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一書中對攝影的討論其實已經超出了攝影是一種藝術形式的範疇，而延伸到了道德、政治、文化等領域。桑塔格是眾多藝術家在思考和研究社會“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的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作家之一。傑歐弗裏•莫維爾斯針對攝影及其他重要問題對桑塔格進行了一次訪談。
傑歐弗裏•莫維爾斯(Geoffrey Movius)：你最近一篇刊登在《紐約書評》上的關於攝影的文章寫道，“沒有任何虛構文學作品能夠在原創性上媲美一份文件，”還有，“美國對任何看起來有文學性的東西都有一種帶有惡意的懷疑”。你認為虛構文學正在沒落嗎？印刷出版正在沒落嗎？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小説作者們被可信性的問題弄得很緊張。其中許多人對於純粹虛構很不安，試圖給虛構小説安上非虛構的人物。近期的一個例子是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我作為男人的一生》，這本書由三個中篇組成：頭兩個故事據説是由第三個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所寫的。關於作者自己的角色和經歷的一份文件似乎比虛構的故事更加可信，這種情況在這個國家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普遍，這反映了一種觀察事物的主流心理。我的朋友們告訴我，小説作者唯一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書是作者自己的信和日記。
莫維爾斯： 你是否認為這是因為人們覺得需要與過去——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接觸？
桑塔格： 我認為這更多是因為他們缺乏與過去的聯繫，而並非他們對過去感興趣。許多人不相信一個人能夠給出一個關於世界、關於社會的説法，但只能給出關於自己的解釋——“我是如何看待的”。他們假設作家做的事就是去證明，如果不是自首的話，而一部作品就是關於你如何看待世界，已經如何給自己定位。小説應該是“真的”。就像照片一樣。
莫維爾斯： 《恩人》與《死亡工具箱》不是自傳。
桑塔格： 在我的兩部小説裏，虛構的部分比自傳式的部分更加震撼。最近的一些故事，比如刊登在1973年4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上的《中國旅行計劃》，的確寫到我自己的生活。當我不是要説給其中個人證明和自白的部分，真實的和虛構的，是打動讀者和有野心的作者的主要因素。關於未來學，或預言，的味道，至少是同樣重要的。但這些元素也確定了真實的歷史中普遍的非現實性。有些歷史小説，比如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的，其實是科幻小説。
莫維爾斯： 你關於自傳作家和科幻小説家的對比讓我想起了《紐約書評》的文章中的一段，其中你寫道，有些攝影師把自己看作科學家，其他人是道德家。科學家“産生關於世界的目錄”，而道德家“關注艱難的情況”。你認為，道德家攝影師們現在應該專注在什麼樣的情況上呢？
桑塔格： 我不想給出規範性的説法，説人們應該做什麼，因為我希望他們總是可以在做許多不同的事情。攝影師作為道德家的主要興趣一直都是戰爭、貧窮、自然災害、以外——災難和腐朽。當新聞攝影記者報告説“沒有東西好拍”的時候，這通常意味著沒什麼糟糕的東西好拍。
莫維爾斯： 那麼科學家呢？
桑塔格： 我認為攝影的主要傳統意味著，任何東西都可以很有趣，只要你給它拍張照。它存在於發現美，一種可以存在於任何地方的美，但通常被認為存在於尋常與平庸之中。攝影合併了“美”和“有趣”的概念。這是美化整個世界的方式。
莫維爾斯： 為什麼你決定寫攝影？
桑塔格： 因為我曾經為照片著迷。因為事實上，所有的美學的、道德的、政治的重要問題——“現代性”的問題和“現代主義”品味的問題——都在攝影相對短的歷史中被展現了。威廉•艾文斯(William K. Ivins)曾把相機成為印刷術以後最重要的發明。對於情感的進化來説，相機的發明可能更重要。當然，是攝影在我們的文化，在這個消費者社會中，被利用的方式使得攝影如此有趣而有力。在中國，人們不會“攝影式地”看東西。中國人給彼此照相，給著名的風景或紀念物照相，就跟我們一樣。可是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外國人會衝過去給一扇又老、又破、又斑駁的門照相。他們沒有我們的“圖畫般的”概念。他們不理解攝影是一種分配和改變現實的方式——通過一張一張照片——不合理的或沒有價值的對象的存在會被否定。就像如今寶麗來SX-70的廣告所説：“它不會讓你停下來。突然間你看哪兒哪兒都有如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