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過得真快，啟功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倏忽已整整十年了。和先生近距離接觸數十年中的許多事情至今仍記憶猶新，每每念及，先生的音容笑貌風趣言談也宛如就在眼前。
諸多頭銜中，他最不以“書法家”為然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
啟功先生是著名學者，是文物鑒定家、古代文學研究家、古文字學和音韻學家，更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家。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這許多頭銜中，他最不以“書法家”為然。這和他對“書法”的看法有關。他認為：書(法)是“技”，不是“道”;“技”雖可以是“藝”，並且也可以傳道，如曲藝既能娛人，也能教人以真以善以美，但終究還只能算是一種工具。在過去，字寫得好壞被看作一個人(當然是“讀書人”、“知識分子”)文化教養的標誌，故被稱作“出面寶”。他不把寫字或曰“書法”看作一種專業。
當年按教育部高校設置博士學位點，有人圍著鼓動他申報書法博士點。以他時任全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身份和資格，特別是在書法界和社會上的實際聲譽，他申報獲批完全是囊中取物實至名歸的事，但老先生硬是“巋然不動”，説自己連書法博士為何物都不清楚，又怎麼能指導別人當博士？結果一直到他去世也未申報，甘讓別人拔了個頭籌，申報了全國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書法博士點。
有人會説這是老先生謙虛;的確，謙虛固然是，但主要還是出於他對書法的認識和理解。他曾評價自己，説自己的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這表明他沒有把寫字(書法)看成自己的特長，而認為文物鑒定才是自己的真本事，真學問。這顯然沒有謙虛，而是表現出相當的自信。也正因此，他不喜歡人們稱他“書法家”，而喜歡稱他“學者”、“教授”。他的專著《詩文聲律論稿》由中華書局出版，他十分看重，更十分高興。鐘敬文先生是啟功先生敬重的學長和好友，也為啟先生高興，還笑説：“這下老啟更有底氣了。”(指作為學者教授)。
啟功先生不僅自己不看重寫字(書法)，也常告誡學生，字寫好了，是讀書人的本分，沒有什麼特別的了不起;相反，一個人只會寫字，字寫得再好，也不足稱。他逝世後由北師大藝術傳媒學院書法系主任秦永龍教授主持召開了啟功書法研討會，開會前夕，他和參會的山東大學教授(也是書法家)徐超一起來看我(他們是同班同學，也是我教過的學生)，見面第一句話就説：“張先生，我現在是‘只會寫字’了。”説完我們都會心地哈哈一笑，因為我們都知道啟功先生的觀點和告誡。他這樣説，是謙虛伴有自信，可能也多少帶點自我揶揄。
對自己的“墨寶”很不“珍惜”墨跡遍天下，他開玩笑“就差公共廁所沒有題寫了”
因為不把寫字或曰“書法”看成有什麼了不起，啟功先生對自己的“墨寶”很不“珍惜”，到了誰讓寫就寫的地步。組織領導交給他任務不必説了，如有時把他“關”進國賓館給大會堂寫字，為中央老一輩革命家離休寫賀詞，學校領導組團外訪讓他寫字裱好送禮，等等，他都兢兢業業，認真完成。一般人請他寫字，他也幾乎有求必應。在北師大校園裏，教學樓、科研樓、服務樓、樓堂會館、附中附小、家屬區住宅樓……到處是他的題字。就是在校外以至外地，許多單位商鋪、道觀寺廟、名勝古跡的匾額對聯，也都能見到他的墨跡。他曾半開玩笑説，“就差公共廁所還沒有題寫了。”
