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社會變遷的感測器，一種寫作風格，也往往能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歷史上，就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一種原本雄健的文風，經過幾代之後，便衰微下來、一蹶不振了。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的《觀書有感》)等等，諸如此類的咏史與感懷，就都是為了回到當初的起點，重振旗鼓。其實，中國的藝術批評也是一樣，從“文革”結束復興一種新的文體，到現在不過短短30多年時間，卻也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今天的不少藝術批評人，在做批評時不顧語言的修養與規範，也忘了探討問題的初衷，而是肆意地辱罵對象，對其惡言相擊，從而形成一種罵罵咧咧的“酷評”現象，説起來，還真有些世風日下之兆。

對於我這一代人而言，大概都會對“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記憶猶新。那時有很多充滿了火藥味的詞彙，如今讀來，仍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所以，“文革”後撥亂反正，首先即是從語言的修復開始。從上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詩歌運動，到80年代初出現的美學熱、文學熱，實際上都是重新回到人追求本真的起點，以一股清新的文風，激發創新，喚醒人性的善與真誠。當代意義上的藝術批評，也是在那個時候應運而生的，為的是將藝術導入思想解放的軌跡，拷問人的靈魂，透析藝術的真假美惡醜。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藝術批評之爭，如關於“自我表現”的爭論，關於“形式美”的爭論，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以及關於羅中立的油畫《父親》的爭論等等，儘管爭論雙方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但卻並無過激之言，而多是以商榷為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即便是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的檄文《中國畫的窮途末路》為標誌，掀起一股反傳統的浪潮，也都是就事論事，絕無半點人身攻擊，更沒有越出學理的謾罵與粗口。可以説，正是這樣一種意識平等的對話、商榷，乃至爭論，徹底改變了“文革”的大批判話語，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文風，不僅開啟了80年代百花齊放的新局面，也為中國的藝術批評奠定了學術性的基礎。90年代以後，中國的藝術批評能夠獨立自省地發展起來，在促進藝術創作的同時，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敘事，多半也是受益於此。

然而，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自媒體成為一個新的傳播與交流平臺，放低了進入的門檻，使不少人找到了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借此發聲，涌進了批評的隊伍。本來，媒介的解放，帶來言論自由與思想繁榮的局面，是件好事。可是，有些批評人為了吸引眼球，取悅粉絲，刻意使用一些毒辣的修辭，卻使批評越來越任性妄為，肆無忌憚。我就看到過許多這樣的藝術批評，不待商榷，語言狠毒，與某些前輩討論問題時，也是指名道姓，滿篇粗口，從而形成一種辱罵的文風，也就將正常的學術之爭，重新拉回到了“文革”的鬥爭模式中。殊不知，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就連“一個都不寬恕”的魯迅，也曾説過“恐嚇和謾罵絕不是戰鬥”(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可見這種辱罵的批評方式，對人對己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實，靠“罵派”出名，恰恰是對自己的消解。因為這種謾罵方式必須依附於他人，而如果別人只顧往前開路，根本不理會這樣的污言穢語，謾罵就會變成九斤老太之怨，囂張氣焰最終也會隨之消耗殆盡，從而反倒使自己陷入得冠即衰的宿命。

　　(楊衛，策展人、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