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國藝術家頻頻在國際舞臺上亮相的一年，也是國外展覽來華，各國文化、藝術同中國密切交流的一年。今天，藝術面臨著在跨文化統一體的世界大背景下向多元化發展的局面。近期，由德國對外文化關係學院主辦，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合作承辦的藝術展“德國：藝術之域”在京開幕。該展覽主要聚焦于移居德國的外來藝術家群體，探討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差異與共生的獨特現象。在文化對話越來越重要的今天，“這一展覽給歌德學院（中國）提供了一個反思我們自身定位的機會——我們所倡導的文化對話價值何在，我們與當地夥伴的合作是否卓有成效，來自他者的看法如何改變我們的看法，也是進行自我認知的一部分。”

藝術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大量的外來藝術家進入德國創作、生活，本次展覽便是聚焦于這些移居德國的外來藝術家群體，在這股移居潮流開始之初，德國當時的社會和藝術環境是怎樣的？

安德思：上世紀六十年代，西德的學術界及藝術界針對五十年代“戰後重建”政策形成了一個反對陣營，此後抗議之聲愈演愈烈，在後來的所謂“學生運動”中達到了高潮；1933年後的德國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得到全面徹底的解決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主要矛頭所向。這場抗議在國際範圍內展開，尤其是在德、法兩國的學生運動之間發生了許多互動。在此背景下，第一批外國藝術家來到西德，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及後續的若干年間還曾執教于德國各大藝術學院，對當時的德國學術和藝術界産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藝術中國：從較長一段時間範圍來看，這些外來藝術家對德國藝術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

安德思：藝術是跨越國界的，在藝術領域，國籍並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在藝術中得以具體化的是一些全然不同的動機，它們遠遠超越了一個人的出生地和國籍。利用藝術為國家服務，使藝術淪為一種政治宣傳工具，這種做法曾經給德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所以，外國藝術家在戰後德國倍受歡迎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了。藝術領域的國際化無疑是社會開放的一種表現，它同時也是藝術創作的普遍前提。生活在世界各地、處於不同環境中的藝術家是如何有著完全不同的視角，他們又是如何將此轉化為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了解會讓人獲益匪淺，包括藝術家的過往生活經歷、當下現狀以及他/她想要探尋的未來前景，都是需要去了解的方面。

藝術中國：從展覽展出的作品來看，德國的現當代風格是很鮮明的，這樣一來，藝術家自身所屬的某種“國家”藝術特徵被弱化，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安德思：我不認為這種風格在過多的外部影響下會遭到削弱。我還想重申相反的立場：國際化和不同文化間的比較對藝術創作是非常有益的。對過多的外來影響抱有恐懼是一種不必要的反應——例如幾百年前的德國就是這種情況——它會破壞融洽與和諧。相反，我們必須通過各種措施來加強國際融合，例如讓旅居德國的外籍藝術家也有機會獲得教授資格等等。

藝術中國：在今天，全球範圍內的藝術和文化交流特別頻繁，您認為藝術家應該如何對待自身所處的時代併發展出自己的風格？

安德思：關鍵在於，藝術家個體利用眾多的媒體資源，發展出帶有鮮明個人印記的藝術風格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拓展。這其中融貫了他/她生活經歷中的全部要素，既有本國文化的影響，也包括在接觸外部文化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另類”事物數不勝數，在當今時代，藝術家的生活背景是一個極其龐雜的系統，它不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狹隘的所謂“民族”經驗。

藝術中國：作為德國文化機構在中國的代表，您領導的團隊涉及了很多層面的中德文化和藝術交流，在跨文化交流與合作中中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夠和我們分享，文化傳播與對話成功的基礎是什麼？

安德思：如果跨文化交流是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進行，它會為拓寬視野提供各種絕妙的可能性，新的活動空間由此敞開，對於這樣的空間可以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進行開闢，並以協作方式加以拓展。當一個人固執己見並拒絕交流的時候，問題就産生了。我認為，重要的是容許差異存在，也就是説，如果我們知道，人們並不會利用差異對我們施以粗暴改造的話，則差異是可以被接受的。遺憾的是，歷史、尤其是歐洲歷史總是充斥著這種以文明使者姿態來改造他人的狂熱。

成功的文化工作在於讓人們拋棄原本抱有的文化優越感。雙方帶著對彼此的好感與好奇，共同面對一個問題並致力於問題的解決，這是一個相互協作的過程。為此合作雙方需要深信，思想是可以自由生發的，自由的思想只會有益無害。我們希望發起這個過程，並與之一路相伴，賦予它以新的形態。（採訪/編輯：臺馨遙）