早年，他困居小乘巷寒屋，周圍鄰居大都是“引車賣漿者流”，走過來説一聲，或拿兩個大餅火燒和他一起吃，然後説一聲，“老啟，給寫張字！”都沒有人遭過拒絕。“文革”以後，先生境遇改善，住到師大院內的小紅樓。校內一些教師員工，包括接近過先生的司機，修上下水管的工人，許多人手裏都有一兩件他的墨寶。我有幸，手裏也擁有幾幅他的字，也代同學、學生、朋友要過他的墨寶。那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年歲還不太老，教學工作、社會活動也不像後來那麼多，那麼忙，認識不認識的人來求寫字的也不像後來那麼多。他樂意寫，有時寫完一幅沒有盡興還會問要不要再為誰誰寫一幅。小女剛上小學不久，他就用紅色灑金箋寫了斗方，上書“學無止境”四個大字(先生一般很少寫如此大字)，題上款時還在小女名下寫“同學”二字，我既高興也很不安。他反而笑著解釋：“同學同學，就是一同學習的意思嘛！”
我那時頭腦裏沒有一點商品意識，更不會想到先生的字多麼寶貴，值多少錢，以後會怎樣升值，反而覺得有幾幅足夠，要多了不能吃不能穿沒啥用。一次，我到先生新搬過來的小紅樓居室看望他，趕上他剛寫好一張四尺幅，墨香四溢，內容是清代詩人和理學家汪中的《琴臺銘》句，筆飛墨舞，柔美遒勁，氣象雍容，我不禁大聲叫好。先生聽了，不顧在場還有幾位客人，瞇著笑眼看我，説：“好，就給你。”我聽後頓了一下，老實説我當時並沒有想要這幅字，因為過去他贈我字幅都題有上款，顯得是專為我而寫，眼下這幅卻未題上款，且紙上也未留白，我無法要求他補題。只是因為他主動提出贈我，從人情上説我不能拒收，便以九分(不是十分)高興的心情拿了回家。
後來和朋友説起此事，無人不笑我傻，因為在書畫市場上，沒有上款的作品比題有上款的贈品不知值多少倍。先生的助手趙仁珪教授以及秦永龍教授後來也專門到我住處鑒賞這幅墨寶，看後讚不絕口。因為在北師大校園內，有先生贈品的人不少(包括趙、秦二位)，先生出於禮貌一般都會題寫上款，但很少有人會有未題上款的作品。
來求字的人有點來頭，他都會斷然拒絕不肯題寫“逸夫樓”，要寫也只寫“兔人樓”
不過，啟先生也有不好説話的時候，或是來求字的人有點來頭，耍大牌，或所寫內容牽涉他的出身滿族，他都會毫不客氣，斷然拒絕。一次，某空軍司令派秘書來要字，他問：“我不寫你們會派飛機來炸我嗎？”秘書一時愕然，連説：“怎麼會，怎麼會！”他立即正顏説：“那我就不寫了。”弄得那位秘書很是沒趣。
又一次，香港名導演李翰祥拍電影《垂簾聽政》和《火燒圓明園》，託人來請題寫片頭，遭先生斷然拒絕。事後他對我説：“他拍清宮戲，憑什麼要我題片頭？就憑我也是皇族？那(出身)也不是我自己能選擇的呀！”
還有一次，一位在東北某縣工作的他教過的學生，1957年被劃過“右派”，平反改正後任該縣政協主席，因為該縣是末代皇帝溥儀一位皇妃的故里，縣裏搞旅遊開發想重整那位皇妃的墳墓，那位學生大概覺得自己和啟先生是師生關係，又是1957年的難友，而先生也是滿清皇族，就信心滿滿地到北京請先生為皇妃墓寫字題匾，沒想到不但遭先生拒絕，連帶來孝敬老師的地方特産也讓原封不動帶回。有人説先生因為出身皇族幾十年挨批受壓，所以不願再碰傷口。這也許是一個原因，但我以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不希望因為是皇族再沾“祖蔭”，否則，近二三十年皇親貴族大出風頭，一些沾親帶故甚至八竿子打不著的人，為弄個委員代表噹噹，至少也光耀一下自己的門楣，都恨不得從身上擠出點皇家血脈，只有啟先生相反，他甚至不願説自己姓“愛新覺羅”，一直説自己“姓啟名功”，就叫“啟功”。
