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伽索的藍色霓虹燈
迪拜是一個充滿了傳説的都市，在全球經濟寒潮裏更是如此。去年人們為這裡熱火朝天的城市建設咋舌——據説全世界1/3的塔吊都集中在迪拜；今年大家口耳相傳的，則是迪拜機場地下車庫的壯觀景象——西方冒險家匆忙逃離資本泥潭，扔下超過3000輛汽車，有的甚至連車鑰匙都沒拔。
未及親往見證，但迪拜機場的冷清顯而易見。不論抵達還是離開，龐大豪華的機場大廳裏，目光所及處，視野裏的人數連20都難以達到。一位朋友去年來看藝博會，出機場海關時可是排了很長時間的隊。
全世界的同行都在注視著迪拜藝博會。身在資本熱土又憑藉充裕的資金，迪拜藝博會只辦了兩屆，已經成為國際當代藝術市場上身影奪目的新銳。去年藝博會公佈的成交額為2500萬到3000萬美元，在今年這麼個環境下，迪拜還能繼續奢華嗎？
“有很多故事説這裡已成了一座‘鬼城’，”藝博會總監約翰·馬丁在開幕前的記者招待會上説，“可是大家看到了，我們還活著，還站在這兒。”幾個小時之後，開幕式晚宴上琳瑯滿目的阿拉伯美食和取之不盡的香檳、紅白葡萄酒、雞尾酒都會證實這一點，但媒體總是刁鑽的——“為什麼珠寶商成了藝博會的贊助商？”一位記者問得很直白。來看藝博會的買家或者觀眾進入展場，首先會經過奢侈品牌梵克雅寶的珠寶展入口，然後才進入藝術品展廳。雖然購買豪華珠寶的和購買藝術品的顯然是同一群人，但這樣直接總是彆扭的。
台下，珠寶商的代表站起來接過話筒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相信，美能救世界。”
安尼施·卡普爾的鏡面雕塑“無題”
“金牛”
“審查”當中堅持經營
身著長袍的酋長們翩然而至，畫廊賣家們多少忙亂起來，總有一些藝術作品不那麼適合阿拉伯世界，一位職員甚至匆忙用“報事貼”貼掉一幅畫作上裸體人物的乳頭。倫敦的Waterhouse &Dodd畫廊展出了一幅《藍色斯芬克斯》，據説畫的是名模凱特·莫斯做出高難的瑜伽動作，潑墨的色彩很簡約，遠非寫實作品。“可我們不能把它挂在顯要的展墻上，在重要人物光臨之前，他們還專門有人來檢查。”畫廊主管帕特森説。
儘管約翰·馬丁強調迪拜藝博會的憧憬之一，是通過藝術，促使在文化乃至政治上衝突的地區求同存異，但在阿拉伯世界，百無禁忌的當代藝術本身就面臨各種衝突隔閡。迪拜本地的“第三線”畫廊展出了伊朗裔美籍藝術家阿拉·易卜特喀的一幅畫作：蹙著眉頭的波斯半人馬形象，被尾部帶著“祥雲”的噴氣式戰鬥機重重圍繞，背景則是成頁鋪開的伊斯蘭教經文。一位路過的觀者認為這樣處理畫面有辱《古蘭經》，結果在藝博會閉幕之前兩個小時，組織者還得來討論這幅畫的問題。
“觀眾對藝術家有誤解。”畫廊主管説，“藝術家很清楚自己的動機，他是在談兩伊戰爭，也希望探討宗教怎樣能夠成為意識形態工具。”畫其實已經售出，畫廊還是讓官員與藝術家討論了作品，最終他們決定把畫摘掉。
這些小小的不悅並不會阻擋做生意的迫切心。展廳裏相當惹眼的一件作品，是金色珠子連綴成一群真實尺寸的印度水牛。牛，似乎不分國家、民族、文化，在全球都是市場利好、經濟強勁的象徵，在這個寒風簌簌的季節，會有商人為了討個好彩頭收藏它們也説不定。
今年的迪拜藝博會特別組織了80人的美術館貴賓團，光是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的高層、策展人、投資人就佔了18位。相當一部分畫商放長眼光瞄準了未來的機構收藏——在海灣地區有多家美術館、博物館都在規劃之中。比如英國大牌裏森畫廊帶來英籍印度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的一件鏡面雕塑，標價87.5萬英鎊，吸引了相當密集的目光，據稱有意者不少。東鄰的酋長國沙迦也把自己的藝術雙年展提前，與迪拜藝博會同一天揭幕，一些畫廊經營者非常認可這一舉動的效果：“我認為觀眾裏懂行的多了，追風的少了，你會花更多時間跟人認真地討論作品。”“第三線”畫廊的主管説。
成交紀錄“相當不錯”，當然前提是特殊的經濟形勢，畢竟整個行業都希望看到讓人高興的表現。據博覽會主辦方公佈的數字，比利時和法國畫廊Almine Rech在展覽中成交額為13.4萬歐元；德國的邁克·舒爾茨畫廊以9.5萬美元售出南韓藝術家SEO的一件作品，中國藝術家黃敏的一幅油畫也售得6.3萬美元。沙烏地阿拉伯的Athr畫廊賣掉了3/4的展品，紐約來的Goff+Rosenthal畫廊則銷售一空。就在博覽會即將結束的時候，還有一名迪拜商人“掃貨”式地訂下了40件作品。
