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段韓事件”，是指批評家段君與整形醫生韓嘯，因為藝術觀點不同而發生摩擦，繼而引起打鬥，遭至公安機關介入之後，使段君蒙受牢獄之災的惡性事件。這個事件在圈中造成了極大影響，也引起了各方討論。其討論的範圍，到後來已經遠遠超出了段嘯之間的個人糾紛，而涉及到整個批評界，一時間把批評家的職業操守，即批評家應不應該坐臺等話題也給激發了出來。我看過這其間的不少議論，有的尚屬公正，對此事進行了客觀分析，也對批評家的當下處境作出了相應的反思;有的則完全是憑空臆測，以道德批判淩駕於事實之上，對“段韓事件”進行了歪曲的解讀，甚至把更多的批評家也牽扯進來，一併送上了道德法庭……我是“段韓事件”的半個見證人，大致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所以，面對各種風言風語，我有責任和義務來澄清一些事實，以免更多的曲解，以訛傳訛。
事情發生於2014年7月底在湖北神農架舉辦的一次關於行為藝術的討論會現場。就這個討論會而言，最早動議的是賈方舟先生。賈方舟有感於國內行為藝術的艱難處境，出於道義上的支援，提議由我們批評家自籌資金成立起來，而後受到“吳作人基金會”大力援助的“中國美術批評家基金”出資，召開一次有關行為藝術的討論會，來全面梳理行為藝術的歷史和它在中國的發展脈絡：一方面是聲援在國內舉步維艱的行為藝術;另一方面也是檢討批評自身，使藝術批評能夠從商業化的利益糾纏中疏離出來，做一些真正有益於學術建設的事情。其實，在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和藝術生態中，如何保持批評的客觀公正與獨立姿態，一直是眾多批評家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和賈方舟等先生當年倡議“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的初衷。之所以要組織這樣的一個年會，就是希望能夠從官方體制中擺脫出來，以民間方式聚集力量，一方面對抗國內美協系統的話語壟斷，另一方面也是從西方的強勢話語中爭取話語權，從根本上還是為了給中國當代藝術的自由生長創造理論條件，通過對藝術批評自身的建設，來建構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體系。所以，自2007年第一屆年會以來，每屆年會我們在討論美術界的一些熱點話題之餘，都辟出了自我批評的單元，以反思藝術批評自身的問題。當然，萬事皆不可能盡遂人願，年會確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遺憾。但這並不能否定它的意義，即作為一個民間準組織，客觀上對中國當代藝術發展起到的推導作用。
神農架行為藝術討論會，可以説是批評家年會的一個分會，是將某些藝術話題引向更深層次討論的一種嘗試。因為就年會而言，畢竟參與人數眾多，往往有些話題很難集中和深入。所以，年會的負責人賈方舟先生，又萌生了舉辦一些專題討論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的最早落點，便是行為藝術。為什麼會選擇行為藝術?這是因為行為藝術的爭議最大，也最容易引起社會的誤解，所以，亟待出現一些專業性的梳理，來為其正名。這就是賈方舟等同仁組織神農架行為藝術討論會的本意。那麼，為什麼又要將這個會議安排在神農架呢?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一次美術理論研討會就是在神農架。現在藝術批評界的一些扛鼎人物，如賈方舟、彭德、皮道堅等等，均是從1982年神農架的那次會議中脫穎而出，走上批評之路的。三十多年後重返神農架，是不忘初心，試圖回到朱熹説的“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那個人文起點;再者，藝術贊助人陳達冰先生剛好在神農架有自己的酒店，他為人慷慨，熱情好客，願意給會議提供幫助。於是，在多方力量的支援下，便有了這次神農架行為藝術討論會的順利召開。