還有一些大飯店大賓館請他題寫牌匾，通常他都答應，唯有取名“帝豪”、“皇都”之類的飯店賓館請他寫，他都決然拒絕。由此可見，這不僅是因為他過去挨批受壓，更主要的是他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以及站在人民大眾當中的真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
還有一次是香港愛國人士邵逸夫先生捐資的北師大建新圖書館落成。邵先生給許多學校捐資蓋樓，但只捐全部經費的一半，另一半需國家從教育經費中劃撥。這當然也是一種捐資方式，對國家重視教育確有促進作用和實際作用。按邵先生要求，樓建成後要命名為“逸夫樓”。北師大的這座“逸夫樓”當然得請啟功先生題寫，因為啟功先生是師大人，又是書法家，且在香港文化界聲望很高，都喜歡啟先生的字。沒想到先生堅決不肯寫這三個字，説，邵先生只出了一半錢，怎能以他的名字命名整座樓呢？事後在下面對我説：“要寫，也只能取他(逸夫)名字的一半，就是‘兔人樓’了。”説完哈哈大笑。我聽了，實在佩服他老先生的睿智和風趣，更感佩他作為老知識分子的一身正氣！
被書協選為主席，他説這是“缺席審判”對書法界的亂象，十分憂心和不滿
啟功先生長期擔任書法家協會領導：協會初建，他是書協副主席，第二屆選為主席，後又轉為名譽主席。他關心協會工作，希望書法界免受商品化、官僚化的侵蝕，能夠風清氣正。但他也十分清楚，面對書法界越來越嚴重的歪風邪氣以至烏煙瘴氣，自己無能為力，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十分無奈。1985年，全國書協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他稱病沒有出席;但他被大會選為書法家協會主席。後來我去看他，説起此事，他説自己是被“缺席審判”。他還告訴我一些開會的情況，説會上爭當理事、主席爭得很厲害，因為有了名分，字就好賣錢，名分等級不同，賣價也就不同，中宣部丁關根部長不得不下令增加保安，不許代表串通聯絡;有人甚至讓老婆出動拉票，説什麼“不選我們家某某，他就活不成了”之類。説完問我：“你説，這有意思嗎？”
啟功先生對書法界的亂象，一些“書法家”文化素質差，熱衷活動鑽營，金錢挂帥，“潤格”第一，十分憂心和不滿。一次我到四川開會，會後重慶市委宣傳部(那時重慶尚未從四川分出成立直轄市)邀請部分參會代表參觀大足石刻，其中有唐弢、王瑤、葉君健諸先生，還有一位全國書協副主席。進入景區前，接待人員請大家題字留念。諸位先生都興致很高，揮筆書寫。那位書協副主席也勁頭十足，揮毫潑墨寫了兩行字，是：石刻鄉里看石刻;一代新風傳後人。這兩句話既不搭界也不太通，實在不倫不類，令我印象深刻。後來回京，又在西單大街看到這位爺為一家貿易公司題寫的牌匾，把“貿易”的“易”，“日”“勿”中間多出一橫，白森森是個別字。
我把這兩件事告訴啟先生，他聽後輕微地搖搖頭，説，“這些人文化底子差，還喜歡四處招搖，到處賣弄。”並補充告訴我，有位名氣不小的“書法家”，字寫得難看，居然到處説“字寫得越難認，越好。”説罷作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表情！
啟先生的字風格清秀明快，雅俗共賞，很受人喜歡。可在書法界還有“爭議”。本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審美觀不同，看法自然不同，這十分正常。然而，有些人不僅不買他的賬，説他的字是“館閣體”，不值得高看，肆意貶低，更甚至惡毒攻擊。一天我去他家，一見面老先生就告訴我，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就是一句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一個專寫館閣體的老頭，死了！”説完他還真有些憤憤然，連説：“什麼話！什麼話！”顯然，這已經不是門戶之見，派系之爭，這明顯是一些“同行”妒忌他，怨恨他，嫌他的字走紅，得人喜愛，擠佔了市場，妨礙了他們招搖，堵了他們的財路。這真是匪夷所思！啟先生對自己的字都不甚珍惜，怎麼可能會去“擠佔市場”，堵人財路？