藍色斯芬克斯
油桶上的波斯傳統花樣
用藝術闡釋中東
作為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最重要的藝術市場展，迪拜藝博會比前兩屆更進一步地突出地域特色。引入更多中東地區的畫廊、展出更多中東地區藝術家，即便西方藝術家的作品也更多地選擇與中東話題相關。
談論中東時必不可少的首先是石油。紐約一間畫廊展出了七幅一組的《油畫》系列，由旅美伊朗錄影藝術家索亞·阿扎裏和旅德伊朗畫家沙赫蘭·卡利米合作完成。畫面上的科威特油田濃煙翻捲、烈焰沖天，正是1991年海灣戰爭，伊拉克軍隊撤出科威特之前放火燒油田的情形。濃煙和火焰真的在滾動，因為這是錄影投影在布面丙烯的繪畫上，二者的結合非常巧妙默契。錄影藝術家的影像，借鑒了德國導演赫爾佐格相同題材的紀錄片《黑暗之課》。1975年出生的旅美伊朗畫家西瓦·阿赫瑪蒂則是在油桶上繪滿傳統波斯花紋，手段雖不高深，效果卻很奪目。油是這片土地天賜的財富，當然也是天賜的麻煩，也只有他們最了解這一份糾結。
論及戰爭的作品就更多。膚淺一點的，用十足女孩兒氣的亮片、絨毛、花邊、珠飾包裹出AK-47的輪廓，或是用臺布、枕套上常見的天鵝、孔雀、鸚鵡刺繡，壓住烏茲衝鋒槍、坦克、肩扛式火箭，多看兩眼，便覺乏味。沙迦雙年展上的一件錄影作品有趣多了：一個阿拉伯男子端坐，背後是阿拉伯經文“堵阿”，面前擱一支M-16步槍（倒不是常見的AK-47），對著鏡頭念一本厚厚的書。這畫面無需解釋，只要你不是隔絕於現代媒體之外，一看就知大約是恐怖分子即將去執行一次自殺式襲擊，臨行前宣講他們的信條和對敵人的警告。但是耐心看看字幕，他正誦讀的卻是《一千零一夜》裏的故事。過去提起阿拉伯，我們知道那是天方夜譚的傳奇國度；今天説起阿拉伯，尤其在西方，卻往往聯繫到古怪偏執的宗教激進主義甚至邪惡勢力。這天淵之別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又是誰造成的？
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藝術家泰西爾·巴特尼吉拍攝了加沙街頭數十家茶館、店舖、作坊，這一系列照片題為《父親》，因為這些鋪面裏無不懸挂著一幅或幾幅男性照片、畫像。鏡框中的人物或是主人的父親，或是其他國家、民族的政治首腦、宗教領袖，諸如阿拉法特、薩達姆、艾赫邁德·亞辛。頭像四週往往淩亂地伴著營業執照、古蘭經、“堵阿”……對加沙這個或許永無寧日的地區，電視新聞一貫只是重復呈現路障鐵網、燃燒的汽車、槍彈與飛石的對壘、骯髒擁擠的陋巷；藝術家的作品則帶你從過於日常的生活表層，進入複雜難解的歷史糾葛，甚至讓你從這個獨特的困局，看到整個世界的情形大抵不過如此。
如果看過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沙迦雙年展上丹麥藝術家尼古拉·B·S·拉爾森的影像裝置《相聚》會讓你覺得非常熟悉。一間小屋，兩面相對的墻上投著豎幅的影像。一邊是在沙迦打工的印度或巴基斯坦男子，或在建築工地，或在工廠車間，另一邊則是他們家鄉的親人。他們站在鏡頭前像是拍照，只不過對面是攝影機。於是相距千里的一家人，在這間小屋子裏如此“相聚”。在整個海灣地區，像這樣的南亞打工者有數百萬。拉爾森在沙迦生活工作，住處靠近這些南亞工人的聚會場所，他察覺他們幾乎清一色是年輕男性，不由想到在他們的家鄉，勢必只剩下老人和婦孺，他就去了那兒旅行、拍攝。其實如果他在中國的大城市，也可以做出完全一樣的作品。
在規模並不算大的迪拜藝博會和沙迦雙年展，一個對中東相當陌生的觀者可以相當程度地一窺阿拉伯世界的社會現實，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考所在。如果你為了這些新知興奮不已，會有人給你潑點冷水。波斯古典詩歌“蘇菲”詩人AlNaffari有一名句“視野愈闊，斷言愈少”，法國藝術家勞倫·伽索把這句話的阿拉伯原文做成了一米多高的藍色霓虹燈，是參加雙年展的一件作品。問題是巨大的燈牌偏偏安放在一條十多米的狹長走廊，面對這句話你最多只能離它一米遠，視野是怎麼也闊不起來的。一個殘忍的諷刺：我們看任何事情恐怕都是在這麼個尷尬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