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抨擊“好”品味是天生的觀點一致，布迪厄認為文化偏好是深深地紮根于一個由感知、判斷和行動組成的系統中，而這個系統産生於一定的社會條件，它産生於家庭、教育系統和成年生活的各個社會環境共同形成的社會條件。這些深深植根的社會環境或者習性構成了一個看不見的指揮家，編排出我們的文化實踐，促成了在共同環境下就集體來説的個體差異。習性不是固定的習慣。它們隨著個體在社會空間移動時獲得的資本的數量和種類之改變而改變。

主要基於對馬克思理論的修改，布迪厄提出階級位置取決於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擁有量的理論。社會聯繫、對官方認可的知識和話語的掌握、對被神化的文化形式的消費以及對財産的擁有權共同作用，進一步加強了社會權力上的不平等分佈。堅持認為真正的文化欣賞需要大量的接觸和專業的反饋再一次加強弱勢群體的附屬地位。在弱勢群體已經被系統地剝奪了持續培訓和大量閒暇的前提下，它通過授予掌權階級輕易接觸到“偉大的”思想家和“高雅的”文化的機會，不斷鞏固他們的權威性。相反地，浸淫在“低俗”文化亦進一步確認了這些個體缺少社會領導所需要的品質。對布迪厄來説，推進一種有意義的系統來把結構性不平等轉化成個體平等就是象徵暴力的一種。雖然如此，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關係並非這麼直接簡單。公司擁有人和高級經理可能在經濟上富有但文化上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而工作在創意和知識産業的人可能發現他們大量的文化資本只帶來較低的收入和物質回報。這些分化加強了現代社會對於公共文化的掌握權的爭論，使市儈的資産階級對立於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當權派對立於前衛派，商業對立於創意，管理對立於自治。

布迪厄在藝術方面展示了象徵障礙如何妨礙了文化的完全參與以及人們如何自發地排除了自己參與的可能性，這對於文化政策的制定有很重要的啟示。拿博物館作為例子，保持入場免費很關鍵，但除非政策同時著眼于收藏品如何被編寫，推廣以及展示、如何組織終生的藝術教育以及如何處理學術知識與民間創意之間的關係，它的影響將會被限制。

文/Graham Murdock 譯/mooncafen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