對假冒情況十分清楚，他從不計較“寫得好的是假的，寫得不好的是真的”
長期以來，啟功先生的字確實有四處開花、鋪天蓋地之勢，甚至假冒啟功先生的字也充斥書畫市場，(有意思的是，別的書法家的字則很少甚至沒有人造假，這只能説明啟先生的字大家喜歡，群眾熱愛，有市場)他都以寬懷仁厚之心對待。我曾去過潘家園，見假冒啟功的字一摞一摞，不裝裱不上架，就擺在露天地攤上，問價錢，五元一張，十元三張。字當然寫得不怎麼樣，但還有點意思，濛濛人或許還行。攤主直率告訴我，是從大興一個退休小學教員那裏收購的，成本一至兩元一張。
我也在琉璃廠見過這樣散張的假貨，價錢比潘家園的略貴，因為擺進了屋裏，應該算上鋪面房租。在不遠的一家大店裏也看到一幅裝裱得很好、懸挂在顯眼位置的署名啟功的條幅，乍看還真辨不出是真品贗品，標價5000元。這是近20年前的事，啟功先生當時還健在，標價雖不很高，但也不能算低。我仔細察看，感覺就不是真品。我故意問櫃檯老闆保不保真，大概他覺得我有所察覺，回答説，“你別管是不是真貨，覺得好就買;再説了，5000元還想買怎樣的好貨？”我覺得他説的也是，不過按智慧財産權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他不但損害了作者的權益，也損害了買者的權益。
啟先生對這些情況其實都十分清楚，但他從不去和他們計較。有人為他打抱不平，鼓動、慫恿他打假，可他説，“人家也是為了吃飯，何必不讓人家發點小財呢！”後來，人家問他怎麼分辨他的字是真是假，他竟然説：“寫得好的是假的，寫得不好的是真的。”這當然是玩笑話，但他説也不儘然，因為造假者為了不讓人識別出，寫的時候便十分認真，而自己寫比較隨便，放鬆，反不如人家寫的。
反觀這些年的書法界，亂象不但未見好轉，似乎反而尤甚。兩年前我訪問南方筆都一個民辦毛筆博物館，主人告訴我剛剛一位年紀不算很老的書法家偕夫人來參觀，他邀請那位書法家題字留念，書法家竟然轉過臉問夫人：“這筆潤怎麼算？”在這些書法家心目中，寫字就是印鈔，書法就是賣錢，而且是要現錢。此前許多年就傳出南方某省書協(還不是最近披露的陜西省書協)選出多位主席、副主席，還公開標出主席、副主席、常務理事、理事諸多頭銜的不同價碼。近年不斷傳出賄選、假拍、哄抬、洗白、雅賄……種種傳聞都離不開一個“錢”字。錢錢錢，這樣錢迷心眼的“書法家”，這樣充滿著銅臭的“書法”，難道不是對“藝術”的褻瀆嗎？
最近，中央決定將文藝界作為今年重點巡查對象，這無疑是英明的、及時的決策。文藝界中，書法界因其和政、商兩界明明暗暗、勾勾連連的複雜關係，腐敗的形式、程度又更具其自身的特點。現在，學界除個別人因為見“書法家”名號有利可圖，書法界是一個“績優股”、“聚寶盆”，也想染指其中，整個學界基本上和書法界沒有什麼交集。比起啟功先生那一輩書法家，或和學者經常接觸切磋學問，或自身就是文人學者，而現在大多“書法家”都顧影自戀、顧影自傲，守著一畝三分地自己跟自己玩，實在很不正常。
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根本改變局面亦非易事，到時説不定就得下一劑猛藥——解散書協組織，撤銷“書法家”桂冠，讓大家靠真本事真功夫吃飯，而不是靠頭銜和級別矇混招搖。庶幾書法界真能出現啟功老先生所期望的風清氣正的局面，而老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心情舒暢，欣然承認自己也是一名“書法家”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