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學者、作家余秋雨：用愛消除文化隔閡

您以前説過文化要擔當道義的，請説説您的理解？

文化道義有兩個部分，有的文化不能稱為道義，有的是裝飾性的，有一些文化是了解一些知識，可能了解一點審美知識，這和道義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但是它的核心，整體文化的核心應該是精神價值。文化要提醒企業家、提醒各個領域的人，也提醒各個官員，你們忙忙碌碌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自己的幸福、為了安全，這些幸福和安全都是文化概念，這就是道義。

為了你的幸福、也為了別人的幸福，一定不能拋開別人的幸福，一定要建立基本的人道原則，一定要救護弱勢群體，一定要保護環境，終結關切的很多概念都是文化問題。

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其實未必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按照經濟規則來做，不見得落實群體，也不見得關注環境的文化，只有文化引導。為什麼政治人們會關心到這些問題，因為人類的問題樹立在他們面前，所以文化是大道理。我們現在談論文化的人往往是放棄了文化的道義層面，加了很多的是裝飾性的吟詩作文。

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其實未必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按照經濟規則來做，不見得落實群體，也不見得關注環境的文化，只有文化引導。為什麼人們會關心到這些問題，因為人類的問題樹立在他們面前，所以文化是大道理。我們現在談論文化的人往往是放棄了文化的道義層面，加了很多的是裝飾性的吟詩作文。這樣的話缺少了一種道義感，當文化缺少了道義感的時候，我想它一定能夠成為一種愛因斯坦所説的問題了，文化是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很可能會成為正面的，也很可能成為負面的，我們不希望成為負面的，所以不斷的講道義。

我現在還是看到生活中有一些慈善的行為，感人的故事，我都很感動，我覺得這是文化人應該做的事情。文化不僅要關心多少年前歷史發生的戰爭，而完全不關注自己書房窗外有多少弱勢群體需要你的幫助。

我覺得中國的文化離開道義的時間太久了，好象文化從來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其實窗外事正是文化人比較關注的內容，這是一個實現道義的大堤。如果文化不關注道義，文化失傳之後就有可能成為人類生活中的負面的情況。

那您個人是怎樣擔當文化道義的？

我個人的觀點是讓我的讀者和觀眾，通過我的努力使文化自覺，我年紀不小的時候還到伊拉克、巴基斯坦等這樣最恐怖的地方走，這是一個道義。第二個道義是在社會上你不斷的要講，在我們的文化中，現在最缺的什麼？最缺的是善良的精神，愛的精神，要不斷的呼喚。儘管人家覺得你的呼喚沒有什麼意義，現在大家都想自己的孩子考第一，我還是要不斷的呼喚，善比惡更重要，最根本的界限還是善惡，我們呼喚的是善良和關愛。

第三，只要看到生活中有不好的事情，你努力的要説話，不能躲在背後，所以前不久我看到深圳有一個已經過世的演員叫叢飛，他用自己的努力救助了很多人，他救助了一個流浪者，使這個流浪者成為一個作家、雜誌的主編。這樣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動。

前不久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個學生用自己的家教、用自己的努力的資金幫助自己家鄉考上了大學卻沒有錢讀書的人，她成立了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促動了其他農村來的北大的學生，他們也紛紛加入了這個善良的舉動，這個事情都使我感動。看上去你沒有談唐詩宋詩，我覺得這是文化的核心部位，如果缺少這個精神，就完全不夠了。所以這方面我不斷的呼喚。

我在媒體上看到，有一個女孩子在街上走的時候，看到另外一個女孩暈倒在街上，她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把這個素昧平生的女孩救活了，居然有文化人説這個女孩是不是當街賣秀，這個我很氣憤，明明是非常好的事情，怎麼在這些人的嘴裏變成壞事了呢？她要救一個人，首先是要把這個生命救過來，怎麼會作秀，一些中國文化人的腦子完全搞壞了。

作秀成了一個最壞的詞，比見死不救還要壞，中國很多年輕的網民，或者是有一些年老的打造文化虛假形象的人經常做這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的年輕人搞糊塗了，很多很佩服那個女孩子的人也在懷疑，她是不是真的作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要站出來，我們知道這樣的事以後要為善良的事情呼喚，要為善良投石塊和污泥的不好的潮流做教育。這是我在文化道義方面做的幾件事情。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了文化的復興，在你看來什麼是文化的復興，是要重塑我們的文化嗎？

