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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演出
《北京雜種》對於崔健而言，更多是一部紀錄片。曾為崔健《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拍攝MTV並得到國際MTV大獎的導演張元，用略帶躁動的視角記錄著那個時候的崔健。“我就是自己，沒有演什麼。”除了最後一場戲是專門搭出來的之外，《北京雜種》中都是崔健和他的樂隊當年的真實生活。
2001年，崔健在俞鐘導演的《我的兄弟姐妹》中扮演一位身為音樂老師的父親，該片曾創下當年國産片最高票房紀錄。但崔健對這次“觸電”並不很滿意，他稱之為遺憾：“我演的是前半部分，可能我想像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是很接近的一種敘事方式，後來就發現並不一樣，後半部分講故事的方式是皆大歡喜，或者説是大團圓。我想要什麼不重要，我參與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沒有太多的個人想法，我只是覺得影片最後的寓意應該更多點。現在變成了皆大歡喜，大家看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走了就完了。”
但如果電影作為一種聲音渠道的話，那麼“老崔有話要説”。在音樂這個發聲載體之外，他又選擇了電影，但這條路走得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2005年，崔健一直想做的電影《給你一點顏色》終於在籌備多時後看到了一些曙光，這部他自編自導的影片通過了電影局的理想報批，甚至到了馬上就要開拍的地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擱淺。
初試用電影表達自我
直到2007年，電影短片《修復處女膜年代》才讓崔健初次嘗試到用電影表達自我的滋味，雖然整部片子不到8分鐘，但在網路上獲得了高達千萬次的點擊，毀譽參半。《修復處女膜年代》入圍了俄羅斯海參崴國際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和南韓釜山國際電影節。
契機是《給你一點顏色》的合作方發來的邀請，對方希望崔健拍攝一個最長3分半鐘的短片。在更多人看來，這像是“音樂教父”的業餘玩票，但崔健顯然想做得更多：“他們給我邀請後，我説那順其自然吧，我有想法就做，沒有想法我絕對不做。我肯定是有話要説的時候才會有創作的慾望，我同時考慮到中國的現狀，中國的文化環境、政治環境，什麼樣的主題既允許你講，又能夠吸引人們對你的關注，同時你又不説謊話，同時又不是去討好投資人或是討好聽(觀)眾，總之是各種各樣的平衡你都要把握住。”
現在回頭看《修復處女膜年代》崔健還是覺得有遺憾，他説：“很多方面都是一種妥協，拍攝的過程就是妥協的過程，和你想像的東西是一步一步地讓，最後讓成了一個半成品的感覺。這也是因為經驗不足的原因造成的。”
源於創作衝動的命題電影
也因為有了不成熟的《修復處女膜年代》，2008年底，崔健又接到來自電影的邀請，成為電影《成都，我愛你》的三位導演之一，負責執導大約佔全片三分之一、時長30分鐘的內容。和崔健一起為成都這座城市講故事的還有香港導演陳果和南韓導演許秦豪，和這兩位專業導演相比，崔健的特點顯然不在技術上。
“他們倆做電影就像我做音樂一樣，有一個非常熟悉的程式在裏面，依靠慣性就能夠幹下來，而我需要一個啟動，我得從啟動前的工作開始做起。我不是積攢我的時間和能力，是在積攢興趣。”
《成都，我愛你》的最終結構是由三位導演分別拍攝成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聽上去很像一個命題作文，當崔健剪完初稿後放給一些朋友看的時候，也造成了這種誤會。崔健説：“我發現有些人對於命題作業的期待本身就不高，他們認為我這個是命題電影，而不是一個藝術家源於衝動動機的創作。”
而對於崔健來説，《成都，我愛你》恰恰是他源於衝動的另一次創作。崔健説：“每一個生命、每一個物質都有它的能量。我認為我們在進化的過程中已經喪失了特別多有能量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來説，西方的藝術是在保護人性格中最本能、最原始的東西，東方沒有這個，東方把這些東西看成一種野蠻，一種醜陋。這是審美的不同。其實我們中國在認為不野蠻的地方恰恰體現了野蠻，野蠻總是有體現的地方，這個人是跑不了，而恰恰那些真的能夠體現人生命中最本能的東西，實際上中國又沒有了。
崔健基於這種衝動，開始去構想一個成都未來的故事，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他能抽象地去創作，完全的空想，而不僅僅停留在故事和表演層面，正是因為這個關於未來的大綱，片方調整了陳果和許秦豪的部分，形成了“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樣一個整體的製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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