣義上説，還隱含著個人面對鏡頭嬌羞扭捏、十分女孩氣的姿勢。這類攝影的主要審美原則是“卡哇伊”，這個出自日語的音譯詞彙與英文的cute 一樣，意思是“可愛”。苑瑗早期的肖像畫既有深度，也表現出一定的距離——儘管是以極其熟悉和喜愛為基礎——以便勾勒出這種審美觀念的基本輪廓。（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立場，現代同類的具象畫家一直都探索表現與周邊環境的關係。）苑瑗的早期畫作已經明顯表現出她有能力從視覺上對社會觀念進行反思，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在其他一些年輕畫家身上看不到的。

本次展出的小幅作品鑲嵌在經過特別設計和製作的瓷器框架裏（所有畫框均産自瓷都景德鎮），將藝術家早期的探索向前推進了一步。苑瑗沒有止步于臨摹照片，而是開始自己構建整個場景，並將模特帶到她所選的環境中，同時為之拍照，仿佛她們就生活在她童年幻想的那個完美世界裏。這些圖像每一處都緊扣當下，畫中主角是中央美院的學生，比苑瑗低幾屆，這個女孩因為在學校網上發表她極具個人風格的時尚照片而成為校內名人。苑瑗最初對她的了解便是通過網路，之後才認識本人。在這些作品中，苑瑗進一步擴展了這位模特發起創建的人造幻境。為了完成作品，苑瑗曾和她一道前往位於郊區的高端住宅群以及北京北郊的一座奧特萊斯商場。

模特在這些朦朧的淺色肖像畫裏的姿勢給人一種網上“DIY”照片的感覺，而模特身處的環境則令人回想起懷念戰後郊區理想秩序的美國式話語。置身局外的觀察者總帶著種啞然失笑的俯就態度看待中國郊區的美式“別墅小區”，對於其代表的小家庭、高碳消費的烏托邦主義深表懷疑——這種烏托邦理想在西方（至少從理論上説）是已經遭到否定的。而苑瑗作品捕捉的就是這些地方散發出來的哀婉氣質，表現了一個可能成于斯長于斯的年輕（中國）女子的主觀情緒，從而進一步展示了屬於她們的審美和精神世界。在一個人人爭先上位、缺乏穩固道德框架的社會中，這樣的場景空間能夠告訴我們很多深藏于表面之下的沉默的理想。如今的年輕藝術家中，很少有人能夠在表現此類空間和人物主題時將天真、悟性和直白如此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乍看似乎毫無創建的 模倣在我們進一步審視下變成了尖銳的批判，這樣前後矛盾的氣質可能令觀者感到深深的不安。

如何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繪畫體系融入當代語境——對於這個問題，許多藝術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苑瑗的作品就是對該問題最新的一次回應。喻紅作為苑瑗的精神導師簡直再合適不過。喻紅是“新生代”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和她的同輩藝術家在1990 年讓“新生代”得名的那次重要展覽以後，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為陷入危機的國家繪畫體系指明瞭新的前進方向。他們把目光從政治舞臺的“豪言壯語”轉向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轉向普通百姓生活的悲喜劇，從而完成了現實主義畫派的更新與救贖。喻紅近期的作品與女兒成年緊密相關，其次主要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各階層婦女的社會角色。

去年五月，在香港藝術博覽會後，苑瑗和一些朋友結伴遊覽了香港迪斯尼樂園。香港迪斯尼樂園坐落在距離機場不遠的週邊島嶼上，吸引了不少來自大陸的家長和小朋友。苑瑗終於得享曾經小時候只得眼見、未曾真正擁有的單純快樂。有那麼一瞬，她恍惚感覺自己置身於從小夢想進入的幻境。接著苑瑗返回北京畫室，於是便有了現在的這些作品。

田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