文化復興是中國人非常美好的願望，而且這個美好的願望，我覺得有可能實現。因為中華文化曾經在過去一些年代裏真的很輝煌。我們中華民族，憑這幾點就可以説明，在遙遠的2500年之前，在世界所謂的復興時代，中國優秀的智者沒有缺席，當希臘的哲學家、當印度的釋迦摩尼、當波斯的一些哲人都在思考的時候，中國的現行者也在思考，當世界上進入了輝煌的帝國時代的時候，和羅馬帝國並列的是中國的秦漢帝國，我們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當羅馬帝國和其他的文明衰落之後我們還活著，在他們之後還出現唐代這樣文明的時代。中華文明確實有一段時間輝煌，後來有一段衰落，特別是後來走向保守之後文化衰落了，思維就保守了，思維保守以後，國門就封閉了。我們的經濟發展也衰落，結果就受到列強的欺負。我們就走向了激進主義，要改變中國的狀態，在文化上接觸也不多，因為當時兵荒馬亂。

現在中國又進入到文化大發展時期，如果文化不復興，光是經濟復興的話，就一個腿長一個腿短，從這個意義上，經濟要發展，文化必須跟上去，我們的經濟已經復蘇了，接下來就是文化的復興了，加在一起，文化復興和經濟復興和其他的政治文明，就引起了文化的復興。雖然很艱難，但是是可以期盼的，我對中華文明的前途抱很樂觀的態度。

我在20年前就和朋友爭論，他們説要到外國去，中國沒有希望了，中國文明沒有希望了。我當時就很樂觀，按照我的年齡，當時在上海我的英文很好，出去的條件也很好。有人問我，你的條件這麼好為什麼還留在國內。

我説“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地方人數最多，承受了幾百年的貧困和屈辱，現在有可能走向富裕和強大，這個地方再遠也要敢過去看看，哪怕在非洲和南美洲，承受了無數的屈辱和災難，現在有可能強大，我要看看。何況這個地方發生在我的祖國，我怎麼舍得離開”，這句話可見是我對中華文明的復興抱有希望。那個時候希望沒有這麼大，現在就更樂觀了。現在大量的經濟數字説明我當年的想法是對的。大家覺得經濟很快，文化復蘇的時候我對中國抱有很大的希望。

文化復興是不是重塑中國文化了？

帶有重塑的意義，但是重塑的原料和中華文化有重塑的部分。不是整個框架拿來變成今天的文化，這有問題。因為2500年前的我們優秀的智者，他們講的再好也沒有和別的文明産生對話，我們現在21世紀中華文化主要的促進是必須時時刻刻和別的文明産生對話，這樣的話拿他們的語匯系統完成新時期的文明對話很難。

我不完全指翻譯的問題，因為思路和構架都不太一樣，人家沒有對話的可能，我們也沒有對話的可能。如果要在全球時代一個偉大文明的現代的成員要建立一種新的構架。

我們談了半天的文化，現在有人説文化的定義已經有一百多種了，余先生的説法是哪一種？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止100多種了，我當時的統計是189種，是很多年以前了。189種不是任何人都能定義的，這些定義都是世界上很多聰明的人認為是站得住的定義，可見，了不起！有英國的學者泰勒開始給文化定義之後，形成的時間比較長，一百多年的浪潮。

如果這個定義太長，有可能造成思想混亂，用最簡單的話説，我心中的文化，一般意義上講是指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這是我從學術上講的思想的問題，至於對文化的整體概念，我講的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

請問您認為中國歷史上對外文化交流最活躍的是哪個時期，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在中國近代和現代的百餘年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在哪些方面有改進？

毫不猶豫的是唐代。以前是印度的佛教傳入也不錯，但是這個交流還是不能單向，到了唐代，文化交流就非常的繁華了，我們可以舉大量的例子，我在《文化苦旅》曾經講過，有些唐代的詩人居然是波斯人，走絲綢之路跟祖先來到了唐代之後，成為了詩人。還有唐代科舉考試可以允許外國人考，就可以在中國做官，中外文化交流沒有障礙，中國的文化館長當年也不是中國人，經過科舉考試就可以。

在絲綢之路上活躍著很多的中亞的人，甚至活躍著很多歐洲人，很多中國人也慢慢的朝那兒走過去，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文化交流，有的是唐詩的文化交流，有的是物質文化，比如説絲綢、陶瓷，這都是文化。我認認真真看過絲綢之路在國外的地方，伊朗有一個叫伊斯法罕爭議很大，是不是核工廠所在地。我到那兒去看的時候，是古代的時候絲綢之路，中國很多商人到那兒就回來了，賣給阿拉伯人。這個交流很好。特別是和日本的交流。

去年下半年我到東京參加聯合國的2005年的世界聞名論壇，我去的時候看到他們展出的在西安發現的日本錢塘時候的一個碑，唐朝的皇帝還給他寫墓碑，當時是非常重視的一件事情。對外國友人的來到，特別是唐代很好的學文化，成為中國朝廷都非常重視的事情。帶到日本之後，對日本的文化産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也是歷史學家都知道的。