青年批評家段君，是此次會議的三位組織者之一。除他之外，還有賈方舟和朱青生，可以説是代表了中國美術批評界的老中青三代。之所以此次會議，賈方舟邀段君一起搭幫工作，是因為段君近年來非常活躍，且有過一些策展的實踐經驗，對不少行為藝術家也很熟悉。出於提攜晚輩之心，同時也是為了給年輕人提供一些鍛鍊的機會，賈方舟選擇段君，委以重任，可謂是伯樂識馬。而段君也的確不負眾望，堪當此重任。在會議召開之前，他不僅早就安排好了所有流程，還與北大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編輯部合作做足了案頭工作。比如為中國的行為藝術做了一份較為完整的編年表，比如整理出了行為藝術的一份重要檔案等等。他們腳踏實地、勤懇敬業的工作精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農架行為藝術討論會，最終確定的時間是2014年7月26日至28日。我因為在歐洲出差，26日下午才匆匆趕到神農架，上午的討論會沒有參加。據説，段君與韓嘯的矛盾，就是在那個時候醞釀的。説到這裡，我必須還要做一個交待，那就是在討論會期間，為了給討論提供一些具體的例證，豐富會議氣氛，組委會還特邀了幾位行為藝術家來現場表演。其中包括近年嶄露頭角的薩子和厲檳源等等。韓嘯本來不在邀請之列，但他執意要來聽會，並找了賈方舟申請，後徵得組委會同意，才與大家一起聚到了神農架。但是，雖然韓嘯參加了會議，可他原本懷揣的希望，卻是竹籃打水落了個空。據説，6日上午的討論會，在涉及一些具體的行為藝術案例時，段君對韓嘯的作品提出了相關的批評意見。“段韓事件”的導火索，即是發端於此。
事出當然也是有因，韓嘯為什麼會對段君的批評耿耿於懷，頗為惱火呢?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韓嘯對這個會議的期望值太高，迫切希望批評界能夠為他的一系列行為正名，而段君的批評，卻猶如當頭一盆冷水，澆滅了他的希望，自然會令韓嘯心生怨氣;此外，更為重要的是，韓嘯早先在濟南做的一個行為現場，段君是受邀嘉賓之一，且在討論會上發過言。兩段發言因時間和地點不同，呈現出了不同的內容，這在韓嘯看來，似乎是出爾反爾。這正是韓嘯遷怒于段君的原因，也是後來引起一場關於“坐臺批評家”討論的由來。
所謂“坐臺批評家”，原是王南溟先生杜撰的一個詞，特指帶有雇傭關係的評論活動。在今天藝術市場極為繁榮的背景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風氣已瀰漫于整個業界。對此，批評家們確實應該有所反省，切不可認錢為親，毫無原則、毫無立場地坐臺，以毀自己形象。但是，因噎廢食，就此不再參與藝術活動的現場，也斷不可取。畢竟藝術批評是藝術創造的一部分，依附著藝術家的活動，需要經常出場，也免不了坐臺。而在此過程中，按勞取酬，也是合情合理，只要不是牽強附會。事實上，現在的批評家早已經分化多元，不能要求所有批評家都是法官，因為有的可能是注重批評，而有的則傾向於評論和分析，還有的甚至已經轉到了展覽策劃中，實際上是既有法官，也有律師。所以，不同角色，應該以不同的要求對待。我的看法是，如何在社會角色中完成自我的精神確認，將知與行統一起來，比坐不坐臺的問題更為重要。
當然，對於自己曾經違心地為韓嘯坐臺，段君後來是有過反思，也是深為懊悔的，他甚至因此而一度萌生去意，想放棄批評這行。可見段君心裏是有自持的。我並不想為段君辯護，我只是想説，有時候批評家坐臺，並不見得都是為利益，也有繞不開的面子。段君當初為韓嘯坐臺，很可能是衝著策展人的面子而去。這從他當時的發言即可看出，其中除了對行為藝術的分析，並無半點吹噓韓嘯之意。韓嘯從醫學界跨入藝術領域，認為當初段君坐了自己的臺，就不能再有出入，是一種典型的商業思維。孰不知，坐臺不是終生的綁定，只是一種暫時的契約關係，一旦離開現場，契機關係便解除了，之後如何再做評價，得看這個批評家的德性，也要看這個藝術家的造化。段君當初違心坐臺確有失誤之處，但韓嘯不依不饒，則升級成了另一個問題。據説，段君批評韓嘯之後的第二天，韓嘯曾把段君喊到自己房間進行威脅恐嚇，並且還動了手。無論如何，這已經超出了簡單的矛盾，具有了人生攻擊的性質。所以，當我從陳默處得知了段君的遭遇後，馬上便拉段君和陳默一起向賈方舟等先生作了彙報，大家都為此而感到震驚。於是，便有了後來賈方舟、朱青生和彭鋒三位先生一起約談韓嘯，出面調解段韓的糾紛。
其實，起先段君對此也並無深究，只是提出來，要求韓嘯給自己當面道個歉。當賈方舟等先生單方面約談韓嘯時，他也承認了自己的過錯，並應允要給段君道歉。可是把段君也喊到一起對質後，韓嘯卻食言了，不僅沒有表示歉意，反而喧賓奪主，要求事情就到此為止，完了還拂袖而去。此舉無疑擊怒了段君，使他怒不可遏，追上去便出手打了韓嘯。當時，我們有不少人都在現場，見此情形，馬上對段君進行了阻攔，所以，並未造成多大傷害。後來，韓嘯報了案，且要求去看醫生，酒店的主人陳達冰先生還專門派車，並找來工作人員陪同一起去了醫院。當時，韓嘯的身體狀態並無異常，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證。後來，派出所也覺得這只是一場內部糾紛，並未造成惡性後果，故而，也沒有繼續追查，事情就這樣平息了下來。不想，近半年過去了，韓嘯卻憑藉一張幾個月後開據的傷殘證明，狀告段君，至段君被刑事拘留，在神農架蹲了數天監獄。這便是“段韓事件”的完整經過。
