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畫”不是一個畫種，而是一種主張。既然是主張和呼籲，那就意味著當代缺少文人甚至是沒有文人畫。事實上，過去的所謂文人畫，也不是一個畫種，而是一種籠統的稱謂。

文人畫在古代來講，是個偽命題。古代的畫家如果沒有文人的修養，很難進入繪畫史。但古代的“文人畫”這個概念也是從廣義上來説的。嚴格來講，古代的文人畫家不能統稱為“文人畫”家，因為文人這個概唸有點氾濫和籠統了，實際上大部分文人應該叫士大夫，也就是我們通稱的文官。

稱之為士大夫或文官，並不等於就降低了他們的文化身份。有人非要區分出董其昌、文徵明與徐渭的區別，我認為沒有必要，單從身份上來説，他們本質上都是文官群體，至於做官的大小與仕途的好壞，則是另一回事。中國古代的文人或文官群體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想進入仕途；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想刻意回避自己的官員身份，要標榜為文人群體，即便是像乾隆這樣喜歡附庸風雅的偽文人，也要自我標榜為文人。這説明他們對文人身份的看重和嚮往，但我們在進行理性判斷時，應該清醒——寫了幾首詩，就能説是文人嗎？畫了幾幅帶款字的畫，就能説是文人畫嗎？如果是這樣，那今天凡是拿起筆桿寫公文的人，恐怕也要稱作文人了。

真正的文人是從春秋戰國時期，以民間獨立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這個群體開始的，他們純粹以文或文化為職志，比如像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我們判斷文人，不能按照他所從事的是什麼職業，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獨立的文人或文化人格。以他所從事的職業來進行文化身份的判定，是一種庸俗社會學的判斷模式，但很多人往往陷入其中無法自拔，所以導致很多判斷出現問題。

如果按照這種思維模式，那麼民國時期的很多事情便無法解釋。民國時期很大一批學者、文人、政要、藝術家，他們的身份是複雜、多重的，比如葉恭綽，本身是大學者，但他也是政治家，同時還是教育家、鑒賞家、詞人和書畫家。再比如徐世昌有“文治總統”之稱，晚年退出政壇以後，純粹以賣字為生。這些人雖然是“遊于藝”，但是他們在藝術上的造詣可不一般。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文人了。民國時期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學者和書畫家，幾乎都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弟子或同黨，受他們的思想影響很大。而且，他們的思想也非常之新，甚至可以用超前來形容，他們的身份豈是用新、舊這樣的詞彙所能表述得清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説，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黃遵憲、譚嗣同、羅癭公、嚴修、魯迅、陳獨秀的很多新思想，是今天的很多所謂“新文人”都遠遠無法企及的。甚至民國時代的很多新潮畫家，如弘一法師、劉海粟、潘玉良等人的很多前衛美術思想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今天的文人未必新，過去的文人未必舊。

今天一些人主張的“新文人畫”有其特定的指向，就是因為現在中國缺少了文人和文人畫，缺少了時代性的東西，缺少了自己的獨立藝術精神。但我們不能從字面意思去理解文人和文人畫的新與舊，也不能認為反映了當下題材和內容的繪畫就一定是新的，甚至在我看來，一些刻意迎合當下低俗化審美取向的繪畫恰恰是落後的、倒退的。真正有內涵和思想的繪畫，一定是超越歷史時空、超越單純的新與舊的概念範疇的。所謂的新和舊，一定要站在歷史的角度，用歷史主義的眼光去判斷，而不是概念化的判斷。

事實上，今天中國大量的所謂“文人畫”，其實是“偽文人畫”，很多畫家不讀書、不寫文章，在文上毫無建樹，僅僅是模倣了幾筆宋元文人畫的筆墨或圖式，怎麼能和文人有關呢？

　　(作者為藝術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