當時有幾個東西值得我們學習，一個是魯迅講過的，“氣魄很大，拿來主義”，當時不是很嚴格的分，你是哪兒的人，我是哪兒的人，大家交朋友，大家在文化上交流，在物質上交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另外，把我們的首都長安當做一個其他文明並存共樂的樂土，需要一個中心，除了剛才講的寬大的心態之外，還需要一個交流中心。當時的長安毫無疑問是一個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心，至少是東亞文化的交流中心。

另外，還需要有一些代表人物，這些代表人物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的比如波斯人，日本人，而且這些人和中國當時很多的代表人物結成非常密切的關係，比如李白寫了一個《悼昭衡》，聽説他在一次航海中船翻了，死了，其實沒有死。從這首詩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以人為本，是以文化産品為本，這是不夠的，一定要以人為本，而且一定要有魅力的，有影響力的個人為本，印度人英文比較好，所以翻譯過去，必須很靈活，這個人或者這批人，那麼的有魅力，那麼的能夠引起文化的共同接收。

這樣的人我們可能在今後需要培養，過去也曾經有過，比如我剛才講到的，像李白和昭衡的關係，後來在歐洲出現利瑪竇這樣的人，徐光啟這樣的人，再到後來比如我們近代也出現了胡適之、林語堂，他們能用英文寫一些優秀的著作為外國人寫作，同時他們就非常深的中華文明，他們告訴外國人，中國是什麼。

但是這些人有他們的學生，有他們的崇拜者，有他們的讀者，由於這些人的存在，所以中華文化有了人和紐帶。當然、胡適之、林語堂先生遇到了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的文化活動沒有很好的做下去。在新的時期，人和紐帶式的人物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問題，中國文化在百餘年當中有一些改進，但是步子不是很大，所以我們現在的任務很重，一個是我們在改進的過程中，認識了我們自己的某一種弱點，也了解了歐洲文明的長處，這是一大改進。因為我們原來保守的時候，把外國文明都當做蠻夷，把中國的文化看得至高無上。以後這個文化就慢慢明白了，但是有一點偏激，有一部分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有一點過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也不要對我們的祖先在這方面犯的過分的某一些毛病過分的批判，他們已經過分了，我們再過分就不合適了。他們面對當時的情況做過分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生活在現在，不批判我們我們也過來了，因為知道當時他的原因何在，中國當時實在太弱了，晚清政府勢態太腐敗了。

他們要衝破這些有權有勢的勢力的時候，不能把自己的聲音過於的響亮，不能把自己的觀點提的太尖銳，因為他們的對手太強大了，他們認為國家已經不行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終於我們慢慢的明白了，我們要用平靜的方式面對我們的傳統和西方傳統，這是近代以來帶來的某種思維的平衡化。第二個貢獻我覺得我們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歌曲大獎賽的點評當中，我有一個非常深的觀點，比如説我覺得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一點上貢獻很大。

19世紀一開始發現，20世紀初兵荒馬亂的中國憑著甲骨文考古出了商代，所以這個時候對中國的歷史的起點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是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一大貢獻。對西方世界有了比較明細的認識，對中國的古代史也有了深入的研究，我們要給他一個很好的定位。

謝謝余老師的解釋。這位網友提到了對外傳播文化方面的問題，我們在向海外傳播中華文化的時候在技巧和方式上要做哪些改變？需要採取國際化的包裝手法嗎？

我們確實需要最好的手段，在開始的時候應該借助於國外具備的傳播成熟的力量，國外的很多傳播方式和傳播力量，他們其實多數是商業行為，他們不見得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不要完全看成是和我們對立的東西，他們完全可以是傳播中華文明的工具，他們更有效。他們知道傳播對像是誰，他們知道用什麼方法運作，一定要尋找到他們的力量。我們以為外國人看到我們的書、我們拍的電視劇、電影，我們的演出以為外國人自然會喜歡，其實不是的。我們一定要尋找他們的力量，這也是文化傳播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如果一個國外的藝術家到中國的縣演出的話，離開他們的演出公司，我們也是兩眼一抹黑，中國人不要這麼幻想，我們的劇種到了國外，不經過人家的包裝就很轟動。其實不是的，上一次一位中國人到我們這兒説，我們發現，我們這兒出去的很多自認為很好的演出，按照他們的操作方法，看的都是中國人，有時候某個省地方的劇種看的就是他們省的人，回來説的時候才説在紐約引起轟動。

我們一定要用他們的手段、他們的網路完成我們的事情。這是我們的原則。所以這次我們在論壇的時候，都明確了這個事情。在方法上不要一廂情願，不要自己包辦到底，這是一個技巧上的問題。

第二點我必須要説明的，我們現在在文化交流上遇到的問題，我覺得首先不是技術問題，是觀念問題，技術問題遲早要解決，有外國人，還有很多的留學生回來，今後總會解決。但是觀念方面有很多的問題，我們首先要解決交流之道而不是交流之術。中國古代有道和術的區分，要在道上動腦筋，不要在術上動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