關於這個事件的刑事部分，我不想討論過多，因為涉及到一些法律問題，得由司法部門去介入。我只想説這個事件造成的影響，應該説是相當惡劣的，它激發了很多潛在的矛盾，不單是坐臺不坐臺的問題，還有藝術家與批評家，藝術與非藝術，以及經濟生活中人的獨立性等等問題，促使我們不得不深思。作為批評家群體中的一員，其實，我也常被這些問題所困擾。首先是批評的獨立性。在一個經濟社會，假如經濟不獨立，批評是不可能獨立的。而批評家的職業，又不可能直接創造財富，至少在中國，低廉的稿費制度無法提供生活保障，故而，只能依存于藝術家和作品。尤其是像我們這些沒有公職的職業批評家，失去了藝術的現場，幾乎就失去了生活來源。所以，不得不兼顧一些評論工作，參與一些策展活動。這是一個悖論，既要受雇於人，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此矛盾又如何解決呢?我的經驗是，應該有所取捨。孟子早就説過有“不虞之譽”，也有“求全之毀”。所以，不要面面俱到，眉毛鬍子都想抓，而應該去掉某些應酬，避輕就重，按照自己的理論線索去做事。這樣至少可以守住批評的底線，自圓其説。
其實，批評家與藝術家並不是一種對立的矛盾關係，儘管奧利瓦説過批評家是藝術內部的敵人，但這個敵人不是要搗毀藝術，恰恰相反，而是要解放藝術的意義，點燃它的價值。按照伊本•加比洛爾的説法，就是“一個人的心靈隱藏在他的作品中，批評卻把它拉到亮處。” 事實上，一部藝術史，本身就是藝術家與批評家共同參與和創造的歷史。這裡面沒有誰高誰低，誰重要誰不重要之分，而是相互作用下，共同開創的一種時代精神與美學風範。在這方面互為因果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格林伯格之於波洛克，比如奧利瓦之於義大利三C，比如栗憲庭之於方力鈞等等，就都可堪稱為藝壇互為成就的典型。
最後，我想談一談藝術與非藝術的話題。這是一個從來都困擾著藝術史的問題，尤其是到了當代藝術媒介得以解放，藝術的邊界得以拓展之後，這個問題更是令無數人陷入了理解的窘境。正因為如此，也為某些跨界人士跳進藝術之門，提供了可乘之機。不排除這種跨越給藝術帶來的生機與活力，尤其是將其他領域的某些新問題、新方法引入藝術範疇，豐富了藝術的內涵，拓展了藝術的邊界。但是，這也很容易使藝術在“人人都可以做”的誤傳下，陷入尷尬和虛境，成為一個空泛的概念。回到韓嘯做手術，作為整形醫生，這本是他的職業所能，但他偏要將其移植到藝術現場，我以為不是不行，而是理由不夠充分，方法過於板滯。其實，就韓嘯在藝術空間做手術，是不是行為藝術，我曾跟他有過當面交流。在我看來，他的手術除了空間的轉移，沒有任何其他變化，也就是説缺乏應有的藝術轉換，以及去功利化的美學提升。故而，仍然是手術，而不是藝術。因為藝術是一種問題意識的昇華，儘管是從生活中來，但不是為具體的生活目的而服務，如果是針對現實所需，那就是其他服務類型的職業行為了。韓嘯為他人整形，或為自己植發，都有具體的功利目的，即為了讓人的外形變帥、變美。這跟楊志超在自己身上烙身份證號，何雲昌以民主投票方式決定在自己腿上動刀等行為，所涉及的社會與文化問題，以及毫無功利性地身體演繹，是兩個不同層次。所以，我對韓嘯當初的行為藝術不予認同，並曾建議過韓嘯應該去掉原來當醫生時的固有思維，多做一些轉換性的藝術思考。但也許是過於自負，也許是還沒來得及調整。故而，也就釀成了後來的結果，即神農架行為藝術討論會，在評選近三十年來中國行為藝術的重要作品時，排除了韓嘯的手術行為，從而釁起蕭墻，引出了“段韓事件”。
縱觀整個事態，我認為，藝術家有責任，批評家也有責任，而這兩個責任，本都是完全可以推卸的。但因為藝術，因為藝術的問題，仍然是一個問題，而段君和韓嘯也都想觸及這個問題。所以，也就有了彼此的紛爭。説起來，都是藝術惹的禍。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雖然，這個事件發展到後來，對韓嘯與段君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傷害，但確實也提供了一個案例，為將來的藝術討論，以及藝術探索的可能性等問題，畫出了一個理性的邊界。我想，這應該是我們事後得到的啟示，抑或也是一種藝術拓展之後的回歸吧。最後，我想借用尼采的一句話作為結束語：“害蟲叮人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它們要維持生命。批評家也一樣，他們需要我們的血，而不是痛苦。”但願這是一次血的教訓，通過這個教訓，能夠使段君與韓嘯都放下恩怨，從痛苦與焦慮中解脫出來，獲得藝術的昇華和生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