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目前的藝術環境中，地圖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就像藝術家們善於用色彩來掩蓋畫布一樣，理論家們也善於用地圖來掩蓋事實。喬治·路易斯·博爾赫斯寫過一本書叫做“論科學的精確性”，其中提出了關於地圖的寓言：一個帝國製造了一張地圖，這張地圖擁有和真實領土一模一樣的面積和細節，隨著帝國領土的擴張或縮小，這張地圖也隨之增長或者損壞，當這個帝國突然崩潰的時候，所留下的就只剩這張地圖而已。鮑德里亞在他的“擬像與倣真”中，為這個寓言做了著名的解讀，並由此將所謂“後現代”理論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今天，人們實際上都生活在那張地圖裏——那個對真實的模擬中。真實本身已經漸漸消逝了，人們關心的只是那張地圖而已。”

當地圖的概念成為一種成見，一種所有人都不自覺地認可的真相，一種辯論時的“掩體”，一種思考的盲點的時候，每個地方的藝術家都常常會被迫，或自願，或不自覺地依附在同一張地圖上，理論家們則精心地粉飾著這張地圖，而忽略了地圖下那個真實的荒漠。

語言本身也是一張地圖——後現代學者們對巴茨所宣揚的“文字的力量”堅信不疑，對福柯所講述的“語言提供自由”頂禮膜拜。後現代的理論家們相信文字，相信概括，相信語言自身的真實，相信一切表達所及的荒謬，進而相信文字所書寫的歷史，而不再相信歷史。——“擬像不是在揭露真實；而是在揭露虛無。真實的只有擬像本身。”（摘自“擬像與倣真”）

所以，在討論某個地域的藝術家群體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把他們地圖化了。地域的影響是絕對存在的，就像人始終無法逃離對家的歸屬一樣，但這種影響絕對不是對創作的統一和概括。如果説印象派群體是對新表達的追求和對權威的挑戰，那麼現在的地域性群體就是對權威的順從和對語言的依賴。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説到貴州，就想到原始和粗獷；就像我們看見一張美軍的虐囚照片，就想到記者對“霸權主義”的揭露一樣；卻沒有想到也許這張照片只是幾個高中生在生日聚會上的玩笑而已。我們總是習慣用概括或者觀念去填補任何藝術作品在我們思維中留下的空白，卻忽略了空白所聯繫著的藝術家內心的真實能量。

我們舉辦貴州的藝術家們的群展，不是為了展現他們的追求相同，或者表現他們的風格相近，而是因為他們幾個住得比較近。於是，我們把這張地圖如它所願地鋪展開來，好讓我們有機會深入被地圖所掩蓋的每一幅具體的作品中，揭開每個個體的真實。這些真實的個體，有的選擇留在貴州清凈的環境裏；有的選擇前往別處，在更有壓力的環境裏尋找新的狀態；就像一滴油彩，滲透到地圖的另一處。

他們當中有的在讀福柯，有的從畢加索找到靈感，有的堅持貴州當地略帶陰鬱色彩的圖騰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確實也對原始感和粗獷感有特別的偏愛。但這種偏愛，必須源自內心的真實，才能轉化為作品中各種動人的表達，否則，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成為對自己作品的概括；很容易就把表達自我變成尋找語言，把貴州家園變成貴州群體。他們在進入地圖的另一處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地圖的表述，地圖上另一處的油彩也不可避免地滲透進參展藝術家自己的顏色中。如果要避免變成這張地圖中的一個色塊，就還是只能尋找這地圖背後自我的真實。

我們希望，這種相互滲透的過程不僅僅是地圖上顏色的流動，還能伴隨著背後真實的涌動。我們也希望，對於每一個地方的藝術家的關注，都不會停留在對地圖的描繪上，而是能滲透到地圖的背後，那片漆黑的、駭人的、美麗的真實當中。那裏才是藝術家們真正的家園。

趙歡 許晟

200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