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時裝設計師和眾多的搖滾明星一樣象流星一般瞬間即逝，很難長久。但山本耀司自其出道三十多年以來，一直在時裝界是個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沒有人曾預見到90年代末，日本人會在時裝界再次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而在90年代初，世界時裝舞臺上來自日本的新浪潮似乎已成強弩之末，他們的東方文化傳教使命已經結束，時尚的接力棒已轉到以Martin Margiela為首的比利時反結構學派手中。

    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和三宅一生這三個日本時裝界的核心人物已屆中年，似乎失去了青春活力。他們雖然在工作，在探索，但在時裝界影響已不大。然而峰迴路轉，就在一年半前，山本耀司推出了一個以50年代法國服裝風格為主題的服裝系列，令他的崇拜者們歡欣鼓舞。

    他的服裝展示會再一次成為人們的朝聖地。一個新的專賣店在倫敦開業了。人們甚至傳聞，他可能正在考慮領導一個等待起死回生的法國時裝公司。與此同時，他的老朋友川久保玲也東山再起，三宅一生的褶裥成衣系列也再次風行一時。時裝界許多“大腕”，從Calvin Klein和Jil Sander到Hussein Chalayan和Helmut Lang，也突然開始熱衷於將日本式剪裁法，尤其是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的層疊和懸垂技術運用到自己的款式之中。

    山本耀司的母親是東京城裏的一個裁縫。60年代末，他就是從幫他母親做衣服開始走上服裝之路。此前，東京的裁縫們地位低下，他們要走家串戶，而且只能走小門，小心翼翼地照著西方流行的式樣裁製衣服。山本卻不是這樣一個人，他從法學院畢業後，到歐洲遊歷了一圈，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日子。

    回到日本後，他堅信服裝設計和繪畫一樣是具有創造性的藝術，決心不讓自己被人視為下等人。早年，山本曾對一切都看不慣，包括對世俗觀念、小資産階級情調、規範著日本人生活的老條條框框等。“二戰後，許多日本婦女不得不走出家門到外面工作以補貼家用，但她們並沒有真正得到同男子平等的待遇。”為了使婦女們工作時穿著方便一些，山本開始為她們設計寬鬆而且舒適、靈巧並且漂亮的衣服。

    山本説：“在那時，大家都想穿從巴黎進口的衣服，但進口的衣服穿在大多數日本人身上真有些滑稽。”1972年，他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並在70年代中期被公認為是先鋒派十足的人物。他和川久保玲經常見面，兩人旋即陷入了一場延續至今的柏拉圖式的浪漫戀情之中。

    山本現在還偶爾與川久保玲的丈夫、英國編織服裝設計師Adrian Joffey在一起“互相交換川久保玲的故事”。川久保玲嚴肅甚至拘謹，山本卻象男孩子般的調皮。最近，在巴黎他啟用女模特來展示男裝。大家問他怎麼可以這樣做？他反問：“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是川久保玲首先想到巴黎舉辦時裝發佈會的。“當時在東京，她的實驗主義的主張遭到某些人的抵制，於是我們轉向巴黎。”

    山本回憶道，“當我們一踏上巴黎，新聞界即説我們穿著典型的日本人裝束，而在日本我們卻被認為太前衛。”1981年那一次的展示會真給大家來了一個措手不及，在《衛報》做時裝編輯的Brenda Polan回憶説：”在那之前巴黎從沒有過那種黑色、奔放、寬鬆的服裝，它們引起了關於傳統美、優雅和性別的爭論。”“我想那是最真實的反應，”山本説，“有些人喜歡那種服裝，而另一些人則十分憤怒”。他笨拙地撥弄著他的山羊鬍子接著説：“而當時使川久保玲和我不安的是，我們都認為我們是很國際化的，可是在國際上，傳媒還是把我們做的定位為‘日本風格’。”

    經歷了90年代初的蕭條之後，山本又以新的激情投入了工作。“有一段時間，我心情很不愉快，而且想故意做一些醜陋的衣服。”他沉思著説。現在，他已被某些設計的永恒美完全吸引住，正在努力將典雅帶回到現實生活中來。“有些人認為，我在拙劣地模倣Chanel和Dior的風格。”他説的是1997年那次點燃起他的新生命火焰的展示會。

    “那是我對大師們的懷念……我現在的每個服裝系列都是嶄新的，而我卻越來越覺得我可以加入一些以前的成分。”“實際上，我這個人很懶。”他堅持這樣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去搞法律。開始的時侯，我只想在巴黎開一個小店，從沒想過辦展示會。最後由於生意上的壓力，不得不停地工作。”“在90年代初那段不景氣的日子裏，做什麼都很費力。而現在，我輕鬆多了，對工作又充滿了興趣，也許這個職業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現在，我把一切都看得很開。”也許山本耀司真的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五十而知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