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60年代的世界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慢慢復蘇，秩序在逐漸被重建，意識形態深深地籠罩著每一個國家。美國和前蘇聯的冷戰對抗促使科技競賽，也不斷促使文化的競爭，因為相關國家都明白，軍事爭霸已經結束，而作為政治的延續，文化比戰爭的影響更為深遠。

世界從意識形態領域一分為三。美國和前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各自選擇了不同道路，這種選擇直接影響了這兩個大國的文化路線。前蘇聯“帝國式”的統治使其藝術再一次走向政治附庸的方向，一切都以“寫實主義”為創作方針，這樣的後果是在一個本該開放的歷史節點上把藝術的創作權利和民眾享有藝術的權利重新收歸 “國有”，這導致前蘇聯在戰爭結果上的勝利和在文化代價上的重復，這種模式絕大程度上是出於其國家的政治訴求，它把藝術置於頂層設計的“計劃”之中，要求個體的服從，形式上服從的背後往往是精神實質上的嚴重質疑。

中間國家在藝術上顯現出其歷史“過渡性”的特徵，而歐洲藝術表現出傳統與現代的探討。可以説，歐洲這個時期的藝術是非常不安的，一方面，傳統造就的榮譽感早已融入歐洲人的血液，他們擁有豐富輝煌的文化遺産，二戰時，就連希特勒也沒有忍心為了摧毀敵人的意志而炸毀巴黎這座驕傲的城市;另一方面，戰後歐洲經濟的復蘇及對美國的依賴讓歐洲人對自己社會的認識變得矛盾。所謂後現代，其實是歐洲新興資産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産階級對工業社會的再認識。杜尚、博伊斯、伊夫·克萊因的出現，代表著歐洲的藝術從原有依託二元哲學的思考走向更加多元化的社會化創作思考。

美國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美國是一個沒有什麼歷史的移民國家。沒有歷史有沒有歷史的好處，它意味著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美國的社會結構特點造就了美國社會特有的多元文化結構。在我看來，正是這種社會多元性製造了當代藝術産生的土壤，單一文化結構的國家是很難産生所謂的當代藝術的，因為這樣的社會不容易讓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達成制度妥協。保守勢力深深影響著60年代的美國， 美國需要一種“藝術”來説明一個沒有文化史的國家在文化上的強大，説明美國相對於那些擁有輝煌傳統的國家在文化上自覺的寬容，保守又自覺對抗保守，這種文化要簡單、實用、看上去主張鮮明、強調個人價值、易於發聲，美國全球戰略需要一種最具説服力的文化來證明自身社會的優越，這種文化的戰略支撐點就是民眾對某種“普世價值”的認同，這就要求這種藝術要和每個人都有關，藝術開始變得現實和具備普遍意義，就像安迪·沃霍所説，“你們看到的就是我作品的全部，除此之外沒有更多”。

美國的地緣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去意識形態化”而打造一個全新的全球主張，“去意識形態”的主張事實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只不過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是以一種“民眾決策”的姿態出現的。美國大概是全世界最講“藝術策略”的國家，現當代藝術是美國標榜作為現代社會的LOGO和作為民主社會的一面旗幟，而自由民主的背後是一個以強大的經濟優越感和地緣優越性為主要依託的社會價值的認同，它不再依託二元哲學作為思考基礎，它容許羅斯科和傑夫·昆斯的同時存在，它通過藝術基金會不斷建設和推廣其“思想庫”和“人才庫”，它的背後體現得更多是美國的文化戰略而不再是烏托邦式的思想，藝術第一次跟“戰略”和 “利益”如此緊密，它是實用的。

當代藝術大概是一個“全球資源配置”下的産物，全球資源配置帶來的是全球的資訊配置，它的發起或許不是根據某個領袖的意志，也不是某個政府的主觀意願，它具備一個國家在獲取全球資源過程中的戰略實用性，同時也是社會和歷史在經歷了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客觀文化反映。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傳統的、歷史的，也是當下的、全新意義上的，它是一種沒有文化的文化，是一種扁平化的哲學。

世界在變，變得越來越一樣，變得越來越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